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正行进在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化制造”的路上，道阻且长，关键是找到自己的节奏左为林雪萍，右为马克
文｜柳书琪
我们正处于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1992年到2015年是全球化1.0时代，资本和技术全球分工、效率至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供应链，美国的信息高地与中国的制造洼地紧密结合，中国成为具有超强供应链连结力的世界工厂。2016年开始，全球化进入2.0时代。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步步升级。在不断的去风险提示下，安全考虑超越了效率考虑，跨国公司开始“中国+1”的供应链大调整，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成为受益者，中国制造陷入供应链保卫战和攻防战。这是林雪萍在他的新书《供应链攻防战》中描绘的图景。他是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全球产业观察与企业技术战略研究，跟踪先进制造与企业创新。2023年12月20日，林雪萍对话《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十一人》主编马克，拆解了地缘政治变局下的供应链变局，以及中国制造的应对之道。对话历时两个多小时，其中谈到五个对中国制造的普遍误解，和五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未来悬念，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马克：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发明过一个概念——“微笑曲线”，说制造业的价值链像一张微笑的嘴，设计和研发、品牌和营销在价值高的两端，组装制造环节的价值在最底端。之前很多年，中国制造总被认为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现在还能这么讲吗？林雪萍：制造环节的价值及其所需要能力，一直是被低估的。人们总觉得造东西是容易的，实际上要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非常不简单。一个人在家组装一台电脑不难，但是联想的合肥工厂一天要造20万台电脑，搭载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再进行测试，确保每台电脑都没有质量问题。一天下来，可能就要调用两三亿件物料，由几千家供应商提供，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我常说，供应链是折叠的社会学，许多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都在表象的背后。再比如特斯拉，大家都觉得它在品牌、研发上有诸多创新，但它真正大放异彩的时候，是在它具备了制造能力以后，此时之前的创意才能实现、商业模式才能成立。所以马斯克说，汽车行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制造能力的竞争。所以微笑曲线里把组装、制造认为是价值链最低的环节，我认为是不够准确的。马克：特斯拉和苹果一样是软硬件一体的。那你怎么看社会上流行的代工等于低端的说法？林雪萍：2023年上半年全球市值前十的企业里面就有一家代工厂——台积电。它生产的芯片是别人的产品，抱的是别人的孩子，这就是代工。德国发动机制造商MTU也会为GE、罗罗、普惠这些航空发动机公司代工。代工并不简单，代工代表的是工程集成化的能力。比如判断一家代工厂能力的高低，简单到做一件衣服，两家代工厂都收到5米的面料，一家把每一点面料都用到了，另一家浪费了4米，利用率就有很大的差距。代工也好，制造也好，都是在挑战极限、精益求精。马克 ：富士康也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厂之一，它也常被人当成低端。林雪萍：苹果应该说是全球最牛的公司，富士康承担了它90%的制造，如果富士康没有两把刷子，怎么能当苹果最大的供应商。富士康其实代表了工业化制造的巅峰，它克服了大量的工程化技术难题，如何精细装配等等，它还代表了企业组织能力的巅峰，能让上百万人井井有条地生产高质量工业品。从苹果价值链的角度看，富士康的百分比可能只有个位数，但从供应链的角度，它的贡献远超于此。苹果90%的产能在中国，这意味着供应链的能力锚定在中国的土地上，意味着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是苹果技术与中国制造的耦合器。果链上的其他诸多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它们是代工厂，但也为中国制造带来了非常大的价值和能力提升。误解2：服装、鞋帽、玩具等传统产业是低端制造
马克：在中国制造业中，早期的强项是服装、鞋帽、玩具这些所谓的低端制造业，很多地方搞“腾笼换鸟”想换的也是这些产业。这是不是一个误解？林雪萍：前些年说“腾笼换鸟”的，现在都在反思这个政策。服装、鞋帽、玩具是不是低端制造，首先低端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是暗含贬义的，但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里没有低端制造，只有低技术制造。也就是说研发比例不到销售额的3%，这也只是制造业中的一种分类。但如果用低端制造这个词，就有情感色彩，一些地方政府会说，那我不想要了。马克：其实谈到服装，耐克也是服装，如果算研发占营收比重的话，耐克的研发比例比一些公认的科技公司还要高。林雪萍：所以耐克有时候也被划到材料行业去，它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先进的服装面料。日本东丽也是这样的公司，它生产的服装面料是高性能的，轻薄、保暖，采用的是碳纤维。碳纤维可以用作高尔夫球杆，也可以用于飞机机身，是绝对的高技术产品，现在用在服装上。服装行业不能简单归为低端，甚至都不能说是低技术。从供应链组织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产品会有非常强的分工属性。打火机简单吗？太简单了。湖南有个韶东县，它的打火机产业是从别的地方“腾笼换鸟”换过来的，到韶东十多年后它扎根了，想搬到越南也搬不了。为什么？打火机有30多个零部件，分工非常细，几十家、几百家供应商高效连接在一起，才能让打火机数20年如一日的就卖一块钱。这种所谓的低技术制造，我觉得它真是不简单。再比如压铸行业，就是把金属压铸成型。这个行业过去的形象是“傻大黑粗”，又脏又累、高耗能，中国有一段时间严格限制压铸行业的产能。但是特斯拉来了以后，它要求把汽车原先焊接的工艺改为一体化压铸，这需要6000吨以上的压力。谁能做到？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这样的制造能力。过去主流车企还观望，现在一体化压铸已经是主流技术了。你说压铸行业是一个落后的、需要被淘汰的产业吗？ 马克：这个例子很好。无论是服装、箱包，还是压铸，但凡一直存在的行业（对立面就是被淘汰的马车、煤油灯、寻呼机、胶卷等行业），就不能说它是低端的、低技术的，它里面的研发是无止境的。我建议地方政府别着急把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给“腾笼换鸟”出去，应该多琢磨怎么帮助这些传统行业升级换代。如果内心有一个定论，服装、鞋帽、玩具这些传统产业就是低端产业，那就会影响到产业政策，影响到就业。林雪萍：我记得前几年苹果想在美国一个地方投资10亿美元建立数据中心，当地的州政府很高兴，也像中国一样要招商引资。但是最后这个数据中心用了多少人呢？50个人，对当地就业几乎没有帮助。而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是本身有升级通道，二是会创造大量就业。 马克：应当把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当作第一考量，而不是创造多少产值、多少GDP（国内生产总值）。因为有时候两个工厂，甲创造的GDP比乙高10倍，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可能只有乙的十分之一。马克：还有一个流行说法：中国制造已经很强大了，除了少数卡脖子的产品，比如光刻机、航空发动机，其他都不在话下。林雪萍：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是芯片，其实美国主导的关于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协定里，有40多页是传感器出口管制，芯片是30多页，这个限制完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它所影响的范围大得多。传感器数量太多了，三四万种，这里面很多都是我们现在造不出来的。芯片按制程分级别，美国对28纳米以上的成熟制程没有限制，但在这些不受影响的领域，中国制造依然做得不够好。 马克：甚至在纺织、箱包这些很传统的产业里，我们都还有很大差距。林雪萍：对，扬州有个杭集镇，是牙刷产业集群，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牙刷都是那里生产的。但有家叫贝医生的创业公司找它们生产牙刷时，它们却被难倒了。牙刷柄是注塑的，收尾是个抽口环节，最后牙刷柄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口子。但这家公司的设计师把抽口设计在牙刷柄中段，而且非常小，几乎看不到。杭集镇做不了，因为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最后找来找去，在河北找了一家给欧乐B和飞利浦做牙刷的厂才实现。制造能力博大精深，但这不一定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没有诉求。马克：对，许多技术能力都是市场需求倒逼出来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工业文化，追求牙刷柄的手感和追求光刻机的精度之间其实是有微妙的联系。光刻机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如果在造牙刷的时候没有精益制造的意识，那制造能力就很难升级到光刻机层面。林雪萍：造牙刷也好，光刻机也好，都是满足不同的需要。一个社会如同千层饼，不需要所有人都去造光刻机。大家不必总为光刻机操心，牙刷、服装、鞋帽、箱包，同样值得制造业从业者去精益求精。中国制造需要回到自己的节奏上，既有攻坚的供应链，也有民生的供应链。民生的供应链是非常广阔的市场，产值占比近80%，很多新技术蕴藏在里面。我举个例子，印刷机械是不是落后产业？但它有非常强的技术创新点。制造光伏组件要用到涂布机，用它来连续、均匀的印刷。从传统场景下的间断式印刷到光伏制造场景中的涂抹式印刷，底层技术都是一样的。这种印刷技术在光伏板、动力电池、半导体显示屏都大量用到。马克：那么您觉得中国能造出生产高制程芯片所需的光刻机吗？林雪萍：终极拷问。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时间轴下来回答这个问题，肯定能造出来，但什么时候能造出来？同时，当我们觉得1纳米是世界尽头时，也许技术路线又变了，又一扇窗户打开了。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一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太焦虑；第二保持节奏，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当中涉及的数学、技术、工程等能力非常复杂。卡脖子不是一个节点，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马克：芯片领域也会发生汽车领域那样的技术方向上的根本性变革，电动车取代燃油车。这种可能性确实也不能排除。误解4：人口红利衰减，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跟着衰减
马克：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来自低成本，低成本来自人口红利，这也是一个很流行的看法。林雪萍：很多人对低成本制造有一种误解，好像低成本制造就是偷工减料加低工资。日本气动元件公司SMC是一家非常传奇、受尊敬的公司。它收入不到三四百亿元，但现金储备是400亿元，比营收还多。它的经营策略就是拿下订单后进行高价值创造、低成本制造，中间就是利润。低成本制造是非常高级的能力，中国需要继续学习和强化这个能力。至于说廉价劳动力，我觉得西方可能有意无意地用一种叙事，把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归结为劳动力廉价。实际上，全球除了中国你找不到这么庞大的、有组织、有纪律、整体教育程度良好的劳动力群体。早期凭借廉价劳动力，中国确实吸引了很多外资企业。但中国制造后期的崛起，劳动力的因素大大下降。比如越南劳动力更便宜，但当把1000人、1万人放在一起统一行动时，车间的战斗力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去了越南后来也有回来的企业主。马克：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供应链红利或者高质量的组织能力才是。林雪萍：中国制造有强大的供应链网络的连接力，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升，但竞争力依然很强。像墨西哥近来虽然是制造业热土，但那里的工人整体而言受教育程度不高，在一些工厂，标准化作业无法用文字传达，只能用图片。 马克：有一种说法，苹果、富士康离开了也没关系，我们还有华为和比亚迪。林雪萍：我也常看到这种说法，但它们还是不太一样。这种语境下，华为对应的是苹果，比亚迪对应的是富士康这样的消费电子代工厂。但苹果的多数订单在富士康，而不是比亚迪。富士康的移动不是它本身想动，而是苹果在移动。富士康走了，它的制造能力也许比亚迪也有，但订单去哪儿了？中国在全球化1.0时代获得的财富，很多来自进出口贸易，这些贸易谁来完成？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外企。外企在中国虽然只占市场主体的2%，但完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0%、研发的16%。外企对中国供应链有巨大的锚定效应。当企业发生移动，中国的产业链一定会随之移动，就业机会也会受影响。马克：苹果营收4000亿美元，华为1000亿美元，其中消费电子占一半左右，从体量上来说也很难做到替代。林雪萍：而且苹果在这里，对供应链的渗透和升华作用非常重要。苹果手机向全球销售，中国的能力也参与到全球循环中。 马克：换个角度，中国制造占全球制造的30%，但国内市场只能消化一半左右，另一半的中国制造必须去海外找市场。这时又发生了全球化供应链大重组，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21年的21.4%、2022年的10.5%，到2023年前11个月出口下降了5.2%。这一时期我们提出要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那么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到底有多重要？从您调研的中国企业来看，它们觉得国内市场的增量能弥补国际市场的减量吗？林雪萍：中国产能是为全球储备的，这是全球化1.0时代的结果，这导致中国制造必须“走出去”，这不是你能选择的，而是不得不这么做，否则订单就没有了。但反过来看，能不能化被动为主动？供应链分流的事实已经存在，会成为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着那些新工厂建起来，我们要主动“走出去”，我把这叫做“中国制造的再出海”。过去我们是产品出海，现在是供应链能力出海。我们看日本，它在海外的资产总值常年保持在0.8个GDP，也就是说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远远大于它的GDP。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电视机进口国，2019年中国电视机出口占美国进口的60%，墨西哥占30%；到了2022年，墨西哥上升到了60%，越南占10%，中国下降到了20%，三年间掉了40个百分点。乍一看会特别慌张，但细看，墨西哥和越南都有海信和TCL，虽说是在墨西哥制造，但还是“再次中国造”。所以在全球化2.0时代，中国制造要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化制造，中国企业需要再次出发。悬念1：中美会演变出两条平行供应链吗？
马克：我们2023年看到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严，中国公司想依靠美国供应链越来越难，这倒逼中国公司发展自己的供应链，这个趋势演进下去，中美有可能在高科技领域演变出两条平行的供应链吗？林雪萍：我在谈供应链大分流的时候，就是感受到了这种平行供应链的生长，所谓到越南、印度、墨西哥去做“中国+1”，建立中国以外的产地。这种说法在2010年左右已经有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什么进展。今天我们老话重提，我认为要实现平行供应链依然没那么容易。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实际上一直都在被出口管制的状态下，松紧不同而已。1995年瓦森纳协定之前有个“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两者都是西方的出口管制协定。但即便中国一直处于管控中，全球高科技产业仍然形成了交织局面，没有形成两套系统，未来也只能说有这样的趋势。政府和企业的想法不完全一致。跨国公司要做生意，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对有些公司是第一大市场。也就是说，政府想包办婚姻，但企业想自由恋爱。商业的活力与热情，与政府管控之间存在很多博弈空间。未来往什么方向去，取决于博弈结果，也取决于中国的突破速度。不确定性太多，很难说最终能否形成两个阵营的供应链。马克：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化的交叉嵌套的供应链体系，它不是一两届政府、若干政客就能轻易打破的。但你的书里也提到，从2017年到2022年，中国自主半导体市场的规模扩大了6倍；2021年时半导体自主率是21%，2022年就提高到了35%。照这个速度再往下延续几年，中国半导体市场是不是就可以平行于美国运转了？林雪萍：供应链是嵌套的，它不是按照火车头连接车厢的直线结构，而是网状结构。可以想象火车轨道是纵横交错的，这段轨道可以为这条线路所用，如果把它扳过去，它又能为另一条线路服务。比如光刻机是极其复杂的复合设备，有光学镜头、高功率的激光器、纳米级的移动，它是光学问题、机械问题、材料问题等的复合体，它涉及的不是一条链，而是多条链。所以哪怕在一个制程节点上有突破，里面还会牵涉到许多零部件、软件的问题，所谓的国产化率也是层层嵌套的。但不管怎么，随着管制的加强，在半导体等先进技术领域，确实是倒逼着中国企业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悬念2：印度、越南、墨西哥，谁能复制中国制造？
马克：这两年国内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印度、越南、墨西哥这些国家有可能重复中国制造的成功吗？甚至，它们有可能取代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地位吗？我看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理由就是刚才您谈到的供应链红利、劳动力素质、工业组织能力等等，这是不是过度自信了？林雪萍：这涉及这几个国家的优势比较。越南是中美贸易战最早的受益者，美国最初提脱钩断链，但发现中国供应链的连接力太强了，后来提出去风险化的概念，中国+1，供应链不能全放在中国，那么一些外企就搬到了越南。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谁在支撑越南制造？2018年到2022年，中国公司在东南亚的投资超过之前的第一大投资国日本，东南亚这样一个被定义为供应链去风险目的地的地方，实际上中国的投资是最多的，反而是“去日本化”了。这说明在全球化2.0时代，中国制造并没有退缩，反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在新的供应链生长时，我们当然要积极参与，全球化依然与中国密切相关。另外要加强原有的本领，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能够让供应链有战略纵深、有试错的机会，这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的优势。现阶段看，无论是越南还是印度，对发展制造业而言，条件都不够成熟。越南很多地方的电力供应还要依靠中国，越南北部的供应链与珠三角紧密相连。中国以前是直接成品出口，现在是转为零部件出口、在越南组装。墨西哥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工人识字率。印度是比较值得警惕的对手，这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描述。印度是人口第一大国，年轻人口多，IT产业也不缺国际化的传统。 马克：一般我们认为越南、印尼工业基础比较好，当地有很多中国供应链和投资的外溢，但在印度中国企业还是不多的。前些年去的人许多也出来了，他们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难搞制造业。林雪萍：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能先把观点摆在这里。第一是印度的人口规模和市场潜力令其无法忽视，印度2022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第二印度股市成长非常快，市值已经超过了港股。印度有自身的问题，包括宗教矛盾、种姓制度等，但它的爆发力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关注印度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过于关注印度的不足，却选择性忽视了它的优势。但话又说回来，我不认为印度可以超越中国，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复制中国模式。原先光伏企业只做组件、电池片，现在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图/视觉中国
悬念3：中国制造出海，会把“内卷”变成“外卷”吗？马克：刚才聊到日本，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球布局产能，尤其在东南亚、美国。日本汽车占据了印尼90%以上的市场，在美国日本车的份额也是最大的。我观察日本企业出海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抱团，这种模式是否只在日本企业中发生？林雪萍：日本出海我形容它是“合成营”，多兵种作战，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套供应链，有配件供应商、物流、金融、情报等体系性的支撑。日本海外布局时也并非简单转移生产基地，而是综合性工业体系的转移。日本财团（综合商社）对供应链有很强掌控力，比如丰田2000年进入中国做合资汽车时，丰田汽车不是最早进来的，而是丰田商社先行，用零部件打下供应链的基础。金融是关键的一环，中国企业在和日本企业竞争时，如果金融支持跟不上，就相当于少了一条胳膊。日企出海往往采用一套情报、商贸、产业、投资的组合模式，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国家级的供应链工具箱，使得企业可以开箱即用。丰田模式是日本制造的代表。日本政府将丰田生产方式“国有化”，丰田的精益生产模式先是普及全日本，接着风靡全球。一个企业的经验，变成了一个行业的知识，又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能力。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也有，比如在印尼开采镍矿的不锈钢龙头企业青山集团，就带动了很多供应商。中信农业集团在白俄罗斯投资了工厂做粮食储备，当中也有大量的金融配套。但总体而言，因为我们“走出去”的时间有限，中国制造在海外的配套能力还远远不够。 马克：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企业在国内“内卷”，到了海外“外卷”。日本企业在海外打价格战吗？林雪萍：“卷”不分国别，只是日本一些行业的“内卷”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构成了某种平衡。回到国内，“卷”很多时候是由行业属性决定，以规模取胜，靠资本驱动，市场竞争到最后一定会洗牌，失败者会退场。中国企业的“内卷”中还出现了一个意外的现象，国际竞争对手被“卷”没了。比如光伏行业只剩下一家美国企业First Solar还在前十。马克：那么“内卷”这一幕在国际市场会重演，这是大概率事件吗？林雪萍：光伏是中国特别有优势的产业，美国的光伏产能还不到中国的7%。但到了美国去，会发现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是非常大。于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叫做“供应链内化”。原先光伏企业只做组件、电池片，现在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公司都恨不得在整个供应链上移动。但到了国外，这件事就要三思了。回归主业，擅长做硅片的做硅片，做电池片的做电池片，或许是更佳方式。因为重资产投入是有风险的，分工恰好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当中国制造在出海时，很多场合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这不是说要搞价格垄断，也不是商定价格联盟，而是实现更好的产业链分工。马克：中国制造业如果是自然外溢当然很好，但如果是不得不“走出去”，这是否会导致中国的产业空心化？因为这一幕在美国发生了，美国正在痛定思痛，美国是怎么丢掉制造业的？林雪萍：现阶段“走出去”不是简单的对要素成本变化的反应，而是出于某种原因主动地在海外做产能备份。中国的产业形态是千层饼，需求多元，成熟度各异，这会使各种产业形态在中国依然能找到它的价值，不会像美国那样用进废退，技术依然能够得到强化。从这个角度，我不担心中国制造会像美国制造那样出现那么大的空心化问题。当然产业过度迁移对中国是不利的，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把产业留下来。马克：全球化1.0时代，本质上是跨国公司带动的全球化，其中美、德、日的跨国公司最多，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了，而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没有？林雪萍：全球化1.0时代的特征是美国信息高地与中国制造洼地的结合，中国受益，美国也一样。对比二三十年前，美国与日本、德国的财富差距拉大了。美国把IT、信息产业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日本、德国没有家喻户晓的互联网公司，它们还是保持着一种均衡，更重视制造业，还是很强的出口导向。 马克：反过来说，因为日本、德国没有发展起强有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它们也失去了空心化的“资格”。林雪萍：我还是觉得这是各国根据自己国情作出的自然选择。从结果看，制造业空心化不是好事。 马克：苹果在美国是个反例吗？它虽然没有工厂，但牢牢占据着产业制高点、牢牢掌控着供应链。林雪萍：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主要是低技术制造的流失，导致高技术制造成了无本之木，无法快速迭代、跟进。就像中国的大疆，无人机是高技术，但它也得益于深圳华强北这样一个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大上的电子零部件市场。苹果最重要的特点是不只做研发，苹果实际上是一个制造大师，只是没有亲自下场。它一直在当教练，教你们怎么做机器、装配生产线。苹果的制造基因和制造能力都非常强，这和特斯拉是一样的。只是特斯拉等不及了，卷起袖子自己干。悬念5：假如没有地缘政治变局，中国制造会怎样？
马克：有时我会想一个脑洞题，当然我们总说历史不容假设，但这里我们不妨假设下，假如这个世界依旧按照全球化1.0的模式发展，中国制造又会沿着什么轨道前进？我们知道这几年它是变轨了，但不变又会怎样？林雪萍：我先说这个假设的条件里，有一点和现在的情况是相似的，就是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一直存在，只是以前是相对低频的事件，现在变高频了。如果管制还是像从前那样相对宽松，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在某些领域的技术突破没那么快。企业用惯了一种软件、一种机床、一种传感器，不愿意换的。尤其在半导体行业，换一个材料、光刻胶，换一个气体，需要花大量的验证时间考察稳定性和良率，没两年换不下来。但现在人们有了断供的危机意识，于是会说“你来试试吧”，国产供应商因此得到了机会，跨进了半只脚，这是非常可喜的。但话分两头，若按照1.0的趋势推进，中国制造的连接力会继续加强，超级工厂将变得更有效率。而现在中国制造在控制力上加快了节奏，连接力则有所损伤，因为一些全球化超级链主在迁移供应链。马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想起2013年出过两本有意思的书，一本是瓦科拉夫·斯米尔写的《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呼吁美国不能没有制造业；另一本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彼得·马什写的《新工业革命》，他在书里对中国制造大大褒奖了一番，但最后一个小节的标题是“中国赢得了制造，丢掉了研发”。但您刚刚描述的几个变化，正是祸兮福所倚，中国制造被逼着加速了技术研发。林雪萍：回到现实的情境下，过去在供应链中极强的连接力，也使得中国制造在应对控制力冲击时，有一定的缓冲性。在设计力方面，美国的特长是打造一个完整的创新管道，从学术理论到工程化再到商业化，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体系的制定。我在写这本书的最初就有此感慨，美国的挤压不是单点，而是整个产业体系。中国的特点是在新兴赛道敢冒险、敢投入，比如动力电池。我想表达的是，这不仅关乎供应链本身，而是工业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供应链只是一个理解制造业的窗口。大国博弈以工业、制造业为基础，国家繁荣也离不开制造业，而供应链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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