中国资本继续搅动好莱坞，但中美合拍意义上“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谈够了吗|《红旗文稿》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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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昌业

壹娱注：本文受《红旗文稿》邀约，写于两个月前，是此前在艺术研究院的一次讨论发言所进行的文字整理。博纳刚刚宣布以主投身份投资8000万美元于罗兰·艾默里奇的新片《中途岛》，中国资本走出去的脚步不断加快，但大家并不常常回看经验，总是用勇气和梦想赌运气。不管之后中国电影公司、电影人会以怎样的成功或是遗憾去不断向前地在海外征战，去年的《长城》仍是无法回避和值得细看的一个里程碑案例。

虽然《长城》的话题热度已经过去，但它在中国影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仍然值得反复讨论。很难用票房数字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来简单地盖棺论定这部影片，特别是在“走出去”这一长期的战略目标下，于政府、于全行业而言有太多值得探讨和缕析的内容。

本文原题：《长城》是中国电影一次成功的走出去吗？

中国电影“走出去”无论是对于行业管理部门、还是中国电影公司，以及诸多的中国电影人来说，都是一个努力、奋斗了十多年的梦想——特别是在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刷新着自己的市场纪录，创造着越来越令世界惊奇的票房纪录和产能加速的这两年，中国电影从内到外对于“走出去”的渴望也就愈加强烈。

当我们的市场容量已经成为除北美之外的第一大市场之后，“走出去”的重点自然就落在了能否在北美——在全球电影工业的中心获得成功。

《长城》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部电影——中国电影人、中国电影公司以及中国电影的管理部门都想知道梦想该如何照进现实。

《长城》

张艺谋的中美合拍片《长城》已经在北美上映四周了，该片累计票房已近4500万美元（注：截止到5月25日，约4500多万美元），以2016年美国影院业主协会（NATO）统计的北美平均票价8.65美元计，该片在美国吸引了500多万人次进入了3300多座影院。

如果以张艺谋为坐标，向前追溯十五年，彼时《英雄》（2002）恰逢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伊始，以国产的大片的雄姿在当时的内地市场横扫千军，2.5亿的票房刷新了纪录，也给了当时的中国市场一次革命性的视野突破——2004年该片登陆北美市场，拿下5300多万美元票房。

显然，对于《长城》而言，即便是张艺谋跟张艺谋比，这一次就票房成绩来说，“走出去”也实在难言成功。

《英雄》

《长城》IMDb评分6.4，烂番茄观众指数51%；《英雄》IMDb评分是7.9，烂番茄观众指数87%。从票房到口碑，《长城》这一次的“走出去”是有些苦涩的，就像美媒在该片上映伊始一篇报道标题说的那样——The Wall Is Far From Great（电影《长城》远非伟大）。

但，暂且抛开结果不谈，《长城》在产业意义上则在很多方面都夯下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里程碑。

首先是内地导演第一次执掌上亿美元的好莱坞大制作，这里不仅仅是说从预算规模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是对于张艺谋和参与此片的中影和乐视影业来说，都是第一次真正地作为一个局内人感受了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张艺谋此番在《长城》的制作中，只是一名受雇的导演，剪辑权在片厂手中而非在张艺谋手中。

《长城》在中国上映前几日，网上曝出一封张艺谋写给《长城》里的一位音乐表演者赵牧阳的一封信——

“你在长城上的演唱，美国人本来要剪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跟她们急了，才保住。很遗憾镜头不多，还是半侧面，认识你的人一定能认出来——但你苍凉而悲壮的演唱，配合画面，令所有人动容。”

赵牧阳在微博放出张艺谋书信

即便是张艺谋这般的中国大导演，即便他当时是传奇影业力邀而来，在好莱坞片厂的机器之下，张艺谋也并不能掌握最终剪辑权。

很难说这种以制片厂为最高权力中枢的机制是否能够生产出优秀的作品，但这是好莱坞一百多年连续发展和积淀下来的一种商业运转机制，对于能否做出卖座影片来说，这是一种在概率上更易获得成功的方式。而对于中国电影公司、中国导演来说，近距离地成为这套商业机器里的一部分去积累经验，总好过嘴上谈兵式的叶公好龙。

再者，《长城》是由2015年好莱坞排名第一的片厂环球影业承担北美发行，与《英雄》当年的独立片商米拉麦克斯相比，《长城》的发行真正算得上是在北美得到了主流一线发行公司的支持——无论是中美合拍片还是其他的国产电影，在北美市场这都是第一次由“六大”来发行，因此也才有了3300多座影院同时上映的大规模开画。对于马特·达蒙而言，这或许稀松平常，但对于张艺谋，对于包括景甜、刘德华、张涵予这些中国演员来说，这都是第一次能够在那么多座影院里与北美观众见面。

借力“六大”的发行能力，《长城》这一次令中国电影“走出去”至少在北美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亮相，不同于过去在几大国际A类电影节上的竞赛展映亮相，不同于在这些电影节上常常有的所谓经久不息的掌声，也不同于中国官方常常带着中国电影到北美华人社区办的展映，这一次《长城》是真正依靠好莱坞自己的商业机器与西方观众有了一次大规模的亲密接触。

仅就以上两点而言，《长城》的经验已经给中国电影“走出去”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最终的果实有些苦涩呢？

首先，文化自信是一种内生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外化的主义包装。《长城》在中国文化的元素上太过陷于外化的主义表现和形式包装。太多象征意义和符号表现的中国文化在这一西方类型（怪兽片）片里显得突兀，即便是中国观众在本地市场看到这样的表达，也觉得生硬——生硬过度反倒令人感觉不够自信。

《长城》剧照

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作为背景能够润物系无声地去承载整个故事，文化的作用力是表现在人物行动的逻辑，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东西方人物在同一时空下的故事里，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和解都该是基于文化的不同而发生的。《长城》虽然举起了“信任”的普世价值大旗，但还是令人遗憾地在剧情上牵强地形式上地完成了马特·达蒙与景甜角色之间从敌视到互信的情节过渡。当观众无法认同人物的转变，那么故事也就很难触动人心、令人信服。

当然，传奇影业本身向来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片厂，而张艺谋也多年来被诟病在剧作方面总是欠缺火候，前者偏好大场面、大特效的感官体验，后者喜好大色彩、大符号的视听表现，也因此令整个电影显出了巨大的失衡。

其次，在成龙李连杰巩俐章子怡之后，立足好莱坞的中国演员已无以为继。当《长城》邀请到的是好莱坞一线明星马特·达蒙之后，女一号却是一个即便在中国市场都只能算是毁誉参半的女演员，无论是演技还是外形，都很难称得上是马特·达蒙的“对手”。

演员的表演也是需要势均力敌才能出彩，为什么男女主人公的信任建立这么不具备说服力，与演员的表演、诠释不到位有很大的关系；其次，也是因为女主演的国际影响力缺乏和演技匮乏，才让马特·达蒙参与《长城》显得如此像是捞金而遭遇美国媒体的冷嘲热讽。

从成龙到李连杰，从巩俐到章子怡，自上个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其实有不少中国电影演员在好莱坞闯出了名堂，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承载符号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电影是流行文化，是大众文化，它需要明星这一通俗的符号成为文化的载体去令观众喜好，然后才会推动观众去主动地了解和欣赏明星背后的文化。

当年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是世俗平民化的情感和价值观的故事影响了中国观众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是美丽、俊俏、健硕的女明星、男明星成为老百姓服饰、发型的潮流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世界——这就是文化输出的力量，但也证明了明星对于文化输出的必要性。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市场一方面走入了超高速的发展通道，但另一方面却再没涌现出能够像成龙、李连杰、巩俐、章子怡这样的代表中国的国际明星，或许本土市场本身已足够令明星们赚得盆满钵满了，再难发现有实力的明星去好莱坞先从“普通人”开始闯荡——这其实也让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凭借，《长城》在北美的尴尬与此亦有相当的关系。

张艺谋新作品《影》开机

张艺谋的新片《影》已经开机，《长城》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只是“走出去”征程的一段——没有终点，只会不断前行。复盘和检视在这样一部上亿美元的中美合拍电影的全部过程里，我们收获的宝贵经验和切身感受都是下一段征程的最好路书，我们体会的遗憾和失败也都是下一段奋斗的最佳功课。

不以成功或失败轻易判断一次努力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当“走出去”成为商业机器的本能冲动和奋斗，试错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次只是告诉我们，中国电影仍然准备不足，就像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突然降速——有时候只有苦涩才能让我们更加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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