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也有个“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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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Batya Ungar-Sargon

译者 | 湛湛

出品 | 破壳翻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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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科学的角度认识自慰这种常见的人类行为。然而在美国，有一群人在社区和宗教的多重压迫下，因为自己的性欲被迫接受药物治疗。这些虔诚的宗教认知，会让你有种来到了百度“戒色吧”的感觉。

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承认他们触犯了从同性吸引到婚外情的宗教禁忌，为此，他们要接受十分严厉的治疗。

约瑟夫瘦削纤弱，灰色的眼睛很柔和，说起话来十分流畅，虽然根据口音很难确定他是否在美国长大，但能看出他生长的地方有些偏远。他是贝尔茨哈西德派的犹太人，2009年之前一直住在纽约北部的宗教聚居地。他在旅行社当过职员，日复一日给人安排航班飞往世界各地，而这些人有着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由。

和很多犹太人一样，约瑟夫（和本文中接受采访的几个人一样，要求不使用真名）也是在20岁就结婚了。他妻子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女人，婚后很快有了身孕。但夫妻二人对性生活都很不满意，渐渐地连欲望也没有了。约瑟夫说，他的妻子有时决定不去浸礼池。按照哈西德派要求，女子在来月经后要去浸礼池“净身”，以使丈夫能再次享受性生活。根据犹太律法，如果约瑟夫妻子不去清洗，他便不能碰她，更别说和她做爱。约瑟夫说，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妻子干脆不再去浸礼池。

约瑟夫越发渴望亲密关系。独身主义两年后，他终于忍不住去了59号路的“细高跟”脱衣舞厅。脱衣舞女郎问约瑟夫是否要为他跳个舞，后者困惑不已，说并不知道怎么跳舞——还问她是否愿意教他？“其实她说的是在我大腿上跳艳舞，”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他边摇头边跟我讲，笑得十分尴尬。“我当时就是一脸懵。”

约瑟夫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

约瑟夫大约一个月去一次这家脱衣舞厅，有时也会碰上其他的哈西德派男人。他害怕被人认出来，每次进去之前都先询问守门人，是否有跟他类似的人在里头，若是有，他会选择去303号路的“蕾丝绅士”夜总会。

一天，约瑟夫通过邮件为一名哈西德派女士安排家庭旅行。女士收到机票以后，即兴评论了行程底部的机场代码，而大多数顾客从来不会注意这个细节。于是，微妙的调情开始了。约瑟夫深情地回顾起他们的第一次互动：“我当时的反应是，‘哇塞，一个哈西德女士竟然知道机场代码？’不赖嘛！她的回应是，‘我当然知道！’”我称呼这位女士为迪妮，她开了家商店。她开放的思想和耀眼的自信激起了约瑟夫的兴趣，她对世界的好奇心也映照了约瑟夫对自由的遐想。“我喜欢她身上的力量，”他回忆说，而迪妮也被约瑟夫的温柔气质所吸引。

邮件暗传情愫长达一周之后，他们在电影院见了面。约瑟夫一见到迪妮便被她深深吸引。“当时她的脸庞美极了，现在也是，”他告诉我。但迪妮身上的其他特质也震撼了他。“她身上存在着一种气质，”他回忆说，“她不会在人群中迷失自己，”这在他们的小村庄里算得上是一种独特的品质。因为像约瑟夫这样的人，连站出来为自己辩护都会挣扎一番，提出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更是费劲，所以迪妮身上的这种品质就更令他陶醉。他们一直保持来往，并坠入了爱河。

然而，对于各自已经婚娶的两名哈西德派教徒而言，并非是离了婚就能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所在的社区定会介入。约瑟夫的“案子”交由一名拉比和所谓的阿斯坎负责。阿斯坎是哈西德派社区里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其所扮演的角色有时是政客，有时是善良的撒马利亚人，有时是爱管闲事的人——这些角色统称为阿斯卡尼姆。约瑟夫所在社区安排给他的拉比和阿斯坎联手进行了干预。约瑟夫说，为了防止他离开家人组建新家庭，他们介入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层面。约瑟夫的黑莓手机被拿走。阿斯坎也开始监控他的电脑，时刻监视着约瑟夫电脑屏幕的镜像。约瑟夫的姐夫也开始跟踪他的车，时时监视他去哪里，见什么人。

约瑟夫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向社区领导投降，要么冒着风险在众人面前丢脸，但后者更糟糕——因为有可能失去孩子和朋友。他屈服了，承诺不会再见迪妮。但这还不够。阿斯坎先是选了心理医生给约瑟夫进行谈话治疗，又找了精神病医师给他开药，开始用化学手段治疗性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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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西德派运动始于18世纪的乌克兰西部。据传闻，创始人拉比·以斯罗勒·本·埃列泽，即人们所熟知的巴尔·谢姆·托或圣名之主，凭借治愈了难治之症而创造了奇迹。他敦促门徒通过神秘教义与神建立个人联系。根据人口顾问乔纳森·科门内茨于2006年开展的“基于人口评估哈西德派人口普查”，如今，美国大约有25万哈西德派教徒，相当于纽约地区居住人口的95%。由于各派信徒自东欧城镇而来，分为9个主要派别，其命名便以这些镇名为依据，如萨特玛尔，博博夫，贝尔茨，蒙卡奇等。纳粹大屠杀之后，这些社区的幸存者转移到了美国。经领头人的告诫，他们蓬勃发展本族人群，并与那个让他们惨遭损失的世俗社会完全分离开来。现在，他们的很多社区完全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有自己的救护车、警察部队、企业、说意第绪语的学校。他们建立了一种基于大量慈善机构的内部经济体，财富会从最富有的人群直接流向最贫穷的人群。每个派别中，人们必须忠诚于世袭的领头人“雷贝”。

这些社区的重点是保护集体利益。所有人都需要严格服从规则。同时按照性别将人们严格分隔开：男人和女人通常是在18至20岁之间结婚，而在包办婚姻之前或之后，都会被分隔开来。虽然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人们却经常讨论被彻底禁止和严厉管制的自慰。一名来自布鲁克林威廉斯堡萨特玛尔社区的男子告诉我，他认识两名拉比，会从塞满药物的橱柜里取药，分发给手淫被抓或承认手淫的男孩，以及婚姻有困难的夫妻。“听着，自慰的男孩都有抑郁症，”他解释道，“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遵守上帝的戒律。”

出版于1565年的犹太法典（The Shulchan Aruch)是正统派犹太人的权威法典 / Wikipedia

背离宗教的行为——尤其是性质涉及哲学或性的——可能被解释成患有精神疾病的迹象，许多年来，这在哈西德派人中无异于严重的污点。那些被认为患有精神失常的人，会在最重要的婚姻市场上受到惩罚。如果消息传来说有人在用药物治疗，这不仅会影响个人寻找良配的机会，甚至也会影响到直系亲属和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但是最近，非哈西德派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一直在举行研讨会和出版极端正统的刊物，在产后抑郁症和创伤治疗等课题上已取得不少进展。阿亚拉·法代医生是福坦莫大学的人类学家，也是《戒律女孩：培育布鲁克林西德派犹太人的下一代》一书的作者。他在邮件中跟我提起，“在过去大约15年中，哈西德派犹太人对治疗的看法和使用都有了转变。20世纪90年代我做了个研究，发现很多人不愿去找治疗师，连开处方药都会被扣上有污名的帽子。现在，接受治疗的人多了些。治疗师和拉比与世俗社会中的人一样，一起工作，为特定的病情诊断开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随着这些学科的验收成果增加，人们已经意识到，精神病药物除了药品标签上说明的功效外，还可以用来服务于社区目标。美国和以色列有很多哈西德派犹太人，约瑟夫只是其中一个。他们之所以被如阿斯坎尼姆这样的社区成员送去看精神病医生，并不是因为精神有问题，本质上是怕他们有宗教问题。20名纽约地区的哈西德派人跟我说到，他们都曾被送到相同的五六个精神病医师那里（而且大家都互相认识，经历相同，消息经常在他们当中传来传去）。由于自慰，或质疑宗教社区的原则和教义，或尝试同性恋甚至幻想同性伴侣种种，或显示出“过高”的性欲等，他们每天需服用抗精神病药、激素或抗抑郁药。据病人所述，被精神病医生们用来证明身体失调的“病症”还不一样。一名女性告诉我，当她向阿斯坎交代了之后，又跟精神病医师坦白过，说生活的诸多限制让她感到束缚，于是他们给她开了抗抑郁药。但这些药都没啥用，然后阿斯坎带她去看了第二名精神病医生。医生告诉她，在有男性互动的工作环境下，她会获得较高性欲，然后将她诊断为患有双极精神紊乱。于是，医生给她开了阿立哌唑，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另一个女人因为在学校亲吻一个女孩，被校长赶去看了同一个精神病医师。医生也给她开了抗精神病药，“让你感觉更好，减少这种冲动，”医生告诉她。“这样你就不会表现不好了。”

这听起来也许令人震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标签之外的这些用途与当前美国人的心态不谋而合，这种心态认为医疗干预是一种技术，能让人变得更好。例如，想想现在，大家会用生长激素来增加身高，用利他林来治疗注意力不集中，做整形手术增加美感，甚通过切除身体某部分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性别取向。用精神药物提高宗教表现的行径与这些行为又有何不同呢？他们一定是不道德的吗？

“不同的规范会强烈影响被我们称为精神紊乱的观念，”精神病学教授和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健康社会中心的主任乔纳森·M·梅茨尔医生如是告诉我。他解释道，医生会给女性开过多抗焦虑药物，也会夸大诊断非裔美国男性患有精神分裂症，因为医生们本身就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偏见中。“如果精神病医生信仰正统派，他们就会认同这个体系下的信念，”他继续说道，“这是批判医生呢？还是批判一种文化无法肆意谈论各种性取向，只好见到什么就称什么是异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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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恋情发展中，约瑟夫从来没有和迪妮发生性关系。根据犹太律法，一个女人若犯了奸淫罪，是禁止同该名与她合伙欺骗丈夫的男人结婚的。然而，约瑟夫和迪妮希望未来能在一起。心理学家诊断约瑟夫是对性上瘾，还试图纠正他。“我说，‘这不仅是关于性！还有关爱，激情，乐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一切，’”约瑟夫回忆说。“但是我正处在屈服的关头，于是我说，‘好吧，我是性瘾者。’”

每周三和周日，阿斯坎会送约瑟夫参加怀特普莱恩斯附近的性爱狂匿名见面会。约瑟夫的基督徒赞助商对他坦白说，并未从他身上看到性上瘾的表现。阿斯坎还给约瑟夫预约了精神病学家理查德·普莱斯医生。约瑟夫说去见医生之前，阿斯坎还就在医生面前该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给他进行训练，说这样才能获得阿斯坎认为合适的治疗。根据约瑟夫表述，他想到的是普莱斯医生会给他开醋酸亮丙瑞林，一种通过降低病人睾丸激素来治疗前列腺癌的激素针剂，但即使是对性犯罪者，这种治疗方法也是存在争议的。也许，这会减少他对迪妮的欲望。（我打电话联系上了这位阿斯坎, 问他是否安排了一名婚外有染的男子接受醋酸亮丙瑞林针剂，他打断了我。“不，不，我不会谈论这样的事情，”他说。“不，不，这是个误会，”然后他挂了电话。）

理查德·普莱斯医生在纽约蒙西办公室

约瑟夫的医疗记录记载了那名带他来普莱斯医生办公室的阿斯坎的姓名。约瑟夫告诉普莱斯医生，自己无法停止思考性或停止追逐女人。约瑟夫说，自己对黑莓手机和网络上瘾，结婚之后，跟包括妓女在内的五个女人有过性行为，还说请用一切必要手段帮助他。普莱斯医生最初给他开了小剂量的利培酮，一种抗精神药物，并建议约瑟夫回去采用谈话治疗。之后，该医生给开了醋酸亮丙瑞林，三个月内约瑟夫注射了四针。“病人在此注射醋酸亮丙瑞林，”护士潦草的笔记这样写道。“右臀用药。”

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约瑟夫弯腰驼背坐在沙发上，盯着地面，告诉我说，“阿斯坎带我去看了精神病学家，强迫我说‘对，我是性瘾者，’还让我说我需要醋酸亮丙瑞林。”他顿了顿，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现在回想起来，太丢脸了。我竟然去了家健康中心，还让一个护士把药打进我的屁股。我不得不脱下裤子，转过身来，让她把药打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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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给普赖斯医生，询问他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应哈西德派社区的要求做了哪些工作，他很乐意谈论此事。他邀请我去位于纽约北部蒙西小镇的私人诊所，那里有一大群正统的哈西德派人。他的办公室位于一个带状购物中心旁边的一幢两层楼里，这个商场中还有家犹太餐馆、犹太人糖果店、犹太书店及药店。他的门上挂了个名牌，上面写着“拉比理查德·路易斯·普莱斯，医学博士。”

普莱斯医生个子高大，未蓄胡须的脸有些孩子气，乌黑的头发从额头处呈直线状分开。他头戴黑色圆顶小帽，身着清爽的海军蓝西装，打着领带。我到了之后，他兴奋地跟我说起他想出了治疗自闭症的方法，这种病在极端正统派的社区里患病率很高。普莱斯医生坚定地说，如果剂量足够大，化学复合物肌醇可以抵消“反社会”症状。他给自己儿子用了这种治疗方法，现在，这种粉状药物已被当地一家犹太工厂采用，添入饼干中烘焙。人们可以在蒙西超市的货架上找到这种名叫“奥斯特勒彻家的卡门托勒饼”的饼干，就摆在酥卷和巴布卡蛋糕的旁边。他给我看了一袋：这种饼干外貌像紫色山峰，一道蓝色酱液流入两块圆形饼干。

普莱斯医生的办公室

普莱斯医生是按照他们所谓的“传统”犹太人身份培养长大的——他的家人保持着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会庆祝安息日，年轻的普赖斯医生在一所犹太日校走读。他经常打篮球，听着R&B长大，哪怕不允许吃他也喜欢费城芝士牛排的味道。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欧·索亚马克这家非哈西德派的极端正统机构任拉比圣职，因此有机会了解哈西德派教徒的文化。他说，哪怕本人不是其中一员，他也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治疗这些人。他在罗克兰县比库·乔林姆这家极端正统派社区的精神卫生诊所任医疗主任，除了自己的私人诊所外，他还为其他诊所工作，同时他还是怀特普莱恩斯威尔康乃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副教授。去年在这座医学院，他被美国精神病学会授予医学教育领域的最高荣誉：勒思克奖。

来普莱斯医生蒙西诊所的病人有三分之二属于极端正统派。他称，大多数正在治疗的病人其实是有“文化问题”，从自慰到同性欲望，再到强制性思考（“我相信上帝，我不相信上帝”，他们成天就想这些）。有时，如果他认定病人的症状是由精神病所致，就会采取药物治疗。其他时候，他会将病人送去拉比那里，让他们安排病人消除宗教因素。普赖斯医生告诉我，精神病治疗只能缓解症状，但无法解决根本病因，像焦虑、抑郁、偏执、整体痛苦等可能源于太严苛的宗教生活实践。

由于禁止自慰，他看到了许多十几岁的男孩挣扎难过。他说，这是个挑战，而且往往伴随着让他们承受“很多焦虑，强迫性思考和补偿式的强迫性仪式”。他跟他们介绍什么是“正常”，为了避免手淫，他建议他们眼睛朝下看；有时他会开具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这种抗抑郁药，即SSRI。“他们可能会服用药物，这显然是可以治疗焦虑和强迫症的，但所有的SSRI类药物都有副作用，会降低性欲，使射精变得困难，”他解释道。我问他开SSRI药物是否为了预防手淫。“我不会这样去讲，”他回答道，“我要说的是，开SSRI药物主要是为了降低焦虑，减轻强迫症，但所有SSRI类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会降低性欲延迟射精，程度可能比其他药物要大，而这个副作用就是他们最想要的效果。所以，这就像一劳永逸。”

给孩子治病时，学校会参与进来。给成年人治病时，阿斯坎这类“好人”又会插手。“你工作的时候总有人看着，”他解释道。“人们进门都有随从跟着，不管其目的是好是坏。”我好奇，要跟待在检查室里的社区领导人坦诚相待，是否有人会觉得别扭。“阿斯坎并不是谁的代理人，”普莱斯医生说。“他们像导师或朋友一样，”在治疗方案中起了很宝贵的作用，他补充道。“在我或其他专业人士看来，这些阿斯坎尼姆非常精明，而且训练有素，作为文化促进者，他们不但能帮助你细化诊断，还能帮助实施治疗方案。”没有阿斯坎，很多哈西德派人甚至无法获得医疗服务，成年人都习惯通过社区渠道满足需求，未满18岁的儿童经常不会说英语，只能说意第绪语。

我第一次询问约瑟夫的事时，普赖斯医生说不记得这个人名。一般而言，处理病人出轨事情，“会陷入两难境地。你要是因为这个女人夺走他的性欲，你也会夺走他对妻子的性欲。”相反，要帮助夫妻维持健康的性生活，就得增加其性欲，而并非抑制。他轻轻拍了拍椅子旁一个装饰华丽的大盒子。“这是一整箱伟哥。”他承认开过醋酸亮丙瑞林，可对那些试图避免伤害别人或避免犯罪的人来说，“这是最后一招，”他说。在精神病学中，很多治疗原则需要依靠病人自己的主观疼痛感，普赖斯医生说，若有人教过病人应该怎么说，那精神病医生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不慎重对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或提出的要求，无异于对其主观痛苦不闻不问，”他说。

之后，我拿着约瑟夫一份签了字的医疗授权书返回普莱斯办公室，他同意拿出记录图表。他给我读整整齐齐写在黄纸上的笔记。约瑟夫的病历中还写着性侵：孩童及青少年时期，他在蒙西搭便车旅行时，在净身池或杂货店都曾遭人猥亵，其中还包括一名教师。他很自责，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笔记上没有注明约瑟夫是直接说自己要用醋酸亮丙瑞林，还是单纯同意使用它。普赖斯医生表明自己是为了治疗起见。“没有他的同意，我绝不会开这药的，”他说的是醋酸亮丙瑞林。“但是，如果有人直接跟我要，”——不计代价地控制自己的性欲——“他们也会得偿所愿。”

家中的约瑟夫

我跟约瑟夫谈起普赖斯医生时，他问，“哪个病人会把最隐私的事情告诉医生，还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恋爱的事哪有药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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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了普莱斯医生的另一个病人，我叫他莫伊舍。他告诉我，对宗教的怀疑让他痛苦不堪，他认为这导致他变得狂躁。“我见谁吼谁，”他回忆道。“谁都没法跟我交流，不管什么话题。我真是彻底疯了。”他想过脱离哈西德派人的世界，直到遇见一名以处理精神疾病闻名的阿斯坎。他带了莫伊舍去见普赖斯医生，莫伊舍说，普莱斯采用拉莫三嗪这种双极药疗法，并用赖氨酸安非他命治疗他的注意力分散多动症。莫伊舍相信，是普赖斯医生把自己从可怕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在我看来，这次治疗很有效，” 莫伊舍说。“如果有人因为工作太糟糕而患上抑郁症，医生不会叫他们辞职，而是会给出治疗方法。”

范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梅茨尔告诉我，如何从道德角度评估这种不按照药物说明进行用药的医疗方法，还取决于病人与“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解释道，有自我协调型行为，这类行为在病人的价值观体系中是可以被接受的；还有自我协调无力型行为，病人会为此感到羞耻。莫伊舍的情况属于后者，病人会因无法停止该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在自我协调无力型案例中，明显可以看到人们沮丧不已，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梅茨尔说。“若是要编写教科书，一定会归类到这个指导目录——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精神病医生会治疗的病例有哪些。” 谈到治疗中建立底线一事，梅茨尔说这无非是考虑背景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人大脑化学失衡需要采用精神药物治疗的问题呢？还是一个与宗教挂钩的问题呢？对精神病学家们来说，这挺棘手的，因为他们治疗的虽然是一个人，但是疾病的问题却在于背景，所以他们不想让自己卷进去了。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真的需要很广泛地探究一下这个背景问题。”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药师可以不根据药品标签上的症状开药方，但医生有责任确保正当科学地用药并做好记录。“若目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示的某类治疗无效，“无标签”的药也许能帮到病人，” 美国精神病协会前主席蕾妮·宾德博士这样告诉我。

醋酸亮丙瑞林，一种通过降低病人睾丸激素来治疗前列腺癌的激素针剂，被用来治疗“性瘾” / Google 

“医师很多时候都没有按药品标签来，” 保罗.S.阿普尔鲍姆说。阿普尔鲍姆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教授，也曾是美国精神病协会的主席之一。他说，事实上，大多医师无法明辨自己常开的药是标签内还是标签外用药。他解释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区分标签内外治疗，而是医疗干预能达到什么极限？医生应该局限于纠正已有的病理学吗？如果病人生活中的难题不被列入疾病行列，他们可以伸援手为病人解决问题吗？他们能给个人带来改善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界限十分模糊，”阿普尔鲍姆说。“我们在这个尚且未知的领域中，试图找出界限在何处。”

我问阿普尔鲍姆医生，如何治疗那些想用SSRI类药物戒掉手淫的年轻男人。“这个决定吧，照事实来看，无法判断对错，” 他说。“你得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已有的背景，以及是谁坐在你面前。原则上讲，如果年轻人因为过度手淫——或他觉得过度——而抑郁的话，恰好社区又是反对这种行为的，很难区分是使用了行为认知的治疗方法，还是药物治疗。问题更在于：这种干预是否合适？”

对于跟我交谈过的其他人而言，比如这位迪内希·布格拉医生，新当选的世界精神病协会主席，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研究所心理健康和多样性方面的教授，认为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方法代表着一种过度诊断的趋势。“我们不能把正常的人类反应和情感当成疾病来对待，” 布格拉说。“我理解也考虑了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从精神病学角度来看，没有临床指标说能用抗抑郁药治疗手淫。”

美国精神病协会确实给所谓的转化疗法或“治疗”同性吸引法划清了界限，这会涉及使用那些会引发反胃的药物和电击。2009年，该机构采用了“关于积极合理应对和改变性取向困扰的决议”，并谴责这种污名化行为，表明试图改变个人的性取向是不可能奏效的。五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宣布转化治疗未成年人属非法行为；二月，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了条例，以限制将此法用于未成年人。

但是，医生一方面会区分同性恋转化治疗，另一方面也会区分由于错误的宗教模式给病人带来的焦虑和抑郁的治疗。

“对因为性取向产生抑郁或寻求减轻抑郁和焦虑的人来说，精神病医生给他们治疗以减轻上述症状，这再适当不过了，” 阿普尔鲍姆医生在邮件中解释道。“但如果毫无证据表明病人有这类症状，而医生却建议其使用改变性取向的药物，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此类推，精神病学家虽然可能无法改变刻薄上司或难相处的配偶的行为，但是能帮着减轻这种处境造成的症状，那最好是让病人能自己处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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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访了阿尔弗雷多·努德曼医生，他和普莱斯一样，以治疗哈西德派和正统犹太人为职业。他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的麦迪逊大道。我们见面时，他穿着一件灰色西装，蓝色衬衫领口敞开着，谢顶的脑袋上戴着黑色的丝绒圆顶小帽。他看起来高大瘦削，却自信满满。努德曼来自智利，他说，自己在一个“很犹太式”但不是特别宗教化的家庭里长大，并在大学里成为正统派的一员。信奉哈西德的父母发现，儿子竟然在威尔康乃尔医学院担任了住院精神病患者服务的领头人。他解释道，这所医学院是哈西德派圈子里的终极医院。“最后我就当了医生，”他说。

努德曼说，现在，他80%的病患都是哈西德人。（女性卫生间门上有一块标志，用英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着警示语 “仅供女性用的洗手间”。）努德曼的病人没钱看病，他们的费用都由社区慈善团体负责。“很多拉比都非常了解我，也很信任我，” 努德曼说。他不仅会说他们的语言，还很了解其文化。“我不仅会采取医疗方面的必要手段，” 他解释道。“我还会考虑他们的特殊需求。”

普莱斯医生在办公室和一名同事交谈

提到有人禁止转化治疗，努德曼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有点疯狂，州政府也好，美国精神病协会也好，或任何人，他们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活方式？” 他能体谅试图防止虐待的举措，“但若说帮助有这种需求的人就是犯法？”他摇了摇头。“是否将同性恋列入精神疾病的范围，应该由大家投票决定，而不是科学。”

“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吗？” 他继续说。“我不知道。这不是由我来决定，也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如果有人跑到我这里，告诉我他有哈西德派的背景，结了婚还有了三个孩子，同时还很容易被同性吸引，所以日子过得很痛苦，他们只想幸福地和妻子结婚、做爱，做个好父亲，在社区里受人敬重，而同性性欲却让这一切成为幻影，那我就一定会帮助他们。” 如果有精神病症状，努德曼会治疗；如果有焦虑、抑郁、失眠等，他也会治疗。但这不等同于转化疗法，他说。努德曼承认，确实没有药物可以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

同时，努德曼还告诉我，他面临的压力来自哈西德派领导人要求他做不乐意的事。我问如果他答应阿斯坎尼姆的请求是否可以给他带来商业利益，他说，“当然啦！” 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可能刚刚就失去了另一名阿斯坎顾客，因为我吼了他。” 他说，他不会让业务因素影响自己的治疗。“有的精神病医生别人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努德曼说，可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不管从道德、伦理，还是从医学、法律角度来讲，我只对病人负责。”

努德曼坚持认为，阿斯坎们的动机是高尚的——他们相信，之所以有些人想偏离社区的宗教道德观，是因为这些人身体有病。但是在他看来，人们不会因为精神原因而离开极端正统社区，“都是因为个人问题，” 他补充道，“我相信那些远离哈西德派世界的人，他们的家庭也是充满爱和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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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泽·特维尔斯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纽约州北部的萨特玛尔教派。他谈起一名阿斯坎，说他给一屋子来自周围社区的“问题”儿童分发药物，他不仅给他们药，还在医生来访的时候教育他们。特维尔斯基在蒙西的哈西德派家庭里长大，童年过得十分艰辛。8岁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笑料，在学校里总惹祸。他还从商店偷东西，甚至偷拿父母的钱财。他很担心没人喜欢他，害怕父母不爱他，所以他加入了萨特玛尔教派，比起不够虔诚的父母，他想成为“更好”的人。他不到20岁就结了婚。

婚后一年，他过得并不开心。特维尔斯基深受宗教疑惑困扰，婚姻也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于是他违反宗教律法，或自慰，或去脱衣舞夜总会。他咨询的拉比说他很抑郁，但事关情感，而非宗教问题。他们说，如果他离婚，离开这种严格的宗教生活，他也不会开心到哪里去。

在哈西德派咨询师的推荐下，特维尔斯基预约了努德曼医生。（根据特维尔斯基的病历表——他签了授权书后我才能看——咨询师告知努德曼医生，说特维尔斯基情绪波动，很愤怒、抑郁，狂躁不安。）特维尔斯基会见医生时，谈论起自己童年的不幸，对宗教持有怀疑，性生活无法让人满足，而性冲动又那么强烈。

咨询过程中，努德曼医生并未发现情绪失常或精神病迹象，但是，他之后告诉我，在浏览特维尔斯基病历的时候他发现，“他很年幼的时候，长时间有严重的人格障碍症。” 根据咨询期间努德曼医生所作的记录，特维尔斯基结婚才一年，他开始既不回家，也不和妻子来往，以此“破坏”自己和婚姻。特维尔斯基告诉医生，他觉得他在表演一场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自己不完美，他宁愿毁掉一切。努德曼医生给他开了小剂量百忧解和利培酮，这“其实就是抗精神病药，” 他告诉我，“但可以使用这样的小剂量，控制人格障碍患者的情绪波动、愤怒和冲动。”

特维尔斯基把药藏在教堂的储物柜里，这样妻子便没法找到。但是药物使他麻木，性欲下降很严重，他再也无法和她做爱。两个月以后，他断了药，一年后，他脱离了萨特玛尔教派，走上了世俗的道路。

吕泽·特维尔斯（Luzer Twersky）在亚马逊出品的美剧《透明》（Transparent）第二季中饰演Mendel / Huffingtonpost

特维尔斯基搬到了洛杉矶，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影视演员，并享受着自己取得的成功。他不再服药。“我不觉得离开宗教生活，就会无所适从”，他指的是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和统计精神失常的手册。“当然了，我有过艰难的时期，也曾抑郁过，我住过布什威克的帐篷，但只是因为一心想当演员而暂住在那里，我也没到需要用精神病药支撑的地步。” 最近，他在电影《菲利克斯和梅拉》及电视剧《透明》中都有镜头。

我跟特维尔斯基谈论是什么干涉了努德曼医生的治疗方案时，他告诉我，“很难说那种诡异的感觉在哪里结束的，人格障碍从哪里开始的。他对于我行为的说法是否真实呢？当然是真的。但是，其中有多少是有关于我对婚姻的不满，对宗教的不满，对不幸童年的不满呢？我一离开社区，离开妻子，日子过得就很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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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月未见的迪妮打电话告诉约瑟夫，自己丈夫马上要成为父亲的时候，约瑟夫最终放弃了激素治疗。他跟她讲起自己注射醋酸亮丙瑞林的事，迪妮既震惊又愤怒。她让他立刻停药，他照做了。她想继续聊会儿，约瑟夫却不愿继续和她保持联系。很想念约瑟夫的迪妮却坚持联系。孕期一天天过去了，迪妮的丈夫最终发了慈悲。“我不想像留人质一样把你留在身边，” 迪妮记得他是这样说的。第二天，约瑟夫和迪妮坐飞机去了巴哈马群岛，没多久，他们和各自的原配离了婚。

如今他们结婚已经五年了。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约瑟夫自称是名“新哈西德派人”。和迪妮的关系促使他开始了这次精神之旅。

纽约都会区（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itan Area）是美国最大的正统派犹太人口聚居地 / Wikipedia

几乎每一个之前的朋友都不再跟他说话。最近，他的整个大家庭聚集在一起，只要迪妮不去，他就能受邀加入，所以他就待在家里。“这个族谱写下的时候，我就被排除在外，”他悲伤地说着。他可以每周探望一次自己的孩子，每天和他们打电话。他最大的孩子已经开始婚配，但由于父亲的选择，一直没能找到好的对象。

直到今天，约瑟夫还在努力弄明白，他怎么就被人劝到使用激素治疗呢。他现在勃起功能有障碍，认为这是使用醋酸亮丙瑞林的结果。“我不知道，我处在那样一个境地时，竟然有这样一个念头冒出来，说你有能力去改变，”他说。这就是他想分享自己故事的原因，他想给予那些面临同样处境的人以力量。“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决定做什么，也可以自己去做调查，可以去找自己的医生。他们不应该成为，我不知道正确的话该怎么说，他们不应该像待宰的羊羔，”他说着，看起来既有种挫败感，又希望满满。

我第一次见到约瑟夫时，他和迪妮住在布鲁克林哈西德派教徒聚居地菠萝园的一栋公寓里。从火车站到他们家的路上，我看到街上的男人都戴着帽子，两侧发梢带卷，女人则顶着僵硬的假发，穿着传统的芥末绿长筒袜。有一次我正上楼去他们公寓拜访时，他们楼上有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邻居，非常不赞同这对夫妇，还骂我是妓女。

但是，我最后两次去拜访的时候，约瑟夫和迪妮已经搬到了新家。房子很宽敞，坐落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小区经过美化后，街坊邻居更是多种多样。门上挂了写着约瑟夫姓氏的门牌，上面用浮雕字体写着：“家人是幸福家庭的核心。” 我离开时，一位带着黑色圆顶小帽、身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的邻居说，愿我有美好的一天。

这对夫妇的新家成了社区宗教探寻者们的中心，迪妮和约瑟夫一次得准备多达40人的食物，每位客人都处于宗教仪式的不同阶段。几乎每天晚上，人们都会过来拜访，或寻求支持，或只是聊聊天。“我头一次觉得，我又能呼吸了，” 约瑟夫说。“过去从来没有预见过未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他在新家的房间里穿来穿去，一脸惊奇，却藏不住那张大大的笑脸。连他的姿势都似乎都有了变化。

我记得第一次跟约瑟夫交谈后，他掏出一本治疗期间记录的日记本。已经几年没有打开了。

约瑟夫和他的旧日记本

“你好，成瘾者，” 他用大写字体在第一页顶部写道。“今天，我第一次接受了注射，”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然后，在之后的一个日期页上，写着“我是被迫这么做。我没病。”

在最后一页，他写道，“结论：我没有性上瘾。”

约瑟夫慢慢翻着本子，一脸惊讶地读着这些日记，仿佛看的是别人写的日记。

原文标题：Healing Hasidic Masturbators and Adulterers — With Psychiatric Drugs

文章来源：http://narrative.ly/healing-hasidic-masturbators-and-adulterers-with-psychiatric-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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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頔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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