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天生都是偷菜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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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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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连串的偷菜事件，让“瑞典人”又火了一把。偷香蕉还威胁人，偷豆角还抵赖，拖家带口到超市偷拿东西。种种无耻又滑稽的形象让大家联想起身边某些嚣张、粗鲁、爱占便宜的东北人。
平常的恶劣行为，现在成了东北人爱犯罪的呈堂证供。大家似乎都把憋着的话说了出来，“早就看你们不像好人了”。
然而看着不像好人的东北人，真的更多犯罪吗？对东北人偷菜的那些解释都可信吗？会不会，你只是误会了东北人。
什么人在偷菜
虽然这次引发热潮的偷香蕉事件发生在广西，不过网传的大部分偷菜事件还是发生在海南。冲突的两方，一边是海南的菜农，一边是东北来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
在这类视频里，被抓现行的东北老人面对海南口音的质问，变着法儿的辩解、抵赖、求饶甚至撒泼打滚。很多老人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句话为自己辩解。这让人疑惑，知道自己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冒着丢人的风险去占这些小便宜呢？
有人猜测，这些老人们经济条件可能不好。东北老人的一生往往是艰辛的，他们在不富裕的年代长大，中青年又经历过下岗潮的洗礼，到老了东北的经济又陷入衰退。拮据的生活，可能让他们养成了节省并且爱贪小便宜的习惯。
虽然这种解释很符合对东北老年人的想象，但实际上对候鸟老人不适用。能享受候鸟养老的老人，都是老人中的幸运儿。调查显示，候鸟老年人群的平均个人月收入为3894.94元，远高于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1830.5元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也明显高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2599.6元的水平。
除收入较高外，在异地买房本身就说明了候鸟老人的经济实力。候鸟老人大部分买了房子，房产价格主要在30万到34万元之间。这也侧面说明，候鸟老人贪小便宜的行为，至少并不是贫困的生活环境塑造的。
不仅是有钱，候鸟老人大部分都是有身份的人。根据调查，九成以上的候鸟老人拥有非农业户口，八成的候鸟老人退休前在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工作；其中，职位为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高达四成。可以说这些人算是体制内的精英。
既然体制内的候鸟老人比例如此之高，那会不会是单位公私不分的特点让他们更容易行为不端？
这些候鸟老人还年轻时，正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前夕，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或者见证过一些损公肥私的情况。比如，当时拿单位东西回家的情况很多，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这些行为往往不会被视作犯罪，而是当做迟到早退一类的违纪进行处理。
到这里似乎是破案了，从单位拿东西不受罚，就有可能去单位外面拿，总之是单位制下的不良风气种下了恶果。
然而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国企改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单位制的痕迹也早就从生活中淡去。现在无论是国企还是其他体制内单位，管理都比那时摇摇欲坠的国企严格很多。老人们也不是生活在过去，不至于现在还分不清公私。
另外，人们对改制之前国企的坏印象其实有些夸张。当时为了给企业改制造势，官方宣传总会强调国企低效的一面，偷拿东西这种负面新闻也被放大了。
有了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被当成个别问题的东西，可能出自人的共性。工人拿公用工具回家倒卖；办公室职员用公家纸笔邮票撰写家信；公司退休领导用公司物料建造大鸟笼，并且让员工回家帮忙安装。这几个看似典型的国企案例，其实都发生在外国。
据国外学者研究，雇员偷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1973年联邦调查局统计每年有150亿美元公司财产失窃，而当时地下犯罪造成的损失仅仅在十亿美元左右。在雇员偷盗这件事上，改制前的国企并不是特殊的存在。
那到底他们偷菜是为什么？东北还有什么因素让这些人如此执着于偷菜？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说不定这个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东北出身。
东北是犯罪的温床吗
和通常的印象有所不同，尽管犯罪片导演们热爱在东北取景，但东北地区的犯罪率其实不高，在全国仅仅是排名中游。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不是看起来衰败落后的东北，反而是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京津地区 。
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城市犯罪率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城市化以及相应的流动人口涌入。例如，2005 年在北京，流动人口在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所占的比重在超过六成，2006年超过七成。广州的数据更为夸张，2001到2004年，广州流动人口犯罪一直占刑事案件总数八成以上。
这并不是说奔向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更有犯罪倾向，实际上这些人家乡的犯罪率并不高。导致他们在大城市犯罪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说，问题并不在于流动人口，而是人口流动产生了问题。
流动人口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在农村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的风俗，到了城市里已经没有了约束力。另外，出来打工的多是个人或者是小家庭，大家庭的约束也消失了。少了这些社会机构的控制，人就更容易犯罪。
除此之外，这些人也缺乏和城市管理机构打交道的经验，这可能让他们更愿意通过法律之外的手段处理问题。
特殊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犯罪的困扰。大部分流动人口都住出租屋，而且是独户，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生活规律非常容易把握。这种情况给了意图犯罪的人可乘之机，同时也暗暗鼓励了更多人参与犯罪。
东北人给人留下容易犯罪的印象，也和东北地区持续的人口流出有关。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比之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0年间东北人口净流出180万人。2010年至2015年，东三省人口又净迁出约24万人。
从东北走出的男男女女，大部分都成为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本地人看到东北流动人口相对高的犯罪率，第一反应一般都是东北人本身有问题，平常和东北人之间的不愉快，又给他们提供了鲜活的例子以印证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东北就和犯罪联系在了一起。
其实不止是东北地区，人口流出主力地区的形象经常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瑞典人”的先驱“荷兰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劳务输出量常年排名全国前三的河南省，就是最早一批受害者。偷井盖这种没什么根据的标签，在河南人身上一贴好多年，让河南人始终洗脱不掉污名。
中国首例地域歧视诉讼案就是关于河南的。2005年3月30日，深圳市龙岗派出所悬挂出了“打击河南籍犯罪团伙”的横幅，河南籍律师李东照见状把派出所告上法庭。尽管官方后来作出了不要歧视的表态，民间的歧视也一直没有消失。
其他人口流出大省也不好过。深圳曾经有公司在招聘广告中提到不招四川人，惹得四川律师将其告上法庭。靠近上海的安徽、江苏等省份也是遭到歧视的大户，白完这种隐语在上海也是公开的秘密。
其实这些歧视都搞错了方向，即使你发现城市里某籍贯的人犯罪多，也不能说明这个地方的人更有犯罪倾向。在上海外来人口的犯罪统计中，安徽籍的犯罪占了三分之一，而来自北方的案犯非常少。可这仅仅是因为安徽是上海外来人口的主力，如果换成上海人去安徽，情况估计也差不多。
偷菜不是东北特色
过去中国作家觉得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民族劣根性。现在对东北的评论，也总是希望找到一种“东北劣根性”来解释东北的问题。然而，就像有些被归为民族性的行为其实是人类的共性那样，在偷菜这件事上东北人可能也并不特殊。
在东北人偷菜视频引起争议之前不久，在保定就发生过一起大妈开车偷白菜被扣的案件，老人去偷菜被发现之后索性一哭二耍三骂，坚持不赔偿。在登封，有人送女友回家路上看到菜地，临时起意要偷菜孝敬岳父，结果被抓。
和海南气候条件相似的台湾也有类似事件，在这里的香蕉园偷盗案件多发。有园主的香蕉园一年被盗窃七次，一怒之下打死了最近抓到的偷蕉贼。马来西亚也有新闻报道，在当地的香蕉园里出现两个窃贼，不仅砍树还破坏树木，被抓后发现他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
虽然有些偷菜的是专业窃贼，他们希望通过转卖脏物获利。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偶尔为之，偷来的东西也只是自己使用，并不转卖。相对于有组织有计划职业犯罪，这类业余的犯罪往往是临时起意。
人总是容易过高的估计自己的意志力，觉得小偷小摸这类的不轨行为离自己很远。其实只要规则对人的控制不严格，人是非常容易放松自己的标准的。
偷菜或者去超市偷东西，都是不容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惩罚也很轻的犯罪。即使由警察处理，也往往只是挨顿骂，赔偿了事。正是因为犯罪的成本低廉，而惩罚几乎不存在，所以小偷小摸非常难以禁绝。
虽然没有偷菜案件的数据，不过有外国学者统计过和偷菜行为模式类似的商场偷窃，超过六成的消费者承认曾经在商店偷拿过东西。也就是说，这样的小偷小摸是非常普遍的，只是过去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
那么为什么最近抓到了那么多小偷小摸的东北老人？这主要是因为海南的东北老人比较多。调查显示，海南省候鸟老年人群的户籍地集中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北京市以及辽宁省。来自这四省的候鸟老人超过了总人数的五成。
也就是说，在海南看到的每两个外地老人中，就有一个来自东北。如果到了三亚，更是会发现黑龙江省三亚市这种说法真的很准确，这里的外地老人超过四分之三都是来自东北。不少偷菜案件的发生地，就是在三亚市附近。
另外就是媒体的放大，犯罪相关的话题是媒体的一直以来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外国就有所谓的真实犯罪节目，这种节目经常有选择性的报道真实案件，迎合大众的恐惧来博取关注度。例如这种节目经常报道黑人强奸白人女性的案件，尽管实际上跨种族的强奸案比例很少。
这次的偷菜事件也是如此，有多少人偷菜，被抓住有多少，其实没有人真的调查过，也并不真的关心。相比这些，吃瓜群众看到对”瑞典人”的丑态更感兴趣，更愿意看东北狠人儿人设的崩塌。
从活雷锋到社会人儿再到偷菜贼，东北人的形象和东北的经济一样一路下滑。偷菜这种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洗掉，唯一的好处是，快手里那些胆子大的户外主播有了新的直播项目。从喊麦到偷菜，这也算是一种轻工业转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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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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