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星火杯”征文大赛初审作品：评论组-52号 | 《“历险叙事”的嬗变与“科学话语”的新貌——评〈汉斯·普法尔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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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审作品：评论组 52 号
“历险叙事”的嬗变与“科学话语”的新貌
——评《汉斯·普法尔历险记》
全文约9035字
预计阅读时间23分钟
1835年，爱伦·坡以连载形式出版了小说《汉斯·普法尔历险记》，回应了当时“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新类型刊载于报刊杂志的热潮。爱伦·坡在后记中提出科幻小说应突出科学的精确性，这一观点成为贯穿其后期科幻创作的重要特征，也使爱伦·坡收获了“科幻小说的先驱”的美名。
小说中，汉斯·普法尔的旅程以日记的形式展开，他凭借一己之力造出气球，飞上天空，最终抵达月球。回顾文学史，从西方第一部冒险史诗《奥德赛》到17世纪的《堂吉诃德》，再到英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时期诞生的《鲁滨逊漂流记》，“离乡-历险-返乡”模式作为历险作品的叙事模式，在时代语境的变迁中不断嬗变，表征着不同的话语。作为一部异于史诗、反骑士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的科幻小说，《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历险叙事”必然会孕育出新的美学形式及这一形式所蕴含的特定话语。那么，我们或能追问的是：与文学史长廊里的“历险叙事”相比，《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写作模式在哪些方面产生了新变？以“科幻”视角察之，这样的叙事形式是否与爱伦·坡自身科学观念的建构之间存在关联？如果是，那其中又呈现出了怎样的“科学话语”？
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离乡”情节中，鲁滨逊放弃父亲提供给他的基业，转而选择航海冒险，从稳定的空间向外拓展，前往不确定的陌生空间冒险。在鲁滨逊眼中，“家”象征传统的群体关系，这种由有限的物质条件作为链接的群体关系必然会制约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利益追求与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英国的狂飙突进，鲁滨逊始终抱有一种主动的“征服者”姿态，他的离乡探险呼应了殖民扩张时代的特征。正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持续的占有，广袤的有时是未知的空间，奇特的或难以接受的人物，移民、发财、冒险等等增进财产或引发幻想的活动”与殖民帝国的形成紧密相联，“如果没有在天涯海角，创造自己的一方天地的殖民使命，简直就无从想象鲁滨逊·克鲁索”。[1]
爱伦·坡笔下的汉斯·普法尔与之不同：汉斯·普法尔仅仅是一个修风箱的小市民，其离乡之鹄的是逃离现实世界中难以承担的债务，并不具有隶属中产阶级的鲁滨逊那样强烈的物质追求。在他眼中，人情关系、政治理念、文化观念被资本所支配的这块人间之地才是“不确定的陌生空间”，他如此自述工业革命后自己的遭遇：“我们不久就开始感到了自由权利、长篇演说、激进主义和所有诸如此类的新鲜事物的影响。那些原来堪称世界上最佳主顾的人没有半点想到我们……如果需要煽风点火，那用报纸比用风箱来得还得当……我很快就穷得一贫如洗。”[2]随工业革命而来的资本重新分配撕裂了手工业阶级先前可观自足的经济生活，汉斯·普法尔的“走异地”正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回避，从而走出了一条由“不确定”到追求“确定”的路线，可谓《鲁滨逊漂流记》中“离乡”叙事的空间倒置。
在这一意义上，《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离乡”的所指似乎与《堂吉诃德》相似——通过离开“已知”、寻觅“未知”来完成对一个破碎世界的重整，但需要注意的是，汉斯·普法尔为了顺利制造出热气球逃离追债人，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力学和天文学的实用性书籍，这类书籍无疑带有“科学启蒙”的意味，换句话说，为《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的“离乡”情节所赋能的，正是与资产阶级理性相伴共生的现代科学。汉斯·普法尔将对于自身计划有利的科学知识进行了“理论变现”，从因科技迅猛发展而带来的经济、文化新秩序中逃逸而出，从而具有了工业革命浪潮中“受害者”与“受益者”的双重身份。由此，小说的“离乡”叙事导向了对“科学现代性”更为复杂的认知，现代科学的两重性浮出了历史地表：一方面，在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大机器生产已将手工劳动逐出市场竞争的领地，支撑经济命脉的现代科学则以资本流动或物化商品的形式出现，造成大批手工业者破产甚至阶级分裂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彼时彼地的生产条件下，只有将理论层面的“科学现代性”翻新为另一种益于自身的“物质现代性”，才具有摆脱这种困局的可能。因此，与其说汉斯·普法尔的“走异地”是基于“传统”和“现代”的搏斗，不如说是表征了“科学现代性”内部的矛盾与悖论。在“历险叙事”的框架内，《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原乡”的构建与“异地”的想象，不过是为科学理性所支配的两种不同美学形式，被“科学现代性”的浪潮裹挟进入其中者已然不可被化约为科技进步的“受害者”或“受益者”，二者间的限界也随着进一步的探险行动变得越发模糊。
在史诗中，由于心灵和先验家园水乳交融，其中的时间具有“无时间性的特征”，而史诗的人物是经验的自我，不依赖于给定的存在，因而能在时间的任何方向上自由运动，“返乡”也是必然会抵达的叙事终点。[3]在空间旅行的鼻祖《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历经十年漂泊，克服重重险阻，终于返归家园。可以说，《奥德赛》历险叙事中的时间就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空间距离也不过是作为一种可预期而设置的“伪距离”。
到17世纪，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充斥着时间的焦虑和迷途的危险，以“常规旅程”与“心灵历程”之间理性/非理性的碰撞反映出孤独个人对抗外部失序世界、重整生活秩序的精神路线，而18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历险叙事则折射出资产阶级个人在殖民扩张语境下时空观念的跃进，鲁滨逊对荒岛这一自然空间的改造即为建构现代理性王国欲望的行动化，这一理性规划最明显的表现即“空间划界”：以自我为中心，划出城堡、边陲、荒野三重空间，城堡与荒野对立而分，前者代表文明、理性、安全，后者代表危险、他者、自然，边陲则是二者的过渡区域。这种内层/外层的对位带上了帝国政治的“空间精英主义”的色彩：内层象征具有创造力、理性、科学、智慧的欧洲，外层象征无理性、本能、自发、停滞不前的殖民地；在内层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主体更是由“自然人”发展而来的“经济人”的象征，是新教工作伦理的现身说法。这种以生产性的力量介入自然世界的书写，将冒险小说的时空书写向“寓言化”推进了一大步，成为诗学-政治功能互涉的叙事中介。
《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作为一部科幻小说，有关“理性规划”的叙事几乎全部集中于主人公制造热气球的过程，对于“新家园”月球，汉斯·普法尔却表现出一种“风景化”的旁观视角，丝毫没有对月球进行人为改造的意图，甚至对这块原先寄予希望的“乌托邦”产生了望而却步的畏惧之心：
月面上完全没有汪洋或大海，实际上也没有湖泊、河流或任何形式的水体，这种最为异常的地质特征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说来也怪，我居然看见了一块块明显具有冲积扇特征的广漠平原，尽管当时我所能看见的半球之大部分都布满了看上去像是人工堆成而非天然隆起的锥形火山。这些火山中最高者之垂直高度不会超过三又四分之三英里，不过若借助一幅意大利坎帕尼亚火山区地图，二位阁下对这些火山概貌的印象，会比我所能想到的任何笨拙的描述都更清晰。它们中的大部分显然正处在喷发状态，那种所谓的陨石现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可怕地轰鸣着从气球周围呼啸而上，这使我惊恐地了解了那些火山的猛烈和威力。[4]
《汉斯·普法尔历险记》对主人公降落于月球后生活的描述亦处于缺位状态。作为谈论月球气候及月球人生理结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的条件，汉斯·普法尔提出了“赦免我离开鹿特丹时所犯下的造成三名讨债人死亡的罪行”[5]的要求，随之情节到此为止，对月球新生活的叙述被轻松规避。无独有偶，在爱伦·坡的另一篇科幻小说《气球骗局》中，与对科学工具的运用和主人公升空后生理经验的细致描述相比，爱伦·坡对探险地大西洋的描述被压缩至寥寥几笔：“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度，天空看上去几乎一团漆黑，星星清晰可见，同时海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呈凸面，而是绝对的非常明显地呈现凹面”；“今夜海上的磷光格外灿烂”。[6] 主人公冒险前去的新天地都在文中保留着未经改造的原始面貌，“人工改造自然”的现代性叙事悄然退场。
回归历史语境，《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冒险叙事的动能来自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过渡期对空间拓展的渴望，与时代潮流共鸣——1783年，蒙哥尔费兄弟制造的热气球第一次升上天空；19世纪初，富尔敦发明的载客汽船将航行范围由内河、沿海发展到远洋，使人们深受鼓舞，相信气球改进亦可获得成功。于是，欧洲和美国的很多探险家和工程师纷纷展开竞争，不断用自己设计、制造的热气球打破升空高度与飞行距离的记录。在飞越英吉利海峡成功之后，气球探险家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飞越大西洋”遂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爱伦·坡进入报刊行业的19世纪30年代，正是西方工业革命取得成效、第二次技术革命进行理论准备的时期，亦是新闻报业为迎合读者兴趣而注重科普的年代。在历史及文化条件兼具的情况下，作为已有供稿经验的“杂志人”，爱伦·坡“热气球历险”的选题便不意外。
但是，当真正来到一个地球以外的陌生时空中，这一另类空间的生存法则是地球秩序的翻版还是逆向？在这种情境下，地球来客又是否仍能以“现代性主体”的身份自居，进而将新空间纳入人为改造的范畴？如果能，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在科幻视域中被抛向了未知，这正是《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作为科幻小说异于史诗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历险叙事”之处，也是爱伦·坡笔下的主人公面对月球光景“受挫”的缘由。
如果说，风景之发现并不是存在于由过去至现在的直线性历史中，而是存在于某种扭曲了的、颠倒性的时间中，即风景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7]那么作为一部科幻小说，爱伦·坡笔下历险叙事的“风景化”抑或“风景缺位”已然不仅仅是“是否描写风景”的问题，更是“是否意图创造风景”的问题。若将“创造”/“不创造”视作一种文本症候，看似对立的二者隐含的逻辑便异曲同工，即当预设的“乌托邦”在实践过程中变为“异托邦”[8]，是否仍应顺应科技潮流、继续依靠科学理性介入、改造、拓展“新地”便成了难题。可以说，无论是“风景化”还是“风景缺位”，皆折射出“新天地”的理想幻象被推翻之后现代主体客体化的强烈感受，指向了科幻视域下将“异托邦”整合进科技理性秩序的困境。
在《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爱伦·坡将充满科学性的细节加诸主人公冒险飞行的过程，却将“戏谑性”的笔墨更多留给主人公返乡归家的情节。
科学话语的准确性在“历险”环节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前期准备阶段，爱伦·坡对热气球的技术细节做了极其精确的描述，范围上至气球的制作材料、体积和载重量，下至气球的重要部件（如铁罐、空间浓缩器、压舱物等），并像讲解员一样对关键的科学原理进行了全面说明[9] 。在飞行过程中，诸多详细的科学数据和精密的推论令读者目不暇接：
这两颗行星圆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地球赤道半径的58.9643倍。[10]
上升至一万零六百英尺，留在身后的空气总量已接近三分之一。[11]
对于一个球体的整个表面来说，任何一个球截体之凸面就是该球体直径被剪断的正矢。以我当时的位置而言，那正矢大约与我的高度相等，或者说与地面上空的视点的高等相等。那么五英里比八千应该表示我所看见的地面部分。[12]
我还算出这个大气层的厚度为1356英尺，由此我推测出该大气层可折射阳光的最高点为5376英尺。[13]
……
比照而观，爱伦·坡对汉斯·普法尔归乡的叙述则充满谐谑：气球借由废旧报纸做成，气球上的铃铛奏着《贝蒂·马丹》的曲调，吊舱垂下的蓝丝带上海吊着一顶巨大的淡褐色海狸皮帽，气球上的小人身高不超过两英尺，鼻子又长又弯又通红，躯体还宽得不成比例，正如爱伦·坡对“杂志人”身份的自我指涉。最终，群众以充分的理由揭穿了“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骗局。若是单单拎出返乡情节呈现给读者，很难不让读者认为这是一部反讽谐谑剧的节选。
亚当·罗伯茨从美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爱伦·坡用他的‘恶作剧’文本策略不仅仅是引人发笑而已。他使用愚人节传统笑话，与科学探索的规范再战一程，旨在探寻戏谑与‘科学的’严肃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法同样也是科幻小说的美学支柱：想象与科学之间的互动。”[14]笔者赞同这一说法，但是，若要进一步探究“科学”与“想象”之间的张力，我们还需追问：在科幻的视域内，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言说“科学”与“想象”的？与其他文类——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相比，这样的“科学/想象”具有何种独特性？
美国科幻评论家萨姆·莫斯考维茨如此评价爱伦·坡：“坡对科幻小说的全部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但他对这一流派发展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条规则，即对所有超乎寻常的东西都必须进行科学的解释。”[15] “这条规则”对应的正是《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结尾——爱伦·坡一一罗列了《月球骗局》中的各种科学谬误，并以科学描写的拟真性对“历险记”的“骗局”进行了自辩：“那些作者似乎无一例外对天文学一窍不通。《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构思是新颖的，因为在这种异想天开的主题允许的前提下，作者尽可能逼真地把科学原理运用于从地球到月球的实际航行”[16]。
在爱伦·坡这里，“科学性”被升格为科幻小说的关键要素。他认识到，“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型”，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在叙事层面“仿造”其精确性达成一种“拟真”。如此一来，“科学”就可被视作一种美学属性，“想象”的最终目的则是尝试无限趋近现有科学体系中的“真实”。这种“拟真”不同于传统写实主义叙事的模拟观（mimesis），而是体现出科幻文学独有的“模因观” (meme)：一种想象人与物、物与物联动下中介变化、传导种种可能的观念。[17]正如科幻评论家苏恩文所言，科幻的解释力贮存于文学与超文学、虚构与经验的桥梁作用之间，其基本张力在于“未解奥秘”（unknown）或“异类他者”(other)之间的对抗，[18]从而在“经验范畴陌生化”与“陌生事物经验化”之间达成平衡，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投去超越性的一瞥。
在爱伦·坡后期的科幻创作中，他自觉地将“科学”作为一种“美学属性”加以利用。虽然爱伦·坡在《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声称洛克的《月球骗局》“盗用”了他的素材，但事隔九年，爱伦·坡本人却又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气球骗局》寄给了同一家报纸《纽约太阳报》。结果依然是引得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一睹为快，报纸迅速销售一空。在《气球骗局》中，爱伦·坡采用新闻报道的形式，辅以丰富详实的科学数据，将“虚假”（标题已经交代清楚是“骗局”）变为“真实”，在二者的界限之间穿梭往复，将“科学”在文学层面的“美学性”推向了极致。
那么，“科学”和“想象”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同构性呢？《汉斯·普法尔历险记》开头所引用的《汤姆·奥贝德兰之歌》恰可视作对这一问题的微妙回应。《汤姆·奥贝德兰之歌》描述了一名精神病人出院乞讨食物的过程，在乞讨的过程中，他声称自己不会伤害他人。爱伦·坡在引用时特意择取了精神病人充满狂想的一段：“怀着一颗充满狂想的心/对于这颗心我就是主人/持闪光的矛/乘风之马/我朝着茫茫的荒野行进”[19]，“狂想”的背景则是“四十年中有三十五年/严严实实被禁锢在/贝德兰高大威严的顶层楼上”。原本作为疯癫病兆的“充满狂想的心”，在爱伦·坡笔下被巧妙转义为“积极奔放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正是为冲破封闭的牢笼、坚实的禁锢所赋能的中介。爱伦·坡笔下具有“美学性”的“科学”恰与这种“狂想”同声相和：在抵达“终点”的过程中，二者追求的都是突破一切戒律和陈规的束缚。如果说这种“束缚”对精神病人而言是严格区分正常/疯狂的世俗眼光，对科幻文学作家而言就是作为一种美学形式的“现实主义”在文学与实践相撞时浮现的局限性[20]。作为“美学属性”的“科学”需要想象性的逻辑支撑，“想象”的蓝图也必须依靠科学话语方可绘制，在二者的互相承认、吸收、游移、融合中，科幻小说实现了美学与生活的双重跨越，持续改造着“科学”与“想象”的边界。由此，在“跨界”这一意义上，“科学”与“想象”达成了同构，从而充满了突破现存定义、动态演化的潜能。
将《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置于冒险文学的谱系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部小说的“历险叙事”孕育出了新的美学形式，呈现出“科学话语”的新貌：“离乡叙事”的空间倒置与为之赋能的现代科学使“原乡”的建构与“异地”的想象成为启蒙理性的两种文学形式，介入者的身份随着探险的深入在“受害者”与“受益者”的游移中越发模糊，表征出“科学现代性”的内部矛盾与悖论；历险地的“风景化”与“风景缺位”折射出“乌托邦”变为“异托邦”之后主体客体化的感受，指向将“异托邦”纳入现代秩序、进行理性改造的困境；历险与返乡叙事中“科学/想象”的对位是爱伦·坡“以科学为美学属性”观念的具象化，“拟真”则体现出科幻文学异于现实主义“模拟观”的独特“模因观”，“科学”与“想象”亦在跨越现有认知范畴的层面达成了同构。
这种“历险叙事”的嬗变及蕴含的科学观，在后世的科幻文学中衍生出更为纷繁的面貌。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受爱伦·坡的影响就十分显著，他受《汉斯·普法尔历险记》的启发创作出《气球上的五星期》，讲述了英国气球探险家飞越非洲大陆的故事；《神秘岛》中出现的美国记者坐热气球逃出战俘营、在南太平洋荒岛上办报纸的情节可以视作《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与《气球骗局》的结合体；《环游月球》《海底两万里》等小说采用了大量的天文学、海洋学知识（甚至还配有诸多支持性的注释），将严谨的科学与自由的想象混合；凡尔纳科幻中的“环游”月球也并不等同于“到达”月球，而是一种“弧线循环”的状态，在去设定、去定义的冲动和焦躁的变动之间，主题层面的张力浮现而出，呼应着《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中对“科学现代性”的复杂认知与焦虑心态。
可以说，无论是1940-1960年代黄金时期的科幻小说，还是后来想象力超越了美国宇航局局限、再造科幻逻辑的“新浪潮”，其中的历险叙事、时空叙述都可挖掘出不同面貌的时代之声与科学新语，“科学-反科学”、“风景-去风景”的一系列设定也不断更新，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转义为“殖民-反殖民”、“宗教-反宗教”、“我-你”/“我-它”等不同主题。科幻文学就这样凭借无法为现实经验全然标定的模因观（meme），勾勒出一幅幅兼具“预言”和“寓言”性质的草图，使散落于日常生活、不可为传统写实语言所锚定的尘埃浮出历史地表。由此看来，《汉斯·普法尔历险记》作为一部科幻小说，在冒险文学及科幻文学的脉络中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可谓“经典”。
[1]〔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4页。
[2]〔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3]参见〔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8-59页。
[4]〔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5]〔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6]〔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55、56页。
[7]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32页。
[8] 参见〔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社，2001年版，第3-22页。“异托邦”又译为“异位移植”。与在连贯空间中展示自身、给人安慰的“乌托邦”不同，“异托是一种不同于自我文化的“他者空间”，兼具想象和真实的双重属性，打击语言的抒情，拆解神话，引人不安，带来困惑。
[9] 参见〔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10]〔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11]〔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12]〔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13]〔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14]〔英〕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15] Moskowitz, Sam．Explorers of the Infinite: Shapers of Science Fiction.Westport: Hyperion Press,1974:65．
[16]〔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17] 参见宋明炜：《<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论鲁迅与科幻的渊源，兼论写实的虚妄与虚拟的真实》，《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
[18]〔美〕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19]〔英〕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全集：科幻探险卷》，曹明伦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20] 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中，安敏成指出，“现实主义”的美学前提与所承诺的社会使命间存在复杂的矛盾，并探讨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话语面前“现实主义”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