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上任联合国——冀朝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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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 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历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基巴斯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2020年4月29日下午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95年，冀朝铸在联合国时留影

1991年2月12日，国内来电指示说，我国政府已提名我代替谢启美同志到联合国做副秘书长，我应尽快从伦敦直接去纽约。因为谢启美已回国了，他在联合国领导的那个部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是一个独立的职位，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公民都不能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但因五个常任理事国非常重要，所以每个常任理事国都应该有一个副秘书长。

这样中国永远要有一个副秘书长在联合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以前，中国的副秘书长职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的人占据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一恢复，副秘书长的职位马上转到这边来了。第一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到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是唐明照同志。唐明照退下来后，就由毕季龙同志接替，谢启美是接替毕季龙的。

当时我在英国任大使已快4年了，我从外交部的朋友那里听说我在退休以前还要当一任大使，或者在华盛顿，或者在纽约。

我想如果派到纽约去，一定是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继续向中国政府负责，而不是作为一个联合国的职员联合国秘书长负责。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当然了，我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另外，我那时已61岁了，超过规定的退休年龄。在这个年龄上还给我一个很高的职位，对我来讲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秘书处这个词听起来是很高贵，对我也有吸引力。因为从1945年联合国和联合国秘书处创立起，我就一直听到这个名字，在他们创立后的头几年，我甚至有时想象自己能在这一类机构里工作。而当我1952年从朝鲜被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秘书处工作时，我也感到非常满足。

1992年8月，冀朝铸（右二）应邀去东京同日本外交部会谈。日本副外长小和田恒（左三）宴请冀朝铸。

另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从1991年开始，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位在外交部属于副部级，所以这次任命也提高了我的级别。于是我马上就打电话回国，请求允许我经北京去纽约，而不是直飞纽约。因为我对联合国秘书处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假如我在上任前外交部能和我谈谈情况，这会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但外交部回电说时间太紧，我将要领导的那个部的高级职员已一再要求中国政府尽早派新的副秘书长到纽约，因为在联合国内部这个部正一再受到攻击，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国内告诉我到纽约后，我部内的职员可为我介绍情况，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可以为我介绍情况。所以我马上开始约时间向女王、首相、外相、其他部长和英国议会成员，各行各业人士告别。同时尽快写出在英国任大使期间的工作总结。

1991年3月14日，我就和夫人向同向伦敦使馆的同志辞行，举行了告别记者招待会，然后乘协和号超音速飞机从伦敦直飞纽约了。

1993年3月，冀朝铸（左）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主持大会。

我是以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身份乘飞机，所以机票由联合国提供。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只有秘书长可以坐头等舱，副秘书长只能坐商务舱。这同我任大使时候的待遇就不同了，因为中国大使按惯例都是坐头等舱的。但我们很幸运，不仅机票后来提升到头等舱，而且还乘坐了协和号超音速飞机。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职位，而是我哈佛大学的同学艾迪贡的太太达纳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公关公司工作，而英国航空公司是这家公司的客户之一。达纳就帮助我们将机票升级。

乘协和号超音速飞机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飞机本身并没有头等舱、二等舱的区分，所有座位都和一般中程飞机的商务舱差不多。飞行非常平稳，但噪声比一般飞机大一点。我们是在伦敦时间上午10点半起飞的，到达纽约时是当地时间上午11点半。我们当时没感到任何时差的影响。

1992年，冀朝铸（左一）和李道豫大使（右二）一起陪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夫妇去中国。

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我们受到我国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大使、副总领事宋有明，还有孔繁农同志及其他四五位中国同志的欢迎。孔繁农是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按联合国的级别算，他的级别是D2，相当于正司、厅级。

联合国官员的生活和中国外交部的生活是很不相同的。一个中国外交官，特别是高级外交官，日常生活上所需的一切组织都会安排，在国外期间根本不会为吃饭、旅行以及官方应酬发愁，这些都由中国政府一手包办，但他们的工资却比西方同级外交官低得多。而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物质条件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基本相同，薪水较高，当然会比同级的美国外交官稍低一点，但需自己负责生活中的一切。

1993年8月，冀朝铸夫妇（右一、右二）同李鹤伯（左一）在韩国大田国际博览会上。

联合国副秘书长每月有300美元官方应酬费，包括工作早餐、午餐、晚餐的招待会，一次付清。但这300美元并不多，差不多仅够四个人在纽约的高级餐馆里吃一顿晚饭。若是在日内瓦，又贵多了。另外，联合国官员必须用自己的钱买一辆车，还得自己开，因为他们的工资虽然相对较高，但还是雇不起司机。

刚到纽约时，头几件要办的事情之一就是住房问题。开始我们住在前任谢启美副秘书长的那套公寓里，因为这套房子的租约到6月底才到期。但是我的老朋友甘维珍，在美国都叫她珍妮，是甘维珍公司的总裁，坚持请我们在找到合适的公寓前住在她家。

我们夫妇在她家住了大约一个月。在甘维珍的帮助下，我们在纽约曼哈顿56街2马路租了一套公寓，离在47街1马路的联合国附属处比较近，我可以走路上下班。这套公寓每月租金3700美元，相当于我每月工资所得的40%。实际所得工资的意思是指我每月工资中实际拿到手的那部分，联合国每月给我工资中的三分之一都自动作为税金交给了中国政府。

外交部给我的指示是尽早去联合国上班，所以我们夫妇到美国的第二天一早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联合国了。那天天空正下着大雪，司机显然看出我们是新来纽约的。路走了一半，他突然把车停下来说车出毛病了，他到车后打开后备箱捣鼓十来分钟，回来告诉我们车上的计程器坏了。我们明知他捣鬼，但无可奈何，只好说：“不要管它，快走吧。”等到联合国总部后，他要8美元，加上小费10美元，比一般情况贵一倍多。

冀朝铸（左）在联合国与西哈努克亲王会面

我在联合国负责的部门叫做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从字面推想可能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技术。这个推想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真正理解我们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联合国通过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真正无条件的援助项目受到很多指责，很多人反对这种无条件的援助。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猫不在的时候，老鼠可以玩。”我的办公室在联合国秘书处主楼马路对过的联合国DC1号楼12层。我于3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时到达，但谁都不在。我们夫妇在12层转了一圈，找到我的办公室执行官、意大利籍的伯突奇先生，他正和手下的工作人员开会。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告诉我他一直盼望新的上级快点来，然后他带我去看我自己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比我在伦敦当大使的办公室还要大，有几扇大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路对过联合国几幢大楼，还可以看到东河漂亮的风景。

伯突奇先说对我这么快从伦敦赶来非常高兴，说这个部门正面临很大的困难，急需领导。他问我，他能不能代表我通知所有的司长和副司长和我一起在3月18日星期一早上开会（司长是属于D2级别，副司长属于D1级别），目的是让这些司长、副司长向我介绍本部门的工作情况。伯突奇先生还建议我先同司长们见面，然后再让副司长们进来。我对他的建议完全赞同。

我在联合国工作的5年时间里，伯突奇先生一直是我最忠实、最信任的手下工作人员之一。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总可以找他，也一直确信他会尽他的能力把事情办好。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工作非常勤恳的人，后来提升到D2级。联合国改组把技术合作方面工作削减了相当一部分，但他还是继续担任负责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司长，我为能和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

1994年，冀朝铸夫妇在美国慈善机构举行的宴会上，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一起。

另一位对我在联合国早期工作有帮助的是我的办公室主任赖尚龙，他也是我前任谢启美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儿子，父亲在1949年逃到台湾。赖尚龙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参加了“保钓运动”（保卫钓鱼岛），这期间同中国政府建立了亲密联系，后来参加了联合国的工作。

我刚到联合国的头几个星期，他每天早上都到我的办公室来，向我解释我们这个部的职责，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正在用什么方法克服等。他特别着重介绍我们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常重要但又充满矛盾的关系，幸亏有了他的帮助，我才能渐渐地理解当时非常复杂的情况。

公号说明

图文均选自《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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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冀朝铸  采访整理 | 苏为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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