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上的路标，都是尸体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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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Rachel Nuwer

译者 | 湛湛

出品 | 破壳翻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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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位于青藏高原的珠穆朗玛峰是很多登山爱好者最想征服的那座山，毕竟不是谁都有能力能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在“登顶热”的驱动下，一批又一批的登山爱好者前仆后继的来到珠峰脚下。有人成功登顶，从此获得莫大的荣誉和赞美，也有人死在山上，他们被冰冻的尸体将永远和这座圣山作伴。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路上有200多具尸体。有记者调查了其中最有名的一具——常住居民“绿靴子”背后悲伤而鲜为人知的故事。

“很显然，（登山员）所下的赌注对他自身而言太大了：这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要赢得这场赌博，他必须先攀登到山顶，接着，还得平安下山。路途越艰难，危险越多，他的成功才显得越伟大。”

——乔治·马洛里，1924年

登山者在一块突出岩石下侧躺着，似乎在它保护般的阴影下打盹。他鲜红的羊毛大衣往上提过，正好挡住了脸，双手紧紧环抱着身体，抵御刺骨的冷风和严寒。他的腿伸到了小道上，过往的登山员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跨过他脚上荧光绿的登山靴。

他叫泽旺·帕勒哲（Tsewang Paljor），但遇到他的人只知道他叫“绿靴子”。近20年来，他留在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尸体成了毛骨悚然的路标，指引着那些试图从珠峰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登顶者们。有很多人在珠峰丧命，和帕勒哲一样，多数的尸体也还在山上。但帕勒哲的尸体因为位置显眼，成了众多有名尸体中的一具。

曾7次登顶珠峰的探险家诺埃尔·汉纳说，“每一个登山者，尤其是从北坡上山的人，都知道“绿靴子”，要么读过或者听说过他的事迹。大约80%经过的人都会在‘绿靴子’那里停下休息一会儿，要错过他几乎不可能。”

帕勒哲死后，争论此起彼伏，包括他和两名队友的死是否是因为其他人贪图登顶的美名，无情的对他们的悲剧前兆视而不见。然而，关于这个昵称背后男子的信息太少。谷歌搜索“绿靴子”，你能找到的信息是帕勒哲和另外两名登山队员泽旺·斯曼拉和道尔吉·莫鲁普都在1996年的暴风雪中丧生，乔恩·克拉考尔所著的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以及最近的一部惊悚影片《绝命海拔》（Everest）永久地记录了这场风暴。而维基百科显示，帕勒哲是印度-西藏边境警察部队的一员，死时年仅28岁。

年轻的泽旺·帕勒哲 / Rachel Nuwer

一想到帕勒哲和其他从珠峰上坠落的登山者们从此与亲人们阴阳两隔，尸体被冰冻起来，永远向世人展示着死亡瞬间的模样，我就涌出某种病态的好奇心。除了死亡这已成定局的结果，我想知道的还有这名穿着绿靴子的帅气年轻男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能让他的尸体在珠峰保存这么多年的原因。

我还很好奇，极限海拔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身体和意识，它又会对一个人的决定甚至道德产生怎样的意外影响。但是最终，我想要回答的是另外一个更加不容忽视、已经被提及无数次但总会避而不谈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登这座山？为什么要把性命赌在这难以逾越的高峰上？科罗拉多州登山家艾伦·阿内特的博客一直是珠峰信息的可靠来源，根据他的记录，从1924到2015年8月，共有283人死于珠峰——其中有170名外国人和113名尼泊尔人——登顶死亡率大约为4%。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认为登顶珠峰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呢？

因为想解答这些问题，我才得以窥见登山文化、道德和登山人心理；才得以走近登山传奇，拜访那些伤心欲绝的父母；才得以获得横跨福冈、加州和加德满都的各类资源。

欢乐之地

飞机从新德里出发，一路向北，城市里飘荡的烟雾、拥堵的交通和杂乱的人居迅速淡出了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棕色的乡村平原，接着又成了绿色山丘和梯田。

拉达克，“垭口把关者”，位于喜马拉雅山的阴影之下

景色这才开始逐幅展开，变得壮观起来。飞机身下的山一座比一座高，高到像要把山腰的村庄、田野全甩下去，植被也渐渐稀疏，最后连生命都不见痕迹。点缀着白雪的山峰参差不齐，似乎都在向上拔节生长，要伸到天空底下把这小小的飞机拽下去。山谷溪流遍布其中，如同绿色丝带，不时打断了单调的景色。若非这水流给众山峰增添了生气，这里会冷淡得不可思议。

快到目的地时，飞机开始下降。机舱广播里传来驾驶员的声音：“希望你们已经把所有烦恼都抛在了德里，尽情享受这个欢乐之地吧。”

印度最北边的拉达克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素有“垭口把关者”之称（编者注：拉达克原属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绝大部分由印度实际控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间是九月初，白天天气明媚而温暖，但夜里温度却已降到了零度以下。

1968年4月10日，泽旺·帕勒哲出生在这片海拔3800米的高原荒漠中。他在“金色王座”瑟格蒂的一间田园式谷寨里长大，那里房屋刷着白浆，四处都是大麦田和白杨树。

列城，拉达克尘土飞扬的首府

周三一早我们就出发去瑟格蒂，沿途的印度河蓝得发亮，寺院惊险地立在山腰，餐馆开在尘土飞扬的路旁，遍布岩石和贫瘠土壤的平原似乎把我们带向了另一个世界。随行的还有社会学家兼导游楚提姆·道尔吉，我在当地行走全靠他。

我们没有提前联系帕勒哲的家人，想着当面告知我们的来意可能更容易说服他们与我们讨论这一敏感话题。不过现在，我有些疑虑：他们会不会拒绝我们？会不会觉得被冒犯？万一他们都不在家呢？

去往瑟格蒂的路上

我们路过尘土飞扬的奇特平原

去帕勒哲家的路上经过的偏远村庄

离开列城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楚提姆跳下车，朝路边一位拨弄着佛珠的老人走过去，询问法纳农场的位置（法纳是帕勒哲家族的姓氏），老人明确的指了指前面的路。像瑟格蒂这种地方，大约只有300户人家，人们都互相熟识。楚提姆说了句“离这不远”，然后钻进了车。

在拉达克问路

数分钟后，我们到了一扇棕色的大门前，门后是一幢漂亮的两层房屋，窗户很大，屋顶装饰着随风飘动的经幡。楚提姆说，“就是这儿了。手指交叉祈祷一下。”

穿过前门，经过种满牵牛花、金盏花和雏菊的花园时，我感到有点反胃。阳光下，一条黄狗懒懒地瞪着我们。

到达帕勒哲母亲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然而，帕勒哲的母亲塔希·安戈诺开门那一瞬，我的担心少了几分。73岁的她双眼闪烁，笑容可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了十来岁。浑身散发着祖母般温暖的她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欢迎!”，并示意我们进门，甚至没问我们是谁，为何而来。

我们进了客厅，里头放置着卧榻和精雕细琢的桌子，墙上贴着孙辈们海报大小的照片。她取来一壶滚茶和一碟点心，和楚提姆交流了几分钟。即便我不懂拉达克语，还是能看出来，当楚提姆跟塔希·安戈诺表明来意时，她刚才还挂着笑容的脸突然垮了下来，麻木混沌的表情无一不在诉说着积累多年的悲恸与失落。楚提姆询问我们能否继续进行采访时，她还是答应了。

泽旺·帕勒哲家的房子

帕勒哲有五个兄弟姐妹，排行第三的他性格安静，村里人都知道他为人有礼貌、富有同情心，心有理想，淳朴善良。虽然帕勒哲外貌出众，却生性怕羞，所以青少年时期也从未交过女朋友。他曾跟弟弟说，自己更热衷投身于比婚姻更伟大的事情中去。

帕勒哲家全靠农场微薄的收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作为家中长子，他无疑感受到了养家糊口的压力。所以在读完10年级后，他便辍学参加了印藏边界警察部队的选拔，这支部队有个庞大的校园，就位于拉达克尘土飞扬的首府列城附近。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加深的敌意，1962年该学校成立。在此部队服役的人会专门研究高海拔地形——面对延伸到喜马拉雅山的邻国凌人的气势，这项研究很有必要。令帕勒哲和家人高兴的是，他达到了部队的选拔标准。

塔希·安戈诺和她儿子的物品

塔希·安戈诺很支持儿子在部队工作，但帕勒哲意识到，母亲的支持也仅止于此，她绝不会答应让他去攀登世界最高峰。所以，当他被选入精英登山队去完成一项危险但伟大的使命——成为第一批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印度人时，他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目的地。“他撒了个小谎，说要去爬一座不同的山，”他的母亲说，“但他也跟朋友说了自己实际要去干什么，然后话就传到了家里。”

尽管帕勒哲在工作生涯中已经成功登顶了很多山峰，塔希·安戈诺的架子上也摆满了他的证书和奖章，但对她而言珠峰仍然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方。她恳求儿子放弃，但他告诉母亲自己必须去。“他一定觉得，登上珠穆朗玛峰，会给家里带来很多好处。”她说。

帕勒哲登顶的证书

然而，弟弟提恩里·纳姆加尔丝毫不担心，因为哥哥帕勒哲是他见过最强壮的人。“他放假回家时，我们经常一起玩。我们老踢他肚子，像石头一样坚硬，”他说，“我一直以为，哥哥像个超人。”

提恩里如今是一名僧人，在帕勒哲临走前几天，兄弟两人在德里相聚。告别之前，他曾给哥哥做了一次祈祷。“他那时刚通过体检，很激动，迫不及待要去西藏，”提恩里说。“他一点也不紧张，对安排的一切感到很高兴。”

提恩里是最后一个见到帕勒哲活着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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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勒哲年轻力壮，又经验丰富，但即使是准备最充分的登山员，珠穆朗玛峰也有无数种方式夺走他的生命：塌陷、雪崩、曝晒，甚至更多。人体机能在珠峰残酷环境的损害下也会停止工作。因心脏病发作、中风、心律不齐、哮喘或其他先前存在的症状恶化而突然死亡的情况并不罕见，此外，缺氧可能诱发急性肺水肿或脑水肿：如果血管开始渗漏液体并流入肺部或脑部，将会危及生命。

来自伊丽莎白·霍利的档案资料——帕勒哲的文件：瑟格蒂居民，登山员，无子嗣

但是在登山途中，任意一种情况下死亡的可能性因人而异。在一项有关1921年至2006年间212起登山死亡事件的回顾性研究中，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麻醉学家保罗·弗思和同事发现，大多夏尔巴人的遇难事件发生在低海拔地区，说明穿过孔布冰川时危险难以避免，这种冰川不稳定，承载着房屋大小的冰块，布满张开的冰缝。而另一方面，在高海拔区域遇难的基本上都是付费上山的游客和西方导游，而且在8000米（26,999英尺）以上区域的遇难事件中，有50%发生在登顶后下山的途中。“很奇怪，很少有夏尔巴人死于高海拔地区，”弗思说，“但这些数字太明显了。”

这些发现可能反映了诸多因素，包括夏尔巴人或许比其他人更能适应缺氧性环境，他们攀登珠峰的经验更丰富，并且不会沉迷于“登顶热”——一种让登山员不顾自身安全也要登上顶峰的强烈欲望。“人们的选择是基于能否成功，不是基于能否活下来，” 埃德·维耶斯特斯说，他是第一个登完世界上14座8000米高峰的美国人，也是第五个没补充氧气就做到的人。

帕勒哲死后获颁的奖牌

2012年，怀俄明州记者、作家兼探险家马克·杰金斯攀登珠峰时，一天之内死了5个人。他采访的夏尔巴人告诉他，大多数的不幸发生在不肯回头的顾客身上。“你的夏尔巴向导会跟你讲，‘你行动太慢，不往回走的话必死无疑，’”他说。“然而有些人就是不肯回头。”

“高山不会主动夺走人的生命，是人们自己送上门来的。”他说。

维耶斯特斯曾在离珠峰顶不到100米时就结束了登山之行，因为当时情况实在很不乐观，他觉得自己能存活下来全是因为自己经常考虑山峰的实际情况，知道何时该往回走。“我的原则是，登山一定要有去有回，”他如是说。但是弗思认为，在珠峰遇难的人，要么因为缺乏经验，无法判断情形是否正常，不能辨别预警信息，要么即使经验丰富，自身的判断也会因海拔影响而发生混乱。等到他们意识到处境堪忧时，却为时已晚。

加德满都，很多人在这里开始珠峰之行

杰金斯估测，在珠峰遇难的登山者中有一半其实本不该丧命的。“这并非我的个人看法，而是事实，”他说。“他们中有些人一辈子登过最高的地方只是摩天大楼。”

“没有夏尔巴人作向导，98%登顶珠峰的人不可能成功，”比利·比尔林同意此说法。他是驻加德满都的记者、登山家，也是现年91岁前记者伊丽莎白·霍利的私人助理。伊丽莎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记录喜马拉雅地区的探险活动。

伊丽莎白·霍利保存的探险活动记录文件

帕勒哲一行人在登珠峰时，一切进展顺利。这支印度探险队在珠峰上交际甚广，他们携带了个挺奢侈的公用帐篷，还欢迎任何国籍的登山者前来参观。

领队是司令官莫欣德尔·辛格，如今家住旧金山附近，管理着一栋公寓式住宅。他在家中跟我讲起了那次远离家乡的探险：“我们曾是世界的领先人物。”

旧金山家中的莫欣德尔·辛格和妻子

帕勒哲凭借自身的力量和热情，被辛格选入第一支登顶冲击队，一同入选的还有泽旺·斯曼拉、道尔吉·莫鲁普和副领队哈布哈亚恩 ·辛格。“帕勒哲一生想做很多事，”辛格说，他相信自己在帕勒哲心中是父亲一样的形象。

在他的回忆中，帕勒哲很喜欢说话，“像个孩子”，很喜欢尝试挑战高难度的攀岩。“攀岩时的他像猴子一样敏捷。”辛格说。他还记得，帕勒哲最爱烤鸡，喜欢在空闲时唱唱歌，总是自告奋勇接受难度大的任务。“他总是那么乐于助人，”辛格说。

辛格对帕勒哲、莫鲁普和斯曼拉的技能很有信心，他们都来自拉达克，都证明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实力。然而，几乎就在那时，“一个接一个的错误”让探险队走向了悲剧，根据辛格事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他们“没有按照明确的指示行事”。

5月10日清晨，问题开始出现了，当时登山队因强风耽误了行程，然后又都睡过了头。他们没有在原计划的03:30出发，而是等到08:00时才从六号营地出发。由于出师不利，他们没有立即尝试登顶，反而决定再往上行进一段距离，修理绳梯，因为这样做可以确保在黑暗中下山途径“死亡地带”时有所保障——常有登山者丧命于这个海拔超过8000米的“死亡地带”。

哈布哈亚恩 ·辛格，副领队，探险冲击队唯一的幸存者

14:30的时候，登山队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狂风又接着刮了起来。辛格给队员们下了严令，必须在14:30之前或者最迟15:00返回。然而，哈布哈亚恩 ·辛格一直落后于另外三名拉达克登山员，当他示意他们停下来返回营地时，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或直接忽视了他。看着他们一往直前，冻伤了的哈布哈亚恩 ·辛格别无选择，只得独自下山返回六号营地。

哈布哈亚恩 ·辛格现在是印度边防警察部队的检察长，也是印度第四大最高奖项莲花士勋章（Padma Shri）的获得者。19年后，在新德里明亮的办公室回忆起那时那刻，他的目光遥远而深邃。

“我当时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三人都遇难后，我就是第四个，”他凝视着我说。“我今天站在你面前，但是如果我当时尝试去登顶，我可能就不在了。我能活着全是上天的恩赐。”

他认为，是“登顶热”夺去了伙伴的生命。

珠峰已经夺去了将近300条生命 / Getty Image

终于，那天下午的15：30，在“前进基地营”焦急等消息的辛格终于听到对讲机传来噼啪声响。对方是斯曼拉。

“队长，我们正在朝峰顶行进，”斯曼拉说。

辛格震惊不已。“千万别去！这种天气是假象，其实糟透了！”

但是，斯曼拉没有听从劝阻，他说，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山顶了，他们三人状态都还不错。

“不要太相信自己，”辛格坚持说，“听我的，你们快下来吧。太阳就要落山了。”

斯曼拉对警告不予理睬，他把听筒给了帕勒哲。“队长，让我们上吧！”帕勒哲话语中尽是自豪。然而就在这时，通讯断了。

直到17:35辛格才再次听到队员们的消息。斯曼拉向他报告，他和帕勒哲、莫鲁普三人正站在珠峰顶上，辛格紧绷的弦这才稍有放松，一股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辛格再三强调尽早回归很重要，同时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团队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德里去。

家乡和营地两边几乎同时开始庆祝，他们刚为自己的祖国创下了一项纪录。然而，帕勒哲和队员是否真正登顶，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克拉考尔和其他人也怀疑，帕勒哲一行人并非故意止步于距离峰顶不到150米的地方，而是因为天气愈加恶劣，加之高空环境已让队员们意识变得模糊，他们这才相信自己已经到了山顶。尽管疑问尚存，他们的登山事迹还是受到了赞誉，塔希·安戈诺事后也代替死去的儿子收到了奖杯。如辛格所说：“他们做到了，大家也承认他们登顶了。我可以确定。”

攀登珠峰途中，很多登山员产生“登顶热”，即使有危险也要登顶 / Rex

然而，这种欢腾的气氛并没持续多久。在斯曼拉通话后不久，一直在慢慢恶化的天气突然爆发了。恶名昭著的1996年大雪暴随即而来，狂风暴雪迅速席卷整个山峰。辛格不住地暗示自己不要害怕，他告诉自己队员们过去经历过最糟糕的天气，这次也一定能平安无事。如果动作迅速的话，午夜之前他们就能回到六号营地。“然而，”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没有回来。”

8000米高峰上的道德

斯曼拉、帕勒哲和莫鲁普三人登山那天晚上20:00，辛格担忧到了极点。根据他后来的正式描述，他决定向日本福冈的商业登山队求助。当时，该队两名登山员花田浩和茂川永介打算夜里登峰。

通过一名会说点日语的夏尔巴人协助翻译，辛格跟日本登山队领队讲了事态之严重。辛格报告中说，日本领队当着他的面通过无线电向他六号营地的队员解释情况，接着又告诉辛格，日本登山队员若在登顶途中遇到被困的印度登山员，一定不遗余力解救他们。“夏尔巴翻译向我们保证，这些日本人会把这次危机当成他们自己的危机来对待。”辛格写道。

第二天上午，风暴渐渐平息，日本队员开始朝峰顶出发。上午09:00，日本队长通知辛格，他的两名队员遇见了莫鲁普，当时他已冻成重伤，在雪中奄奄一息。他们把他连在固定绳索上，却又继续埋头朝峰顶前进。“我们很惊恐，”辛格写道。“日本人给我们的是黑色茶水（即红茶），确实让我们感觉黑暗。”

两小时后，在“澄澈平静的天空”下，这两名日本登山员和他们的三名夏尔巴向导遇到了斯曼拉和帕勒哲，但他们也没有停下或施以任何援手。“他们为何一滴水也不肯给我们将死的队员？登山道德到底是什么？”辛格写道。“日本人一点希望都没给我们。”

然而，日本登山队后来反驳这件事。他们强调，这种针对日本队员“毫无根据的指责”错误百出，完全是片面之词。回到日本，他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官方报告，称茂川和花田根本没有接到通知说印度登山员们遇到了困难。虽然他们确实在登顶途中遇到了几个登山员，花田说，“我们没看到有人处于困境或濒死边缘。”

他们在报告中还强调，8000米的高山之上，“哪怕处在生死边缘”，每个登山员都应全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常识”。

国际登山联合会发布的登山员道德准则中，特别指出“比起达成上山目标，帮助有难之人享有绝对优先权”。很多人将此准则铭记于心。“救人一命比登上珠峰100次都重要，”第一位登完尼泊尔8座8000米山峰的塞拉普·扬布·夏尔巴如是说，他还是一年之中两次登上乔戈里峰第一人。“我们总可以回去重整旗鼓，再次登顶。一条性命若是没了，便再也回不来。”

穆塞·科利队长在新德里传奇酒店

“人人只能自顾安危，谁都不应该帮助其他团队，这是一派胡言，”登山员穆塞·科利说道，他曾在1965年带领印度探险队首次成功登顶珠峰——“这完全违背了登山精神。”

然而，一旦涉及商业登山者时，这项简单的规定反而变得复杂起来。这些登山者花了成千上万美元只求一条安全的登顶之路，万一他们在途中遇到有人需要帮助，他们的角色就没那么清晰了。同样，万一向导遇到求助的商业登山者，而拯救他们可能会牺牲自己，此时我们也无法确定向导是否会提供帮助。

此外，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的决策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会严重受损。“那种感觉完全像喝醉了一样，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弗思说。登山者们在低海拔地区制定的计划和道德标准，常常会随着氧气的减少而变得模糊。

“人们坐在客厅里看着《户外》杂志，常常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但那高山之上变化如何，地面上的人真的很难理解，”旧金山州立大学市场营销副教授兼登山员古尔努尔·通巴特说。她指出，即使登山员想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也可能把自己也置身于危险当中。她说，“在7000或8000米以上，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亲身经历过高山反应的她，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珠峰上的利己主义倾向，对此她并不意外。“其实，高山之上没有多少志同道合的友情可讲，”她说，“这不是说它是件好事或坏事——只是情形特殊，不得已罢了。”

对很多人——毫无疑问包括茂川和花田——来说，一生可能仅有一次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他们在这座山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难免会产生私心，甚至作出鲁莽的决定。“面对充满神秘的珠峰，登山者们的结论是不应再坚守传统规则，无论这个结论的背后是他们愿意冒很大的风险，还是说登顶珠峰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学主任兼教授克里斯托弗·凯亚斯说。“我觉得，一个人离目标越近，就越有可能会寻找合理的借口来违背前面提及的道德或价值观。”

他继续说道，这个结论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意味着“让一切谨慎小心都随风而去吧”。在其他情况下则有可能意味着，把那些掉落下去援救无望的登山员抛诸身后。（比尔林指出，其实，救援每年都有发生，只是没有像死亡事件那样登上新闻罢了。）

疑云重重

茂川和花田都没有对该事件的采访请求做出回应，我后来在福冈遇到了他们的一位登山领队，向我回忆了这场事故。“我知道的情况是，那些（印度人）登山员们的穿戴装备很厚，很难便分辨出谁是谁，”他说，接着又补充道，他也不能断定，这两人是否能觉察出那些无法识别的登山队员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如果我遇到（跟他们一样）相同的处境，我会怎么做，但我忍不住想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做，”他说。“有人会说这太不人道，太自私，但是我能做什么呢。”

“8000米及以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他接着说。“那里的境况，我们常用自我负责来形容。”

登山员们需要对同伙负什么责任呢？ / Rex

珠峰上情况如此复杂，主观因素、个人私利和高海拔的干扰让1996年五月发生的那些事疑云重重，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帕勒哲、斯曼拉和莫鲁普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事情出现了偏差，媒体蜂拥而来，人们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去分析哪里出了差错，然后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个别商学院甚至把1996年珠峰灾难事件当成了教学案例。但有专家认为，弄清8000米以上的高峰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本没有意义。

“狂风大作的8000米高处，雄心勃勃的登山队员们缺氧、缺水，又极度疲劳，一旦发生灾难，真的很难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理工学院组织学教授迈克尔·埃尔姆斯如是说。“我认为我们没法分析或预测1996年的灾难性事件，也没法防止未来的灾难。”

**

塔希·安戈诺一直无法回忆儿子逝去后的那段日子。她只记得，两个印度边防警察部队的人来到她家，问她是不是帕勒哲的母亲。他们说珠峰上发生了一起事故，帕勒哲失踪了。他们调动了一个营去搜寻他，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尽管如此，他依旧无影无踪。

现在回想起来，她就想那些人说的是不是真话。“他们可能找了，也可能没有，”她说，“但是，如果真的尽力了，他们肯定能找到并救下他。”

列城驻有印藏边防警察部队的一个支队，帕勒哲曾在该部队服役

因为没有找到尸体，官方也只说帕勒哲失踪了——而非死亡，得到消息的塔希·安戈诺在随后的两天时间到当地的寺庙去祈福。“他们要是找到了他的尸体也好，”她说，“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尸体，我就一直盼着他能回来。”

最终，亲戚们都劝她面对现实。没人会救帕勒哲，他也不会再回来。“‘失踪’只是印度边防警察们用来宽慰你的说辞，”他们委婉地告诉她。

列城俯瞰图

家人最终举行了帕勒哲的葬礼，也参加了印度边防警察部队为纪念这三名拉达克人举行的仪式。“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塔希·安戈诺说。

只是没过多久，对印度边防警察部队的怨恨使得她更加悲伤。尽管官员们承诺过会好好照顾他们家，但他们只收到了总额仅为3690美元的保险金，以及每两个月发放一次的抚恤金，金额只有36美元。塔希·安戈诺说，这36美元，“不够三天花的。”

“印度边防警察部队真可耻！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她边啜泣边跟我说。“孩子是无价的，钱算得了什么。我们才是受害家庭。我失去了孩子。他们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

尽管帕勒哲像英雄一样死去，但是他的家人只收到了微薄的津贴，同时他的遗体会一直留在高山之上，成为那里的一座病态景观。珠峰保存着每一条它夺走的生命。最终，他成了“绿靴子”，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登山者。人们每年都会从他身边经过，走向自己的荣耀。

原文标题：The tragic tale of Mt Everest’ s most famous dead body

文章来源：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51008-the-tragic-story-of-mt-everests-most-famous-dead-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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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頔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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