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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慈禧嚷嚷着要痛扁列强,但其实列强谁也没收到宣战书 | 浪潮工作室

2017-01-04 庄帆 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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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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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慈禧因为相信义和团有神力,决定向列强宣战。结果打到一半怂了,还给洋人发电报,说你们没受到实质伤害。这样的大清国不完才怪。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朝发布了一道上谕,先是控诉了一番列强洋人几十年来凶横无理,欺人太甚,又郑重地宣布:“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这就是有名的《宣战上谕》,虽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但大家都知道,此时朝廷的真正掌权者实乃慈禧太后。也就是说,那个嚷嚷着要“尽我国之地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居然对八国联军下了宣战书。


然而这道宣战书是一道对内文件,也就是说,没有明确宣布向何国开战,交战诸国没有一个国家收到宣战书,甚至连盛京将军(即东北三省的长官)过了几天还一脸懵逼地问朝廷:“究系何国失和?”


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写道:“地狱里有恶鬼,但是一位妇人受着藐视的时候怒气之盛。”慈禧为何如此震怒?庚子年的战端不仅在酝酿宣战阶段充满戏剧性,连战争本身也很奇怪,令人欲探究竟。

26岁登上权力巅峰


慈禧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人更多地从她从戊戌政变开始的一系列行为出发,认为她出卖中国利益、满足一己私欲,但是要知道,没有慈禧,就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汉族官僚的崛起,更不会有所谓的“同光中兴”,我们在感叹洋务运动中诸省督抚的雄才大略时,也应该知道,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咸丰皇帝去世那年的“祺祥政变”。


正是在这场政变中,慈禧联合恭亲王奕䜣,在京城先下手为强,果断处理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生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夺取权力,并将新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此后,清朝推行向西方学习的政策,重用曾、李、林、左等汉族大臣,开创了新局面。这一年,慈禧年仅26岁,但决断力已非常人能比。



慈禧太后。/Wikimedia


限于宫中环境,慈禧虽能读书识字,但文化水平自然不会很高,但是她能重视以儒学为立身之本的汉族官僚,本身已极具远见。同时,她酷爱京剧举国皆知,短浅的学识使她对京剧中的快意恩仇、斩妖除魔深信不疑,以及道教、佛教中一些奇门遁甲、奇诡法术。这就为她后来对义和团“神拳”的信任埋下铺垫。


经过戊戌政变,清理了朝野内外的变法派,慈禧再一次巩固了权力。但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帝国境内颇不和平,尤其是山东省新崛起的一个武术团体——自称所练为“义和神拳”,所以称为义和团。



义和团团民。/Wikipedia


对于这种组织,朝廷向来处置有方。或痛剿,或招安,视具体情况而定。但这一次,义和团打出的“扶清灭洋”的旗号,令朝廷有些迟疑。这个组织起于山东,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利用所谓“神拳”吸引了大量民众,且其打击对象主要是基督教堂、教徒,并没有反清。


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山东巡抚李秉衡主张剿灭,而他的后任张汝梅、毓贤主张招安加以利用,1900年接替毓贤的袁世凯又是强硬的主剿派。但无论争论如何,义和团并没有引起朝廷更多的重视,它始终只是山东、直隶地方的局部事务。


如果没有己亥建储,没有建储后进一步公开化的帝后之争,义和团也许就此逐渐被剿灭、平息,在历史长河里连一丝涟漪都不起。

义和团的站队决定了生死


己亥建储是晚清政局的一大变数。


公元1900年1月,旧历尚未过年,仍属己亥年。慈禧接受荣禄的建议,在巩固自己地位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因无子嗣,故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储君。此举明确表示,光绪帝已再无亲政的可能。


慈禧最看重的列强对建储一事持不满态度。外国公使们虽不得不与慈禧打交道,但普遍对倾向革新的光绪帝好感更强,希望清朝能在年轻皇帝的领导下趋向西化。己亥建储之前,英国公使窦纳乐就曾经建议朝廷请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帝体检,提供一份健康证明以缓解列强对太后欲行废立的猜疑。



光绪皇帝。/Wikimedia


慈禧对洋人的不满越来越深,但又苦于没有办法回击。这时候,义和团该发挥作用了。


义和团在山东、直隶等地袭击洋人、焚毁教堂、屠杀教民,列强对此极为不满,所以各国公使多次要求清朝严行查剿。但是,朝廷的态度颇为暧昧。


例如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就倾向支持,甚至有“联拳灭洋”的想法,后来迫于列强压力,朝廷将毓贤免职而改任主剿的袁世凯,但随即又嘉奖了毓贤。朝廷和地方官员对义和团的温和态度引起了列强的不安。所以,各国决定自己增派军队进入天津、北京等地,保护侨民。



德国发表的清朝地方官员处死基督徒漫画书。/Wikipedia


此举当然是违背国际法的,但弱国无外交,清朝对此也只能默认。实际上,说清朝一开始就决定扶持义和团也不符合事实。清朝的态度一直是剿抚结合,有聚众犯事者就杀一儆百,力图把民众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为以往的经验表明,剿之过急很可能反而把义和团的斗争矛头引向朝廷。


管束既然不严,义和团就更加风生水起,甚至浩浩荡荡地涌进北京城,要“扶清灭洋”去了。一路上,拳民们破坏铁路,砍断电报线,认为这些洋人的东西通通为不祥之物,结果使得东南各省与北京失去联系,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要给中央拍个电报,还得先发到上海,再由上海快马加鞭送进京城。



天津义和团准备集结。/Wikipedia


义和团进京,列强保护侨民的军队也在试图进京,时局越来越紧张。身为决策中枢的慈禧太后,心绪也很复杂。一方面,列强自然不能得罪,可是自己垂帘听政的地位更加不能动摇。而义和团拳民有“神力”(是的,慈禧真的相信这个,后来战事最紧急的时候,慈禧还曾经下旨要五台山的高僧普济联合义和团,用法术抗击八国联军)。


更重要的是义和团在帝后之争中的站队。光绪帝的维新立场与排外的义和团格格不入,光绪帝本就力主剿灭,义和团也对皇帝不敬,认为他被洋人法术迷昏头脑,甚至称他为“二毛子”,而对相信法术的老佛爷更加拥戴。


所以,如果能好好利用义和团和支持义和团的大臣们,慈禧在帝后之争中就能加重筹码。但即使如此,时机未成熟,她也不敢明着表态。就在《宣战上谕》颁发的一个星期前,朝廷上谕还是这样一副口吻:“奸匪造作谣言,以仇教为名,扰及良善,于朝廷禁令视若弁髦,……此等匪徒,亟应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

相信义和团有神力,慈禧终于下了决心


由于列强不断增派军队,朝廷上谕便吩咐,京城兵已经足够保护使馆了,别让他们再来了,“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很明显,这时候,恐慌的朝廷已经准备采取强硬立场,甚至不惜打上一仗。



19世纪末的时局图。/Wikipedia


这种强硬立场不是没有来源的。旧历五月二十日,也就是《宣战上谕》颁布的五天前,贝勒载濂上奏折,称他在剿灭拳匪的过程中发现“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并且认为“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这一下可说到慈禧心窝里了。


同一天,慈禧“叫大起儿”,也就是召集朝廷重臣,开了次御前会议。此后几天又叫了两次“大起儿”,一共三次御前会议,确定了宣战的方针。


这三次会议中,主张和列强一战的大臣们以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为首,和荣禄、袁昶、许景澄等主张剿匪的大臣吵成一片。但慈禧终于决定宣战,原因除了御前会议上部分大臣的支持,还有另外两件极为关键的事情。


第一是所谓的“归政照会”。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拿出了一份列强的照会,这份照会是江苏粮道罗嘉杰通过荣禄呈上的。这份列强的照会令慈禧的愤怒无以复加,据说比她得知康、梁要刺杀她的谋划时还要愤怒。



荣禄。/Wikipedia


这份神奇的照会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慈禧对此当然完全无法忍受,所以作出了宣战决定。后来史学界对此有所争议,不过不管有没有照会,荣禄确实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之前向慈禧呈上了某些分量极重的情报。


第二件大事则是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和直隶总督裕禄的奏折。裕禄在奏折上一方面上报了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但为了掩饰自己援救不力的失职,又炮制出了一场虚构的胜利,说是“官军连日力战,并收抚义和团民,协助获胜”,将战争过程描述得栩栩如生,最后说“自开仗以后,民心极固,军气甚扬。”


这场“胜利”,给慈禧的宣战带来了巨大的底气。收到奏折的第二天,她就颁发上谕,向列强宣战,并嘉奖义和团,命令清军发起对各国使馆的进攻。



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受清兵围困方位图。/Wikipedia


进攻使馆一事,成了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最后的笑柄之一。首先在于此事完全无视国际法保护使馆的相关原则,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是泄愤,甚至有挟持使馆中滞留洋人充当人质来换取求和条件的意味,打到一半的时候还要发电报给列强,说使馆里的人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也正因如此,攻打使馆炮火虽猛,也造成了一些死伤,但打了一个多月愣是没有打下来,直到慈禧下令停止攻打。


一位当时被困在使馆中的外国人后来回忆:“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



列强进驻北京后分管图。/Wikipedia


战败后,慈禧在西逃的路上也曾经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翻脸的,中间有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阻拦他们,始终中没有叫他们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然而后悔也已经太迟,西逃的慈禧和光绪帝吃尽苦头,以至于要两人共坐一张板凳,长叹通宵的地步。辛丑和约签订后,回到京城的慈禧终于决心改行“新政”,可惜天不假以时日,十年过后,武汉的炮火就一把埋葬了大清王朝。







参考文献:

[1]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 义和团档案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 1959.05.

[2]马勇著. 中国近代通史 第4卷 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 1895-1900.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07.

[3]吴永口述. 庚子西狩丛谈. 北京:中华书局, 2009.10.

[4]马忠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荣禄与晚清政局.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03.

[5](美)马士(H.B.Morse)著;张汇文等译.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3卷 一八九四-1911年被制服时期.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06.

[6]林华国. 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J]. 历史研究,1991,03:57-67.

[7]孔祥吉. 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J]. 历史档案,1988,01:99-104.

[8]李细珠.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J]. 安徽史学,2014,03:5-12.

[9]中国史学会主编. 义和团.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57.06.

[10](美)柯文著. 历史三调 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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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陈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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