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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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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99万大学生毕业了，次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次年，毕业生高达727万人。本以为没有名头安在这一年时，媒体又适时地推出了更难就业季的称号。
毕业浪潮中的莘莘学子面对这两个名头时，可无法像媒体那般一笑而过。毕竟，找工作的是他们。但就在被求职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学校传来了消息：本年度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
这当然让学生们愤怒。不光是因为有人是那未就业的10%，更是因为那90%的就业人士中，有不少是“被就业”的。他们或读研深造，或出国镀金，或在家待业——美其名曰自主创业。但这不妨碍学校拿他们滥竽充数，抬高就业率。
学校为什么这么在乎毕业生就业率？为了就业率过得去，学校做了那些“努力”？毕业生就业统计存在哪些问题？
扩招，把就业率写入大学的基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绑架”了学生的毕业证，让他们拿就业证明来赎。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不需要为近乎百分之一百的真实就业率操心。
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分配政策，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比如国家指令性计划就规定，当湖南的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时，就联系煤炭部，向北大要人。领到指标的毕业班级必须出一个人顶上。这个名额通常落到本省人的头上。被选中者高兴也好，无奈也罢，只能拿着学校开的证明，乖乖报道。
就算错过分配，还有别的方式给大学生找工作托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确立了毕业分配划分出“本人选报、学校推荐、用人单位录取”的制度。求职过程中，大学生就连“考虑考虑”这样的答复都很少听到，一般都直接录用——毕竟天之骄子。
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整个九十年代充斥着大学要不要扩招的讨论。这些原本停留在纸上的东西，被巨变的环境变为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2%。此后逐年下滑。中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机中，以致于1998年年底的经济会议很没信心，把1999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定成保8。
屋漏偏逢连夜雨。九十年代末出现下岗潮，几乎每十个机关工厂职工中，就有一个被迫离开。特别是国企密布的东北。一时间，满街都是修自行车的人——他们都是从机床厂被下岗的工人。累积到1999年，全国有2300万需要就业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扩招迫在眉睫，以期一石多鸟。
当时全国居民存款余额近6万亿元。大学扩招则能让各个家庭心甘情愿地掏钱：学费、食宿费、交通费、书本费……教育产业称得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带动其他行业，一举走出低迷的经济。同时，大学扩招还能吸收一部分人，延缓他们与失业人口抢工作的脚步。
正巧，1998年 11月, 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后被称作大学扩招之父，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
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年底，官方顺应民意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次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共同确定了到2000年时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2010年时达到15%。
1998年全国大学共招了65万。但到了1999年就招了159万。要是把大专院校算进去，1999年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到了745万。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为一毕业就失业的埋下了祸根。
大学生无法就业，意味着没有通过市场的检验。对学校来说，这意味着培养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就业率就成了每个学校关注的问题。但声誉问题还不至于让学校铤而走险，去造假就业率。真正让学校恶向胆边生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抓就业率，是行政任务
早在1999年，国家就公布了部分大学的就业率。为的是方便是社会监督办学质量。但就业率的第一次大考却在2003年。
这一年的毕业生，来自1999年首次大学扩招。他们的成败，是大学教育质量的晴雨表，更能反应扩招这一长期政策的成败。尴尬的是，2002年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到了2003年首批扩招的212万学生毕业时，就业率下滑至75%。
现实惊醒了教育部。2004年，教育部发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相当深远，最核心的莫过于将毕业生就业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件的第六节提到实施“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它明确表示“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教育部规定，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50%的高校，要控制其招生指标，相当于黄牌警告。要是连续三年都低于30%，就要吃红牌，只能减少招生，甚至不准招生。
禁令高压之下，地方紧忙用更严苛的政策跟进。比如2004年广东省规定，连续三年本专业初次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的高校，就要由平一指先生来设置专业——想增加一个新专业，就要忍痛撤掉一个旧专业。
相应的，大学的发展就被死死绑在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上了。更严肃的是，毕业生就业率成了“经费划拨的重要依据”，这下直接捏中了大学的命门。自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人均教育投入维持在16000元左右。但学生及其家庭的支付不了这么多。学校想运作下去，就需要国家生均补贴7000-11000元。
有求于人，高校自然把教育部对毕业生就业率的要求当成圣旨。江西某高校给毕业生下了死命令：“5月10日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
无独有偶。春节前后，上海的某S高校的大四学生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不足20%。挣扎到5月1号，签约率也不到40%。但神奇的是，就在忙于论文和答辩的毕业季，劳动合同签约率会狂飙突进，到7月1号前升到90%。毫无疑问，这样的毕业率掺了水。
为了账面数字好看，一些学校绞尽脑汁，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毕业前夕，学校会恫吓学生，如果没有签合同，档案有可能遗失。诈唬之后给出解决方案：先找个地方挂职，给档案一个落脚的地方。毕业生虽然与一家公司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档案随之落脚，但是学生并不需要报道、上班。这样，学生能得到教委派发的派遣证，证明已经就业。
要是学生找不到挂职单位，学校还会拉兄弟们一把。西安欧亚学院的就业率常年维持在90%以上，但背后却大有玄机。2006年，该校老师经人搭桥，让陕西凯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招了7个学生。但无一人真正去上班。更乌龙的是，一家位于居民楼顶的影视工作室，原本只是个夫妻店，但却一口气雇佣了16个该校学生。
学校高压政策之下，学生们只能抱团取暖。广州某大学的一位男生，自己弄好了一摞盖章的就业证明，发给同学们，好让他们从学校换来毕业证。
更可气的是，学校把学生的就业意向也算作就业率，统计进去。北京某高校在4月和7月分别下发就业状态表格。虽然只有7名同学签约了工作，但统计数据显示，就业率却高达90%。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那份表格中勾选了有就业意向。
就业统计方案问题多多
2004年，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的6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联手开展统计方法研究，制定了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办法。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是和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学校盖章后算作签约率。第二种是签订劳动合同，算合同就业。第三种被称作灵活就业，包括了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等形式。第四种是读研。第五种则是出国留学。第六种则是定向委培生返回原单位就业。
这套统计方式沿用至今。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也难怪会有学校造假。
首先，这套统计方式将升入硕士和出国读书纳入就业的范畴。要知道，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这两者只能算作单独的选择，不能和就业混同。
近年来，读研的比例越来越高。211工程高校的升学率超过30%，985工程院校的升学率则在40%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近十年来，本科生升学率均值约为20%。
虽然没有诋毁考研的意思，但校方将深造和就业率混同，无疑是国内大学考研浪潮的推手之一。大学为了缓解一时的就业率压力，鼓励学生考研。本质上是在制造隐形就业人口，把皮球踢给三年之后。所以当武汉发布就业率统计时，仅仅因为把升学率单独拿出来，就上了新闻——太难能可贵了。
其次，统计就业率太匆忙，不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就业率事关大学的经费和运作，学校难免对不就业的学生采取强制措施。而临近毕业，学生既没找到工作，又不愿意造假挂名。
万般无奈之下，必须匆忙找一份工作来满足学校。而近几年就业形势日趋严峻。2004年时，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工作平均需要185天，到了2009年，则需要230天。算下来，即便整个大四参加招聘会一场不落，也未必能进入心意的单位。
求职时间短，学校逼迫急，以致于毕业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2016届毕业生中，211院校毕业生的半年内离职率为14%，非211院校毕业生的半年离职率高达26%。匆忙离职无疑是职业生涯的污点，对日后的发展也不利。
再次，这套统计方式没有考虑到毕业生对就业质量的渴望。一个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当然想去BAT做程序员，很少会愿意开网店。但有就业率统计逼着，许多人只能先在网店中挂个职。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这套统计方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很容易造假。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但不少学校依然堂而皇之伪造就业率。因为就业率只是个他们向上级汇报的数字。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为了提高学校就业率，便引导学生伪造接收函，“随便找公司，把章盖上，反正是假的“。虽然过了接收函这关，但报到证和学信网上的就业状态显示为择业生。这就导致”被就业“的五百多人两年内无法参加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
当然，最惨的还是为了赎来毕业证，学生从网上买了假的就业协议，影响前途。
你虽然即将毕业，又没找到工作，更不去深造，但不必担心学校会对你“下毒手”。毕竟还有灵活就业这一选项。六月结束，你大概率会签一张自由职业就业书，被只有自己能骂的母校踹出门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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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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