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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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了，再不抓紧就没了”
撰文 | 路小雨 米尔顿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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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贫穷、疾病、劳作、性侵，躲到城市里去，确实是条活路。无处可逃的人，绝望的时候，只需要一瓶农药。
2009年，山东农妇张西焕患上了乙肝，没钱治病的她心生绝望，喝下了一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这是她和她丈夫7年前买的棉花除虫剂，他们早已不种棉花，但农药还没有舍得扔掉。
每年约有5.8万农村妇女和张西焕一样，想用一瓶农药结束自己的一生。为什么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如此之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特色的自杀”？
宗族阴影下的奴隶
中国人对婚姻有句俗话，叫“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婚姻是女性改变命运的第二次投胎。但现实是，婚姻也是很多农村女性的坟墓。
农村妇女的现实境遇，和宣传画中的“劳动工人”并不太一样 / Historiana
上世纪50年代，是公认的“妇女解放”的起点。
但美国社会学家朱迪斯·斯坦塞在《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有不一样的观点。“革命者迫于农村现实的需要，放弃了‘五四’激进的男女平等思想，转而迎合农村的父权家庭结构，以便动员团结农村群众，并未真正的解放妇女。”
以“童养媳，回娘家”这一解放妇女的政策为例。上世纪50年代，在东南诸省还有大量童养媳。据1951年福建宁德杨村封建婚姻情况调查表，全村1190名女性，已结婚童养媳129人，未结婚童养媳73人，占比近五分之一。
饱受压迫的童养媳终于迎来了解放，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娘家，这不是已经翻身做主人了吗？
2012年1月16日，福建省莆田大型寻亲活动 / 视觉中国
事实并非如此。福建宁德杨村的婚俗并没有任何变化：女孩订婚后，娘家舅舅要送大饼，结婚时，舅舅送被褥、衣料等；无论在男方还是女方的婚宴上，娘家舅舅都需要上座。靠着舅舅，娘家依然掌握着新娘父系的合法性。
列维施特劳斯曾把婚姻形容为男人之间女人的相互交换。父亲和哥哥代表娘家嫁出了女儿，娘家的依附变成了丈夫的依附。在这种情况下，童养媳回到娘家，只是一种身份转变，她们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变化。
在闽东乡村，有一首《童养媳叹世》的儿歌这样唱到：“我父贼心肝啊，我母铁心肝，把我嫁娶王历山……贫家女儿叹苦命咯，何时能脱王历山。”因为真正束缚她们的，并不是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在父系宗族的阴影下，任何离开父母，且没有经济收入的年轻女性，无论是进入别人的家庭还是社会，社会地位都是低下的。回到娘家，只是重复悲剧。
2015年5月24日，重庆巫山童养媳马泮艳的女儿在家中做家务 / 视觉中国
或许以童养媳为例过于极端了，不妨回到普通人的婚姻。
建国之后，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确实带来了自由恋爱、结婚的风气，甚至历史上的第一波离婚高潮。说是离婚高潮也只是相对于此前的民风保守，离婚突然可以光明正大地解决了，发生一起都可以引起很大轰动。
事实上，中国的离婚率除了50年代和60年代特殊的阶级斗争需求，一直没有迎来真正的高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0年至1995年，中国粗离婚率从0.7‰缓慢爬升到了1.8‰，截止到2015年也才到2.8‰。
50年代的高潮，其实是响应《中央政府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的号召，和解放前结婚的坏丈夫划清界限。特殊时期的离婚，是一种阶级斗争。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模范”、“英雄”是女性择偶的首选 / wordpress
1951年的这项《决定》最主要的划分已婚男女的阶级成分：解放前，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女子只要嫁给工农和贫农，一年成分就可以变好；反之嫁给成分不好的男人，至少需要三年变坏。解放后，成分坏的女人跟解放前的规则一样，成分好的女人嫁了坏男人，依然能保留好成分。
《决定》对解放后结婚的家庭宽容得多，女人结婚成分变好容易变坏难。但同时也暗含了阶级出身非常重要，女人的阶级成分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娘家带来的身份可以不被坏丈夫变坏；此外坏女人和好男人结婚，也可以被拯救。
阶级父系代替了宗族父系，新社会旧规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婚姻平等，父权的阴影一直没有从中国农村消失。
农村妇女日常生活多只围绕家庭和耕种的土地 / Sipaphoto
距离武汉124公里的鄂北崖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俊霞2012年曾在这里做过一次田野调查。郭俊霞的研究发现，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20年里，这个1000多人的小村落里竟然没有一起离婚案件。相反，8起记录在案的妇女自杀事件，原因都集中在丈夫家暴、疑似婚外情以及不顾家。
家庭矛盾出现，结局却只有女方自杀。自杀前，女方都曾闹过离婚，调解家庭矛盾也是当地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们的说辞几十年如一日，比如丈夫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很多优点，忍忍就过去了，离婚后的妇女谁还会要你？最关键一点要为子女考虑，离婚对子女的成长不利。
丈夫屡错不改，村官劝阻离婚，“顶半边天”的农村妇女在进退两难的婚姻问题面前没有选择，选择了自杀。2002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布过一篇报告，1995年-1999年间，中国农村妇女30.47%死于自杀，剩余69.53%都是因为疾病和意外。每10万人中，除了55岁以上农村男性的自杀率略高于女性，中国妇女的总体自杀率超过男性达25%，20-25岁的农村妇女自杀死亡率更是达到了同龄农村男性的两倍。
对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各国自杀率列表，截至2012年，全球自杀死亡人数男性比女性多出1.8倍，而在欧美国家甚至达到了3-4倍，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超过男性的国家。
城市的救赎
农村妇女自杀率高，除了疾病和意外，真的是因为在农村的宗族关系中，地位低下导致的吗？
一份关于中国自杀率下降的报告给出了答案：没错，只要躲到城市里去，她们就有活路。
2014年，《经济学人》引用了一份香港大学自杀与预防中心的调查报告，在过去十年间，中国自杀率已经从1999年的每十万人23.2人自杀下降至2009年的9.8人，降低了58%。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另外一份针对山东省1991年－2010年的自杀率调查报告中显示，35岁以下妇女自杀率下降了95%，整体农村妇女自杀率下降68%。
“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 网易数读
包括香港大学研究员叶兆辉在内的学者都很惊讶，甚至一度怀疑官方数据是否造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杀死亡率可以下降得如此之快，尤其是在医疗条件没有显著改善，也没有官方心理机构介入降低自杀率的情况下。
2008年，山东省济宁戴庄医院医生苏中华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份研究报告，解释了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他们对山东省汶上、兖州和嘉祥县送来自杀抢救案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自杀率确实逐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了农民工，自己挣钱，改善了原先经济不独立的状况，是自杀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这一结论的支持者，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的解释是，城市化中迁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增加，降低了农村自杀率。从数据上看，农村居民的自杀率在此之前一直居高不下，远超过城市自杀率，转折就出现在城镇化开始的21世纪初。
199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34.78%，当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仅占农村人口的6.39%；到2014年时，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54.77%，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也升至27.19%。城镇化20年来，官方公布的全国自杀率下降了63%。
2010年，沈阳工地上的女农民工 / 视觉中国
尽管只是城市的“二等公民”，但城市生活确实是很多农村妇女的救命之路：短暂逃离了父母的压力，刻薄的婆婆，不幸的婚姻生活，繁重的农活和贫穷的农村生活。最关键的是，她们远离了致命的农药。60%的农村妇女自杀都是因为吞食农药。
但农村妇女靠城市化带来的红利非常有限，真正的痛苦来自比较之中。
华裔作家薛欣然在《卫报》专栏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华（音译）逃离了饱受折磨的农村生活，在城市里打工两年后依然选择了自杀。在医院里薛欣然问美华，城市的生活不好吗？
美华回答她：“城市的生活好，跟农村很不一样。但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糟糕？”美华没有机会学习读书、选择爱人，甚至必须放弃自己生下的女婴。在城市光鲜亮丽的衬托下，她不断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心生绝望。
最终，美华在抢救她的医院里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底层生活背后，是水泥一样坚硬的绝望。
2010年贵阳市，女农民工在南明河一中坝河床上背淤泥 / 视觉中国
山东戴庄医院苏中华的案例中，有一位叫做陈立平（化名）的40岁母亲，为了维持生计，离开了黄土地到镇上打工，从羊毛纺织厂工人到餐厅服务员，之后又接手一个卖小吃的摊位。在疯狂的打工和邻居的白眼中，陈立平患上了躁狂抑郁症，企图自杀，被家人送进了苏中华医生所在的戴庄医院精神科。
但讽刺意义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双重重压下，被送进精神科的妇女，平均住院时间却低于男性。2008年，苏中华所在的戴庄医院共接收了5224名住院女病人，平均住院天数略超过28天，而4992名男性住院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超过38天。这意味着，许多女病人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就必须立刻出院。
农村妇女往往要承受更重的工作、劳动、家务的多重压力 / Sipaphoto
因为除了工作，家庭更需要她们。做饭、洗衣服、照顾孩子，缺了她们一个家庭就无法正常生活，她们的家人往往需要或要求她们尽早出院。
一瓶农药解救人生
或许很多人已经忘了去年的杨改兰事件。2016年8月26日，无力再支撑贫困家庭的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喝下农药自杀。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后事，也喝下农药自尽。
每一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模糊的记忆中都会有个“杨改兰”，突然有一天，她喝农药自杀了。邻里乡亲都纷纷揣测，她为什么寻死，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她的死因。
四川农妇因养孩子太累喂三个孩子农药后自杀，图为从死亡线上拉回的二女儿 / 视觉中国
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1996至2000年间，每年约17.6万人喝农药自杀，占比62%。2000年至今，自杀率下降了，但妇女喝农药自杀的比例依然在上升。
2011年，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研究所出具了一份报告，收集了嘉祥县、汶上县等6个县2009年至2011年386例自杀未遂的病例。其中，女性自杀者277例，占比67.7%；85.3%的自杀者是已婚同居状态，并不是遭受性侵或劳累过度的留守妇女。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84.1%的人自杀是口服农药，其次喝农药自杀的病例集中在5-8月份农忙季节，劳作期间家庭矛盾容易集中爆发。好不容易熬过了最累的农忙，多余的农药舍不得丢弃，最后却变成了农村妇女的反抗工具。
因忍受不了后妈虐待，福建宁德大安乡深山里的小婷服下了百草枯 / 视觉中国
为什么喝农药？
“因为她们一时冲动就喝了。”这是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肯尼斯·康纳的研究结论。
在欧美，80%以上的自杀行为都发生在长期的精神病患身上。但在中国，康纳的研究发现，40％的自杀幸存者并没有长期的精神病确诊记录，她们在自杀前仅仅考虑了五分钟，更令人吃惊的是，60％的人认为自己考虑不到两小时。
不同于精神病患长期抑郁后的自杀行为，这样的冲动型自杀很可能最初只是农妇的应激反应，或是威胁性的自杀，有两个原因：首先农药随手可见。相反，欧美为了保证果蔬健康，剧毒农药例如有机磷成分的杀虫剂早就已经禁止使用，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其次，农妇在情急之下喝农药自杀，往往控制不了摄入量，农药的剧毒性也使得救治难度更高。因此，康纳认为控制农药，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妇女的死亡率。
喝农药的人可能没有精神病，但致命的农药，却可能带来了精神病的风险。在农妇吞食的农药中，占比最高的混合农药中主要成分是有机磷。尽管它属于中、低类毒药，但接触有机磷确有增加精神疾患发病的可能。
面朝黄土背朝天，喝农药是农妇们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 视觉中国
200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简报》曾公布了一份“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研究”的报告，报告的重要结论就是“有机磷使用率越高的地区自杀率越高”。同时长期接触有机磷，也可能是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致病因素，慢性有机磷中毒甚至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进而增加死亡率。
高毒性农药也一度引起官方的重视。2008年，发改委曾发布公告，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决定停止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等五种高毒农药的生产、流通、使用。但另外一种低毒、致命的农药“百草枯”却仍在流行。
“百草枯”无色无味，低价高效，成分上又属于低毒性，对环境的杀伤力小，这样的除草剂自然使用广泛。但这种高性价比农药在欧美很多国家早已遭禁止或限制使用，例如美国、德国等；另外挪威、瑞士已经撤销该产品合法登记。因为百草枯对人、畜毒性极高，国内每年因百草枯中毒死亡的人约有5000多人。
2012年，货车上千瓶百草枯农药滚落在甬温高速上 / 视觉中国
常理来说，百草枯早该淘汰了。但2016年1月，仍有人在国内某问答网站上求助，“喝了100ml百草枯还救得回来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百草枯原药和制剂的生产地，农户和农药厂商早已积重难返，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更便宜的替代品。马来西亚也曾一度禁用过百草枯，后来无奈恢复使用。
为了控制百草枯对自杀者的杀伤力，只能迫使农药厂家改进包装。2012年，百草枯农药制造商开始从水剂型转向了更难消化的固态或粉状。有些商家甚至研究出了塑料小瓶口包装，延长百草枯液体流出时间，给自杀者更多一点思考的时间。
但控制农药自杀率，基层农村有一个更有效的新办法。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故事。山东农妇张西焕喝农药自杀，但她最后没有死，被村民紧急送医，抢救回来了。看着住院和急诊的13900元收据，她不会再自杀了。因为村官告诉她，如果企图自杀，农村合作保险一分不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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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chael R Phillips, Xianyun Li, Yanping Zhang, Suicide rates in China, 1995–99, THE LANCET, 200-3-9
[6] 巫雨松, 郭晓静, 如果你是农村女性,城市化可能救了你的命, 网易数读, 2016-9-29
[7] Cui Weiyuan, Women and suicide in rur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12
[8] Xinran, now women in China know what they have been missing, the pain is too hard to bear, The Guardian, 2003-10-16
[9] 王琳琳, 贾存显等, 农村自杀未遂人群对自杀行为的认知与态度研究, 山东大学报（医学版），2012-9
[10] Kenneth R. Conner, Michael R. Phillips, Sean C. Meldrum, Predictors of Low-Intent and High-Intent Suicide Attempt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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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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