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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穷过,所以你不用拼多多

浪潮工作室 浪潮工作室 2018-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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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帆 陈小娜

出品 | 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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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自从赴美上市以来,已经给中文互联网提供了好几周的娱乐笑料。


有人在拼多多上购买了“小米新品云智能语音电视32寸LED曲面”,收到后发现这款电视机的品牌是“小米新品”;有未经证实的朋友圈截图显示,有人在拼多多买了某品牌牛奶20袋,到货后发现是20只包装袋;还有人发现,拼多多赞助了央视科普节目《是真的吗?》。


我们无意为拼多多的假货问题辩解,这篇文章想回答的是,为什么用拼多多的人,会有三亿之多?

一个中国,两个世界


今年4月,有媒体问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有人认为,拼多多不是消费升级,而是消费降级。”


黄峥回答:“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




2016年10月29日,安徽省岳西县温泉镇榆树村,桌上黑乎乎、糊成一团的菜羹,便是爷孙俩三餐食用的主菜 / 视觉中国


黄峥口中的安徽安庆是一座典型的三线城市,总人口有530万。虽然安庆的经济总量在安徽不算靠后,能排在三四名,但2016年,安徽安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6502元,平均每月2208.5元,还不如全省平均水平。


安庆的城镇居民,每年的消费性支出仅为15030元,他们平均每月会在食品上花掉445.9元,衣着仅为90.6元;安庆的农村居民——占到安庆总人口的72%——则过得更拮据,他们平均每月只在食品上花去248元,衣着更是只有可怜巴巴的28元。这些人,可能就是拼多多9.9元一条“夏季运动裤”的群众基础。


我们如果把目光再往下沉,会发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中国。中国目前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2015年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显示,刚好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中国人,会将收入的53.5%拿来买吃的,也就是人均每天食品消费支出为4.1元,“在农村地区大约能每天消费1斤米面、1斤菜、1两肉”。




2018年4月24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高兴镇六合村,丁兆银老人在屋里吃饭,半块豆腐,一张煎饼,一颗大葱就是他的午餐。给儿子吃的是面条和鱼。一只鸡在屋里悠闲的走过 / 视觉中国


至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数千万中国人,每天吃饱饭是幸运,每天吃上肉是奢望。四川大凉山是为人所知的明星贫困地区,但如果你真的看过新华社的报道,你还是会感到错愕:“大米每10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3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他们,可能连拼多多是什么都不知道。


当然,许多人在强调拼多多的成功时,往往形容拼多多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抓住了三四五线城市的小镇青年。但其实,拼多多在一二线城市的用户并不算少。根据招商证券,拼多多的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分别是9.7%和33.3%,已经接近淘宝的10.0%和36.7%。


“北京五环内人群”无法理解,一线城市,怎么可能还有人用拼多多?


即使在北京,有钱人也只是少数。如果我们把2016年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分成五等,会得到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它们分别为:25812元、41555元、53829元、69501元、109429元。




2011年4月14日,四川凉山,交不起每月30元住宿费(含伙食费)的学生,就一起在校外租每年300-400的房子,做饭必须得靠自己,年长的小孩负责照顾年幼的小孩。饭菜薪柴都是靠每周从家里背来的大米、土豆、咸菜、玉米 / 视觉中国


北京的低收入者,每月在食品烟酒上花掉453元,考虑到北京的物价水平,这已经是相当恶劣的生活条件。这些对于一个在北京互联网企业上班、隔三差五需要靠一点点奶茶与星巴克续命、每周会与朋友聚餐吃潮汕牛肉火锅、自嘲自己穷只能穿优衣库的白领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年薪十万,怎么还这么穷


城市白领喜欢喊穷,这也不能怪他们。中国太大了,大到那些年薪十万的人,完全不认为自己已经击败了90%的中国人。




2014年11月27日,北京,西二旗地铁站,跟你擦肩而过的人可能都是年薪超过十万的青年 / 视觉中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23821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33616元,北京一个年薪十万的普通上班族,扣除各类费用后的收入大约是75480元,这比城镇居民的平均可支配年收入的两倍还多。


中国的薪资分布呈偏态分布,少数极富者会将整体水平拉高,年收入在6.5万元以上的,都还不到10%。又由于中国农村与城镇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农村富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全国年收入达6.5万的人群可能还不足5%。


即便是在上海,2016年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也只有32718元,一个上海大妈的可支配收入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她的养老金和租出去的房子。仅就工资收入而言,年薪十万在上海就是上层收入,年薪十万的外地“凤凰男”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无视本地人的羞辱。


2017年8月9日,上海,30位陆家嘴白领青年在专业瑜伽教练指导下,练起了高楼瑜伽健身 / 视觉中国


尽管年薪十万的人已经算是中国的上层富裕人群,但这些人从来没感觉到自己是中国的富人,因为现实并没有让他们过的轻松一些。这些人,就一定不用拼多多吗?


我们根本不需要谈房价,只需要展示大城市的物价就足够了。一个在北上广的普通上班族,一个月的典型花费有:吃饭每天50元,租房每月2500-3000元,每天坐地铁10元,仅这些花销每月就达5000元左右,如果再买几件衣服、玩几局狼人杀,花费就更大了。


而且,很多人的工资增长率,是没法跑赢通货膨胀率的(官方通胀率在6%以下,但有学者认为达到13%-14%),更别提很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降低。这也是为什么,即使一个人拿年薪十万,他也会觉得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2017年2月4日,浙江杭州。由于跳槽涨薪快,春季许多求职者都会投简历试一试 / 视觉中国


如果有了家庭和孩子,人们更会发现,自己的年薪十万根本不算钱。


在性别不平等排名为100/144的中国(数据来自世界经济论坛),女性会因为生育而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社会学家风笑天的研究表明,女性在生育当年的工资约下降17%,多生一个孩子后收入下降更多。


而招商证券的研究表明,10个拼多多用户,就有7个是女性;10个拼多多用户,就有将近6个是25-35岁年龄段用户。一二线城市已婚女性,刚生小孩,对生活精打细算,真的能对拼多多保持抵抗力吗?她们真的没有背着朋友偷偷购买17.9元的“陕西高原红富士新鲜苹果 8 斤”、46.4元的“安慕希酸奶 205g*12 盒”吗?


2015年11月3日,广州加拿达中英文幼儿园,外教在教小朋友打高尔夫球。加拿达中英文幼儿园 年收费:约6万元 / 视觉中国


男性不会因为有了孩子而涨工资,但孩子的教育费用却在水涨船高。据新京报报道,现在的国际幼儿园学费每月就需要一万元左右,一般的幼儿园每月也要4、5000元。200元一节的舞蹈课、早教课更是压在中产家庭头顶的大山。一个人的年薪十万在日益增长的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面前,根本无足轻重。要想赤贫,请生二胎。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拼多多


今天对拼多多口诛笔伐,也许是建立在认知偏差之上。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用拼多多,你自然会对拼多多的成功感到意外,甚至对拼多多售卖的爆款低端货感到生理不适。


高收入人群很容易困于一种被称为“享乐适应”(hedonic treadmill)的心理状态。享乐适应是说,虽然人们不断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享受,但幸福感会迅速适应新的变化,而不是持续提升。




2016年4月14日,上海,一位“上漂族”晒出自己的早餐,其中包括牛油果奶昔 / 视觉中国


比如,一个人如果一开始只是温饱水平,当越过这个水平之后,便开始追求食物的精细、制作的复杂、食材的名贵。人们所获得的越多,所渴望的就会越多,幸福感则只是留在差不多的水平,富人比穷人并不会高多少。没钱的时候你只想要吹风机,有钱了之后你就会想要戴森的吹风机。


类似地,没钱的时候你看得上拼多多,有钱的时候你觉得京东要更好。京东的一二线用户数将拼多多与淘宝远远甩在了身后,达到了56.8%。


而且幸福都是跟他人比出来。试想一下,你年薪二十万而你的朋友都是年薪五十万的,和你年薪十万但朋友都是年薪五万的;你在用小米电视但你的朋友在用索尼电视,和你在用小米电视但你的朋友在用“小米精品”电视,哪种情况你更得意。




2013年3月1日,太原,市民在街头排队等待购买咖啡 / 视觉中国


哈佛心理学家Daniel Todd Gilbert发现,收入不仅意味着自己可以获得多少资源,能买得起多大的房子和多贵的车,还会成为普遍的社会地位的代表。当金钱成为衡量人的标准时,它就不仅仅意味着购买能力,还意味着面子和地位,而这些则直接影响到了人的幸福感。为此,很多人宁愿以较低的绝对收入来换取较高的相对收入。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逛知乎常常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根据2014年6月知乎官方对知乎用户的调查结果,在北京的知乎用户中,有30.84%的人月收入都在1.2万以上。相比于快手、拼多多等大众化的软件,知乎的用户收入更高。当你发现别人都这么经历丰富还有钱时,难免会偷偷把自己年薪十万的工资条藏进抽屉。


这也许也能解释拼多多为什么不被许多知乎用户所理解。在知乎一个“如何看待「拼多多」这个 app?”的问题下,有个超过4000人赞同的回答表达了她对底层的蔑视,“我大姑子(使用拼多多)……她说她觉得淘宝的东西贵……觉得淘宝的东西都贵!这是什么样的消费观?我表示无言以对……”




知乎报告中很多用户都是有钱人 / 知乎


人们就是喜欢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比。在中国农村,有超过68%的村民会跟邻居或其他同村人比较,只有11%的村民表示会与村子之外的人相比;在中国城市,我们认为在城市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农民工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态度,因为他们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或自己的过去比较,而不是跟都市的白领们。


在中国,数不清的人也许刚刚用上智能安卓机,也许正在为孩子的奶粉钱操心,他们很少会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为什么甘愿受骗,也要买那些廉价的可能是山寨的小商品。在拼多多里,折叠着一个真实的中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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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统计局. (2017). 北京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德勤. (2017). 中国安徽省安庆市投资环境研究报告——长三角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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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柯勇 & 刘诗平 &王清颖. (2015). 扶贫调查:直面中国贫困角落. 新华社.

[7] 王萍萍 & 徐鑫 &郝彦宏. (2015).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问题研究.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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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立新, & 潘春阳. (2011). 破解中国的 “Easterlin 悖论”: 收入差距, 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管理世界, (8), 11-22.

[13] 罗楚亮. (2009). 绝对收入,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财经研究, (11), 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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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菲, & 王俊秀. (2017).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 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社会, 37(2), 7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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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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