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大城市，我终于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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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小娜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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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亲访友、胡吃海喝的春节终于接近尾声，先不管你又吃胖了几斤，亲友相聚免不了要互探一番隐私，而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往往受到这样的诘问：你在外面就挣这么点钱，为什么不回老家来工作？
你看到，在家乡生活的同龄朋友、亲戚已经结婚、生子，走上了人生的快车道，比来比去，你终于徘徊在崩溃边缘，恨不得立刻飞回北上广。
这篇文章将要告诉你，别再犹豫，赶紧逃回北上广，大城市才是你最好的选择。但如果你在家乡有家族企业要继承，就别往下看了。
你只缺一个公平的机会
每年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新闻，年轻人卖掉大城市的房子，回到老家住上了大别墅，但没到两年，又灰溜溜滚回了大城市，但手里的钱只能够付首付了。
2015年春节假期结束后，全国5334万北上广深外来人口中12%的人在没有再回来，广东、江苏、河北、山东、湖南、浙江的一些城市成为他们新的落脚点。但是，在诸多逃离者中，又有近三成人打算重返北上广。
2015年北京一三轮车上的农民工 / REUTERS
你必须承认，逃回“北上广”年轻人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因为真的回到老家，你也不一定过得舒服，相反你还要背上更多的经济负担。
小城市想找好工作两种情况，要么是“依托父母的关系”考上了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要么因为“家里没有关系”而找不到一个好工作而感到绝望；当然，你也可能因为小城市“关系社会”带来的各种“关系债”痛苦不堪。
在河南新野县，这个80多万人的小县城，基本由21 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 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 人）垄断了公务员干部阶层。没有人脉关系，想在这里出人头地，找个好工作，可能性几乎为零。
大城市虽然竞争激烈，但是至少环境更公平，你更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工作，赚更多的钱。不管你的理想职业有多小众，在大城市你都能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2015年10月26日，北京，农民工正在建材市场外等待工作机会 / REUTERS
想象一下，你在到处讲关系的县城，可以靠剧场演出或者剧场保安的工作养活自己吗？就算找到了，你的父母亲戚朋友也是一通大骂：怎么找那种乱七八糟的工作？
但在北上广，没有人嘲笑你，你可以靠自己的才华或双手活下去。
文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全国有专业剧场873家，平均每10个县级城市才拥有1个专业剧场，但一个北京就拥有多达数十个专业剧场。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专业剧场全年平均演出场次在100场以上，其他地区大约平均只有40场。
2016年6月16日，上海，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影迷购票踊跃 / 视觉中国
这就是大城市的意义。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所解释的，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和伦敦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有数百家为特定消费群体服务餐馆，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你吃得起的全球美食。
相反，春节城市青年回到老家，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吃年三十晚上的剩菜。这跟你妈妈的厨艺高低并没有关系，住在交通不便利的村里，点个外卖几乎是不可能的，农村生活自给自足习惯了，下馆子的几率大大降低。
恰巧今年春节假期还包括了情人节，回到村里的Amanda、Joanna，连个体面拍照秀炫晒的地方都没了，与恋人相隔两地，只能来点“爱的红包”在朋友圈助兴。
日本东京的米其林三星主厨村田吉弘团队正在工作 / 视觉中国
或许你可以在小城市偏安一隅，赚点小钱，知足常乐，但你是否考虑过你的孩子？在小城市生活的人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人生阶段划分得非常明显，25岁结婚，28岁生娃，30岁步入中年。
经济学中有一个衡量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指标，叫做“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代表的是父母和子女收入的相关程度。如果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为1，这说明子女的收入完全由其父母的收入所决定，如果为0，则说明子女的收入与父母的收入毫无关系。
根据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高达0.6，在所有取样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秘鲁(0.67)。也就是说，中国子女的收入与家庭背景的关系紧密项链，阶层固化的非常严重。
各国“拼爹指数”排行，中国高居样本国第二 / 201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或许你还保留着这样的幻想，“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城市寒窗苦读，再考上大城市的大学。事实证明，寒门出贵子只是穷人的一场梦，全中国教育资源最好的地方还是北上广。
既然你决定了生孩子，就别让他重复你的痛苦——在小城市接受最死板的县中教育，早点到大城市、见世面才是最好的选择。
有钱谁能干涉你生活
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里，最让你敏感的一定是工资。
在一线城市生活，赚得多，但生活成本也高，1/3交给了房东，1/3纳了税，留下1/3苟延残喘。即便如此，这1/3工资赚得也比小城市的人多，你脱贫速度比留在老家的老同学还是快了一点。
2016年12月17日，从上海外滩望去，浦东建筑物在雾霾中时隐时现 / 视觉中国
在京的外地人口中，数量最多的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等省份，而这些地区的人均工资远低于北京上海等地。北京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1.13万元，上海为10.91万元，接近平均工资全国最低三省份河北省（5.09万元）、黑龙江省（4.88万元）、河南省（4.5万元）的两倍。
2015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才5000元出头，北京、上海的月平均工资已分别越过了8、9000元大关。
城市平均工资每提高1%，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的概率就将提高数百倍。对很多刚挣扎过贫困线、满足温饱的人来说，竞争压力、环境污染对身体的伤害，远远不如赚钱要紧。
2016年01月19日，河南郑州一建设公司，现场将百万现金工资发给农民工 / 视觉中国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北上广的人都能过上优渥的生活，2017年的数据表明，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线城市是找不到工作的。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份工作，在二三线城市比在一线城市容易多了。
但即便如此，你还是得来北上广。小城市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大多以第二产业为主，而就业形势最好的行业，基本上互联网、金融保险为主，而这些行业发展最好的地方也都在大城市。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11.47万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2万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94万元。从分布上看，上海和北京恰好又是这些高收入行业最为集中的地区。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工资高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在美国，大城市的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收入比不在大都会区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在日本，2013年6月首都东京的月平均工资比本州岛最北部的青森县高出13.3万日元（约合8400元人民币）。
为什么大城市里的公司愿意付给你更多的工资？为什么公司要在人力、土地成本高昂的大城市里继续做生意？
大公司知道你在这里生活不容易，要承担更高的拥挤成本（交通堵塞和污染）以及高昂的住房成本，为了抵消这些成本，大公司必须给你更高更高的工资。
为什么大公司不逃离北上广？唯一的理由就是，高工资体现的是高生产率。大城市里人口和就业岗位的高度集聚，为公司带来的生产效率优势，足以抵消这些成本。
日本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的近藤惠介举了日本麦当劳的例子。东京和神奈川县（人口密度仅次于东京、大阪）2014年的法定最低工资相差无几，为每小时888日元和每小时887日元。当门店位于那些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7000人的地区时，麦当劳提供的工资就会超过最低工资。也就是说，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高，麦当劳能享受到集聚经济的好处就越多，因此就能提供更高的工资。
年轻人喜欢扎堆往大城市乃至北上广跑，因为城市的集聚经济带来了信息交换和知识溢出，从而一劳永逸地提升人的生产率，进而带来工资的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城市里的农民工愿意放弃农田和家乡安逸的生活，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以更高的生活成本换取将来更高的收入。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在互联网公司找份工作，北上海广深、杭州等地更适合你，因为中国互联网市值前20名的上市公司——如著名的三家巨头“BAT”——就扎堆于此。截止2010年，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有256家已在北京进行投资。截止2013年1月，84家《财富》500强公司把区域总部设在了北京。
大城市你可以一直待下去
不止老家的亲戚和父母，每一个在北上广奋斗的年轻人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要留在这里工作多久？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
同时，从2004年，一线城市陆续开始车牌摇号、限行，落户政策就不用说了，花多少钱都难买一个北京、上海户口，再到最近几年的住房限购，表面上看是在为城市的环境、长远发展做考虑，实际对一线城市来说，他们已经享受到了聚集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懒得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自然就开始大规模地赶人。
赶人效果不尽如人意。年轻人宁愿在大城市吸雾霾，也不愿回老家搬砖。
最早走的人，往往是底层劳动者，他们无法承受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换句话说，其他收入阶层的人，在人生最能吃苦的时段，都留在了一线城市奋斗。奋斗的结果，和爸妈的财力，决定了他们能不能在一线城市定居。
2013年4月17日，北京，“蜘蛛人”在高楼间进行清扫作业 / 视觉中国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在可预见的未来，涌向城市的人口只会多不会少。
世界银行告诉我们，目前中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诸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只占10%的国土面积，却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三分之二的经济产出。世界银行还预计到2030年，将会有10亿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
而且相比起其他国家，目前中国人口不是太集聚了，而是太分散了。
一半意大利人都“挤”在意大利8%的土地上，一半美国人都集中在最大的244个郡(county)里（美国郡的数量超过3000个），英国人大多分布在英格兰的几个主要都市圈，东京都面积占日本国土面积0.6%，却生活着10%的日本人口，整个东京都市圈面积也不大，人口能占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
虽然整个日本人口数量在减少，但东京都的人口却在缓慢增加。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城市集聚带来的好处远远大过那些微不足道的成本。
城市的承载极限不过只是杞人忧天。首先是城市的土地面积、物理边界，全球所有主要城市都在向外扩张。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上海的土地面积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使得城区的人口密度在2000年-2010年下降了20%。所谓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呢？
2015年9月20日，北京，通州潞城被杂草吞没的地铁站 / 视觉中国
更何况中国城市还有大片大片“不务正业”的土地，北京、上海分别有2000多平方公里、1800多平方公里的耕地，上海隔壁的苏南地区情况也类似。任何一个稍微了解经济学“比较优势”概念是什么的人，都会叹息：在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方保留这种土地，简直是暴殄天物。
其次是城市的人口，随着人口不断涌入，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并不会无限增加。换句话说，外地人主要还是住在城市外围和边缘。
美国城市规划专家温德尔·考克斯（Wendell Cox）指出，1950年-2010年，美国纽约95%的人口增长都来自中心城区外，洛杉矶则是85%。这60年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00%的人口增长都发生在中心城区外。
北京、上海、广州佛山、深圳也不能例外，过去十几二十年，绝大多数人口增长都没中心城区什么事。
2012年11月28日，北京下班高峰，一辆载满农民工的班车行驶在大山桥下 / 视觉中国
即使没有“疏解人口”政策，中心城区的高生活成本自然而然会抑制人口流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心城区的外围，外围的外围。认为“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会被挤爆”纯粹是多虑了。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管理者会以嫌弃人口太多为己任，除了中国。由于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接近世界最低（有学者认为已经是谷底），当哪天城市变得无人问津时，不知道城市管理者是会笑还是会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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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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