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IP交易开始大热的当下，除了钱，你真的知道怎么能够买到日本IP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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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二十三

“在日本买版权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最终的判断不是以钱的多少来做决定。”

“岩井俊二的在华经纪人”是他在媒体面前常被赋予的标签。事实上这早已是陈年旧事，1996年的《燕尾蝶》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标签的由来。因为和日本市场长达二十余年的打交道，所以，要说中国人里面最懂日本电影市场的，他一定是其中之一。

他就是顾晓东——曾经担任导演、制片人、策划人、演员。黄磊的导演处女作《麻烦家族》之所以能够获得山田洋次导演作品《家族之苦》的翻拍权，与顾晓东和山田导演十多年的友情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壹娱观察（微信ID：yiyuguancha）上周独家专访了这位中国的“日本通”，聊了真实的日本本土电影市场、版权买卖与中日新导演的困境与破局。

顾晓东

日本电影市场：观众不喜3D偏爱国产片、电影制作预算低到难以相信

“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出租DVD？！”

在互联网迅速成为中国市场主流的这些年，日本电影产业的收入有一大块依然是通过二次利用，即音像制品等其他的收入来撑起。“票房能占到一半，另外一半是需要通过版权、特别音像制品这样一个市场来回收。DVD出租业务依然健在。”顾晓东笑称，国人一定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日本三大音像店之一——TSUTAYA  DVD出租店的内景一瞥

日本原本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2012年被中国超越，中国影院市场的票房已经达到了它的四倍。

“日本观众不太喜欢3D，也不那么欣赏好莱坞的系列电影。”顾晓东说道，“因为没有配额限制，在日本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每年上映的国外电影在600部以上，但是日本观众更喜欢看国产电影。日本国产片和进口片的市场占比差不多在6:4，国产电影占了6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好莱坞电影频频在日本市场遇冷的问题。

日本市场形态成熟且多元化的同时，观众对电影选择的态度却泾渭分明。举个例子，在中国电影节上一票难求的是枝裕和导演，回到日本国内却并非主流商业电影。加上日本国内观众立场鲜明，若不是自己喜欢的影片，“另外一批人可能就是完全不看这个电影”，所以也极少出现对某部电影一哄而上的追捧事件。

在本土传统消费习惯被多重打击下，还有一个在走下坡路的是日本电影的预算。“其实日本新导演出头不会很难，因为日本观众他接受本土的文化，也愿意看到新面孔。但是他们找预算真的太难了。”

他透露，2015年代表日本去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百元之恋》，整个电影的预算“低到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仅有1500万日元（约100万人民币）。

《百元之恋》海报

“所以，电影这个职业在日本现在不那么被憧憬了，因为电影从业者的压力很大。”

当日本IP版权开始大热：版权体系的成熟和严谨对中国商人或许是个难题

《麻烦家族》是山田洋次导演第二部被国外翻拍的电影，上一部是《幸福的黄手帕》（以下简称《黄手帕》），当时被美国翻拍了。

在《麻烦家族》中，黄磊加入了《黄手帕》在电视上播放的片段，相当于给山田导演的一个致敬。仅仅是这一个镜头，制片方就要先后找到松竹映画、高仓健等征求同意才能使用。除外，由于当时山田导演是看了美国一个报纸的报道之后，才给了他灵感来创作，所以，制片方还要去找到那位写了报道的美国人，征求同意，最后才用上了这几个镜头。

《麻烦家族》海报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知识产权的体系。”顾晓东对壹娱观察（微信ID：yiyuguancha）说道。

日本版权一直深受各大市场青睐。他认为，对于日本来说，价格并不是最大阻力，最关键的还是专业。

讲到这一点，顾晓东提起了一个乌龙事件。今年年初传出消息，某位日本著名导演的经典电影将被翻拍成中国版。而导演直到看到新闻，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早期的作品版权不在导演手里，而导演自己也根本忘记了管理版权的电视台好像曾经征询过销售版权这件事。

“首先，捋清楚版权到底是谁的，跟谁谈才是对的。找到版权的拥有者或者管理者，因为拥有者他也可能不管理。”

有了一个清晰的路径之后，下一步便是以专业的态度来给出从制作到宣发的（英文／日文）完整提案。最重要的就是让对方清楚，你是谁、你为什么想改编这个IP、你将会如何改编、方案是什么、在什么平台播出、用什么卡司等等这些基本信息——细化的方案能够赢得信任，再加上别具一格的改编理念，是谈判的关键。

“日本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最终判断不是单纯以价格，不是以钱的多少来做决定。” 顾晓东称，多的时候，有十几家公司争夺一个版权，他也曾遇到过报出了8倍价格的人。但在已经拥有成熟工业体系的日本，钱早已不是第一考虑要素。

当然，人脉同样重要——比如《麻烦家族》版权的顺利漂洋过海，便正是因为顾晓东与山田导演的关系。据当时接近计划的知情人向壹娱观察记者透露，顾晓东当时基本上是以制作费5%的价格买下的版权。

新人要出头：“华语新导演计划”重塑师傅带徒弟的新导演成长生态

 “我们曾经的制片厂体系不复存在了，以前在这个体系里会有师傅带徒弟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学校毕业进到制片厂，从场记做起，做到副导演慢慢有机会做自己导演的片子。现在这个过程没有了，这个体系没有了，所以我们特别想为新导演提供一个新的良性的生态环境。”

2014年，市场上出现了一部拼盘式院线电影《恋爱中的城市》。由关锦鹏、岩井俊二、魏德圣监制，文牧野、董润年、韩轶、傅天余、翼佳彤等导演执导。这个计划在当时走得还是比较前端，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几位新导演们能够“一条龙服务”地感受电影从制作到市场的全过程。

《恋爱中的城市》海报

该计划正是由顾晓东在上海发起的，今年“华语新导演计划”已进入到了第三届。

和之前一样的是，挑选出30位导演，其中10位旁听，20位由“计划”来承担包括食宿的所有费用。结束之后，便推出几个导演，一起联合制作一部院线电影——最初，大家甚至都觉得这是个政府的公益项目。

然而，短短三年，现在的新导演计划几乎遍地开花。市场上还出现了被称为“新导演练兵场”的网络大电影，顾晓东再次发起的这个计划，又会带来什么不同？

“这次计划会留下三个导演，因为五个导演的独立篇幅的拼盘观众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我们调整了影片的结构。三个人的故事也相对更加完整，观众的接受度会更好。”

除外，由于在第一届时便发现新导演们的整体能力不是太平衡，此后便在导师阵容中加入了新的角色。“因为第一年来上课的导师都是导演，从第二届开始我们就引入了像摄影、美术、录音，今年还会有制片人。因为他是个导演，所以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全局观和整体的能力。”

对比中日新导演的区别，顾晓东认为，中国的新导演尽管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市场，但日本的新导演比中国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因为在日本、韩国，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新面孔总是应接不暇，这和国民的接受形态有关，“他们愿意看到新面孔”。而在中国，观众常常“不是明星不太愿意看”，或是偏见地认为“外国的一定比中国好”。

顾晓东认为，早前《摔跤吧！爸爸》的逆袭也正是一种报复性的观众反映——

“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演员的高片酬、替身等各种问题就一再地被诟病，整个社会对中国演员特别是小鲜肉持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这时候，来了一部主要演员为了拍片让自己增减25公斤的电影，而电影又具备了很高的质量，这就跟之前的《大圣归来》一样，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自来水’的泄洪，一下变成一个社会现象，挡也挡不住。”

市场再大是一回事。顾晓东认为，对行业真正有帮助的，还是一个良性健康的循环制度。“照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和体量来说，我们依然需要更多的优秀导演，年轻的新导演也依然需要更多的帮助，虽然我们力量有限，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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