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为什么在现代教育的标准下，《论语》显得毫无价值？
食堂君：《论语》作为一部传承了两千年的经典，对于现在的我们既熟悉又陌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文章中，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用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为我们重新解读《论语》的价值：在现代教育以教授专业知识、培养“有用”的人为目的前提下，《论语》恰恰能够弥补现代教育的缺失。
文/张汝伦
儒家的教育理念
建立在对人性理解的基础上
曾经是传统社会读书人必读书和传统教育核心文本的《论语》，近年来在一些高校的课程中也占据一席之地。
比如在复旦，哲学学院和中文系都开设了《论语》的常规课程，几乎每个学期都有，但学生还是踊跃选修。
我曾在一个学期同时开两个班，选课学生近五百人，但仍然有许多想修这门课的同学未能如愿。
但很少会有人认为《论语》对于现代教育具有它对于传统教育同样的地位。
一方面是孔子本人和《论语》都不再具备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的理念、目的、方法和任务，也迥异于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当然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举当官等实用或实利的一面。
其末流也的确是如王韬所言：其“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所志者科名耳。其于当世之利害，钱榖兵刑之实务，漠然置之度外。”
但儒家传统教育的理念却是将此实用的考虑排除在外的。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
其根本目的，却如朱子所揭示的：“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礼禄而已也。”
儒家基本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生目的根本理解基础上的。
古人早就看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恶欲者，心之大端也。” 故孔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而《论语》一书，正是孔子实践这样一种教育理念的记录。它并不抽象谈论义理，而是从实人实事出发，寓义理于实人对实事的具体应对判断和抉择中。
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具体事情、具体处境的点拨，使学生得以通过日常立身处世的种种行为，人格境界得到提升，成己成物，达于大道。
《论语》在传统教育中的意义，的确是与现代教育的目的格格不入的。
现代教育日益成为
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
如果说传统教育是一种内向性教育，教学者都向内用力，致力于内心的丰富和完善以及人格境界的提升的话。
那么现代教育绝对是外向性教育，受教育者不断向外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和能力，再不会将向内用力看作是教育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理念，教育在现代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它的目的、视野和任务都从内转到了外，从人转到物，从德性转到知识，从行为转到技能。而它的根本原则，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的现代性的总原则——有用性。
这个原则控制了现代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支配着一切其他制度，包括教育。
现代教育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庸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论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尽管口头上还会将道德修养、人格培养之类的目标作为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但那已经是虚应故事。
实际上都是以使学生掌握将来能找到一个职业为实际的指导方针，无论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目标，无不以此为圭臬。
以现代教育的理念、目标和宗旨来衡量，《论语》对于现代教育不但没有它对于传统教育的那种意义，极端言之，简直就没有什么意义。
现代教育要求向受教育者提供客观的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俾使受教育者在未来的人生中可用于谋生。但《论语》却根本不能提供什么专业知识。
现代教育要求教给学生以谋生的技能，《论语》当然更不能提供这样的技能。
现代教育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知识面，以使他们对今天的世界和人类社会有一大致的了解，《论语》所说的一切似乎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
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它像普通的教科书那样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它充其量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文献。
当然，也有与时俱进的学者，可以用《论语》教授学生管理智慧或商战技巧。
但一般来说，只有把《论语》的学习变成纯粹知识的学习，它才可以为现代教育体制所容纳。
《论语》似乎也不难做到这一点。作为一部起源古老的经典，对于现代人来说，《论语》在辞章、义理、考据三方面都有大量的问题。
教师自可像教授一般难读的典籍那样，按照让学生掌握客观知识的要求来教授《论语》，即根据前人留下的大量注疏，疏通文字，兼及考据和义理，使学生能大致读懂《论语》表面的文字意义。
这是现代教育教授古典文献的一般做法，不仅仅限于《论语》。这种教育方式只是让学生能了解所学的文献大致说些什么，符合现代教育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的要求。
对于现代教育来说，这样的知识有用吗？回答是，当然有用，并且，正因为是这样的知识，才有用。
首先，对于那些将来想当文科教师或从事人文研究的人来说，这样的知识可以转化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
而对于大部分并不想从事人文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种知识至少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眼界和知识面，开阔他们的思路。
所以，《论语》既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专业课来教，也可以作为通识课来教。
外在的知识掌握得越多
自己失去的越多
通识教育是针对现代教育的弊病而出现和被人们提倡的。
现代教育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再着眼于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和提高，更不关心人格的培养与完善，而只是以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员为能事，把人作为器具来培养。
这就使得学生综合素质下降，知识单一狭隘，缺乏道德理想和判断能力，缺乏人文教养和关怀。对未来固然毫无憧憬，对人类伟大的过去也没有任何兴趣。
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对其他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技能娴熟，思想贫乏。
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担当“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和文化的守卫者”的责任的。人们试图以通识教育力救此蔽。
按照马一浮对《论语》内容的概括，《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
此三问目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不属于知识的范畴，要把它们作为知识来教，就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性质。
《论语》的许多内容涉及的是天理人心、政道治道、道德判断、人格修养，人们当然可以按照现代的教授习惯将它们作为知识来教。
但“君子不器”“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思想，作为纯粹知识来教的话，成了什么？还有它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吗？
并不只是《论语》这一部经典难以适合现代教育，多数儒家经典乃至其他某些经典，都有这样的问题。问题当然不在经典，而在于现代教育本身。
如前所述，现代教育理念是建立在人与自己的世界、与他人、与自然界对立两分，也就是主客体二分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
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让学生掌握日后他们能认识世界、控制世界、征服世界的知识和技能。教者教这些知识与技能，学者学这些知识和技能。
至于知识和机能以外的东西，要么把它们归约为知识和技能，要么完全放弃，不闻不问。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现代人总是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这就造成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局面。外在的知识掌握得越多，自己失去的越多。
在此情况下，强调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由明心见性而万物一体，而天人合一，以正诚修齐治平为旨归的儒家经典，如《论语》，要么不伦不类，成为知识学习的对象；要么完全被排除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之外。
真正的道德教育
其实是人道教化
《论语》无法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并不证明它对于现代教育毫无意义。恰恰相反，这证明它对于现代教育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不管对孔子和《论语》看法如何，无人会否认《论语》的经典地位。所谓经典，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百世而不磨。
《论语》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包括了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样所谓的道德金律或道德训诫，而在于它体现的思想和精神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包括如何看待教育。
《论语》的教学不但不应该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也不应该是流行意义上的道德教育。
像灌输知识一样的灌输道德戒条，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真正的道德教育，其实是人道教化，它不是通过灌输和传授，而是通过生命实践。
现代教育向《论语》提出了挑战：如何不成为知识的对象而成为学生成德成己的途径。
反过来，《论语》也向现代教育提出挑战：如何保持教育传统培养教化人的功能，而不至于蜕变为职业培训。
这里涉及的显然不仅仅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如何教学《论语》的纯粹方法论问题，而是教育的根本理念问题。这才是《论语》对于现代教育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张汝伦，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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