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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先生开拓了中国西南史地研究,成绩卓著,为世人所公认,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对此,学者们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讨论,如林超民《方国瑜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福祺《方国瑜传》、王国梁《方国瑜历史地理学思想研究: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为中心》、娄贵品《方国瑜与西南边疆研究:基于《西南边疆》及西南文化研究室的考察》等。但也存在观点上的分歧与争鸣,如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编绘时,方国瑜先生“对一些图幅的画法提出异议,与人发生争论”。又有年轻学者同意他关于西南的定义,但“不敢苟同方先生在中国中心论影响下的前提,那就是,西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的分歧?产生争论的焦点或核心是什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是我们长期思考而又不得要领的理论难题,也是我们特别是初学者学习、研读方先生论著的难点甚或是瓶颈所在。2012年,方国瑜先生的首位副博士研究生、80高龄的纳西族学者木芹教授指出,“先生的史地之学源于极强的国家情结。……方先生不止一次同我谈到,纳西族从来就有维护国家统一之心。”这使我们豁然开朗,某些分歧与争论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和答案。我们认为,国家情结是方国瑜先生西南边疆研究的基石,他的论著始终以浓烈的家国情怀著称于世。我们只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与体察,才能与方国瑜先生产生共鸣,才能更好地学习和阅读他的论著,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向前发展。

 

一、以国为重:纳西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与方国瑜的早年教育

有学者研究纳西族的国家认同历程,认为纳西族的中国认同“经历了自发到自觉,从政治行为上积极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活动主动认同中国,到思想意识上的中国认同,从社会上层的认同到民众的普遍认同的主要发展阶段。”“纳西族形成了‘以国为重’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归属感,将祖国(中央政权)视为自己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木芹教授也指出:“明代木氏学习汉文、写汉诗,清代顺应历史潮流,兵不血刃完成改土归流,这些都是纳西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意识。”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十八日,方国瑜先生就出生并成长于这样的环境。早年入丽江大研镇旧式学馆,后进公办蒙养学堂,9岁入新式初等小学堂,学习新式教科书。12岁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升入丽江县六属联合中学。进小学后,晚上由伯父、叔父在家教读《四书》等典籍,“读《幼学琼林》、《左传句解》、《古文释义》、《东莱博易》、《史记精华》等书,这些书他读后也多能讲解。除以上这些书外,他还读了《诗经》、《书经》、《礼记》的部分内容,浏览过《纲目通鉴》、《历代史论》等书。”从少年时代起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精髓融入他的生命之中。进高小后,节假日与几个同学从和让(德谦)先生学习诗文,和先生常向他们宣扬“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名才不负此生”等思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理念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产生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192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多闻议论,胸襟开扩”。第一次从偏僻的云南乡村来到北京,如同年长他16岁的丁文江一样,“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地图是在日本”。又如同年长他10岁的毛泽东,“在那里(长沙),我第一次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和研究了世界地图。”有了强烈的参照、对比和分界,他的乡土情结和国家观念无疑发生了较大变化,与传统的“家国一体”相比,变得更加具体,更为明确。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席卷中国,年轻的方国瑜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他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学生会干事、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作为学生代表到北京东直门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先生,参加云南旅京学生团体组织左派的新滇社,参加1926年3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和反帝示威游行。后因生病休学。1929年返回北京后,受“整理国故”风气的影响,立志于国学研究。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学习考据学、音韵学,1930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他还与王重民、靳极苍等组织了“努力学社”,以研究古书为目的。他们标点古书,由文化学社出版,每千字收5角钱报酬。还出版了《努力学报》,编辑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北京《益世报》的《国学周刊》。

 

二、家国情怀:边疆危机与方国瑜学术研究转向

由于来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身处北京的方国瑜对传统史家“异内外”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视云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为“别种殊域”、“化外之地”、“西南儌外”,根本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论边疆及沿边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方国瑜也常常受到这种观念的刺激与影响。如同江应樑先生1936年10月所述:“说起云南,许多人尚自把她看作一个神秘的迷;‘云南人也像我们一样的面目吗?’‘云南人吃的穿的是什么?’‘云南人有尾巴吗?’这种带着神秘的几近侮辱的探问,恐怕每一个自云南到江南或北方的人常受到的。”1939年秋间,方国瑜在昆明宴请著名学者陈寅恪、顾颉刚、方豪、姚从吾、向达、张维华等。席间,方豪因宗族观念,“向国瑜先生询问:‘宗兄!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那里迁来的?’他说:‘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于是我觉得更为亲热,……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在一旁,轻声告诉我:‘方国瑜先生是麼些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此时,陈寅恪先生也在旁边,就插嘴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这时,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事例,对于陈寅恪、顾颉刚先生来说,他们顾全了麼些人方国瑜的“面子”,后人也据此认为,“几位史学家也对少数民族不无偏见”。但对方国瑜先生来说,则毫不足怪,相同的场景、相同的议题、客人们略显尴尬的表情,自1922年离开丽江到昆明,之后又远游北平、南京,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因此,他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民族寄予了强烈的关注。1923年刚到北京时,他住在宣武门外教场头条的云南会馆,与云南在京的学生交往较多,是新滇社社员。他担任过云南旅平学会出版的《云南周刊》及《云南旅平学会会刊》(季刊)的编辑,在《云南旅平学会会刊》上发表《滇南旧事》一文。1927年回丽江养病期间,开始阅读《云南备征志》等地方文献。1933年,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半农先生的鼓励下,回丽江学习纳西象形文字。

也就在这一时期,西南边疆的危机却在进一步加剧,这对生长在云南边疆的方国瑜刺激较大,他对英法等帝国主义觊觎、鲸吞和分裂中国的阴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警惕。1935年3月1日,他在《新亚细亚》上发表《滇缅边界的昌蒲桶》一文,呼吁及早注意并重视云南西北部昌蒲桶的重要地位。4月,中英会堪滇缅边界。他“闻之亦喜亦忧”,连续发表《葫芦王地之今夕》、《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条约上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地名》等文,“颇多建议。”呼吁国人督促政府与英方交涉,据理力争,“以保我滇边之完整而杜外人之觊觎,幸勿再事含糊敷衍,以贻民族国家前途之祸也。”

8月,由于李根源先生的关系,因缘巧合,方国瑜担任了“中英会堪滇缅南段未定界”中国委员随员的职务,亲身参加了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勘察工作,负责联络未定界内少数民族土司头人,进行边地实地调查。10月30日,勘界的中国委员会成员从昆明启程,经禄丰、下关,11月抵达孟定。11月30日,方国瑜从孟定出发,12月1日到达班洪,12月6日抵达中英谈判地点南大营。12月28日前往耿马,次年2月7日到达岗猛。后又随委员会一起前往猛角、猛董等地。3月26日到达募乃厂,“中英勘界委员会”闭会于此。4月9日离开募乃厂,于6月20日回到昆明。这次勘界和调查,历时八个多月,历尽艰辛,甘苦备尝,对此后方国瑜先生的人生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尤其1936年1月16日在耿马病倒,由于条件艰苦,几乎危及生命,直到2月7日回到勘界委员会驻地,服药后才日渐好转。在与孟定土司、班洪总管、班老总管、耿马土司及绍兴王等头人的接洽宣慰中,他对沿边少数民族上层的国家认同意识及英国势力对边境地区的影响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与此同时,方国瑜先生也认识到,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研究机构对云南边疆的了解“异常隔膜”,相关的考察和研究也极为滞后。而边疆问题的研究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击外敌入侵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对家乡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促使他放弃了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转而投身一片荒芜的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三、文化学术救国:民族主义旗帜下的西南边疆研究重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日亟,边警频传”,一批有志之士群起而注意边疆,研究边疆,经营边疆。1934年3月1日,《禹贡》半月刊创刊。1936年,顾颉刚先生等“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俾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正式成立禹贡学会。拟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计划书》,“强邻肆虐,国亡无日,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民族主义、保家卫国成为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核心内容。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内地研究机构和高校纷纷向西南转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带来大批博通中西的一流学者,也带来了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思想。昆明一时风云际会,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各个学科利用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纷纷展开有关云南历史文化的研究,迎来了“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遇的机会”。方国瑜先生其时在云南大学和云南通志馆任职,故友重逢,自然而然成为连结内迁入滇学者与著名滇籍学者之间的桥梁。他们团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共同开展西南边疆的研究,使这一时期的云南大学成为西南边疆研究的重镇。

1938年10月27日,方国瑜、凌纯声、闻宥、楚图南、向达等在昆明成立西南边疆月刊社,出版《西南边疆》创刊号,方国瑜任主编。他们认为,“后方的救亡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这班从事于文化学术工作的人,鉴于敌人到处破坏我们的文化机关,不容我们不负起加紧推行文化学术工作的责任。……我们的主要旨趣,即在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此后,至1941年5月30日,《西南边疆》在昆明共出版了十二期,成为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施行案》,其西南文化研究所拟分西南边区与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南洋等组。10月,李根源上书蒋介石,由于建设边疆之迫切,请求拨款在昆明设立西南边疆文化研究机关,“招致学人,付以研究、调查、建议之责,使于军事、经济、文化有所助益。藉此联络缅越诸境,增强亲切,必能收安边定员之效也。”蒋介石批转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要求“妥商规划办理为要”。在此背景下,1942年7月,国立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方国瑜任主任,姜亮夫、徐家瑞、楚图南、陶云逵、陈定民、白寿彝等任研究员。其工作地域以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及安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诸境。计划研究西南开发、西南移民、西南地理沿革、西南宗教、西南民族史、边区地理、边区人民、西南边裔等问题。至1953年10月结束,共编印《云南大学学报》1期,出版“西南研究丛书”10种,成为云南现代学术史发展上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开创了作为整体性区域文化比较及综合研究的‘西南研究’或‘西南学’,为云南现代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面对空前严重的亡国危机,方国瑜先生对外国学者有关中国边疆的研究予以了警惕与关注。1939年,他应顾颉刚先生之约,计划撰写《僰人与白子》、《叟与爨》、《南诏之民族》、《白衣与摆夷》、《中国的云南》、《暹罗与中国》等文章,“每一问题当详于系统与地理”,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以应对暹罗改国名为“泰”的事件。10月,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僰人与白子》、《僰人与白子》(续),12月,在《新动向》二卷六期发表《南诏是否泰族国家》。“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论证了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独立国家,而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子(僰人)建立的臣属于唐王朝的地方政权。”

1940 年,他在《西南边疆》第8 期、第11 期上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步头之方位》等文,驳正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关于“云南与安南的古代交通”、“步头之方位”、“南诏所通用之文字为缅甸文字”等问题上的错误看法。

 

四、书生本色:《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

1954年秋,因毛泽东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立即邀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高教部等单位,于11月成立“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主持改编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由于多种原因,改绘工作进展缓慢。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协作主持绘图工作,决定将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和边疆政权包括进来。1961年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要求云南大学承担唐代南诏、宋代大理两图的编绘工作。方国瑜先生与同事商量后,决定将有关西南部分(即大渡河以南、贵阳以西地区,主要是云南区域)的图幅全部承担下来。这样,云南大学成为了改绘“杨图”的协作单位之一。此后,方国瑜等人投入了绘图工作,多次赴京参加“杨图”工作会议。到1965年冬完成全部工作量的80%,编写刻印地名考释三本,民族分布一本,共约60万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改绘“杨图”工作被迫停止。方国瑜先生也受到了冲击,但他了解到毛泽东的指示及改绘“杨图”工作的经过,判断绘图工作“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于是一面参加政治学习和到农场劳动,一面于1967年下半年起,“重新做了计划,安排时间进行这项工作。”修改、誊清第二稿,续写其它部分,再写第三稿。1968年10月,方国瑜先生开始受到审查批判,成为重点对象,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绘制地图的工作”。1969年10月,地图绘制工作重新开始,易名为《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图》。“这件事使他在两年前的判断得到了验证,这两三年的‘地下工作’终于能够走上地面,堂堂正正地进行了”。到1973年底,西南部分的图幅全部绘制完成,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版八开本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在地图绘制过程中,方国瑜先生与复旦大学绘图组、云南大学绘图组的学者产生了分歧和争论。1964年5月,方国瑜先生受中苏边界问题的影响,认为绘制地图不能超脱于现实政治之外,他给改绘“杨图”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吴晗、尹达写了信,提出“把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的认识。同时以明代总图为例,就标题、政区界线符号、政权着色、全国首都符号只有一个北京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谭其骧先生并不赞成他的看法,也没有采纳他的部分意见。1970年后,方国瑜先生又与绘图组发生分歧,主要是针对隋代和唐初的南宁州与交州之间的界线、大理前期的图幅问题。对于南宁州与交州之间的界线,复旦大学方面主张不划界线,他们根据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资料及其研究,主张将当代云南省文山州的全部、红河州的一半划归安南都护府。方国瑜先生认为云南与安南之间有一条传统的边界线,该地区应划入南宁州都督府。对于大理前期的图幅,他认为《元史·地理志》、《混一方舆胜览》出自大理后期编成的大理图志,将大理前期误为“前朝”,改写作“蒙氏”。应将两书所载“蒙氏”的政区设置,作为绘制大理前期图幅的依据。但他提出的意见,被认为不能成立。于是,他于1971年、1972年、1973年写成“中国历史疆域图地区隋代、唐初、南诏三幅图在爨地南部的边界线”、“再论隋代、唐初、南诏在爨地南部的边界线”、“唐代前期剑南道南部图、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提要)”、“关于广南府三蓬的边界问题”等材料,寄往复旦大学与北京审图组;1974年,他又写成“明清时期云南东南边境与安南的关系事迹”,分临安府、广南府、开化府三篇;1978年,他又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外交部亚洲司写信,提出“广南府三蓬的边界问题”;1982年3月,他在给高德同志的信中,再次提出“云南部分唐代前期剑南道南部图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清代的云南图与越南的边界”等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支持,“不得要领”。

方国瑜先生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一开始是自告奋勇,主动承担西南部分的图幅;“文化大革命”中,又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地下工作”;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独树一帜,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从未将绘制图工作当作任务,当作所谓课题、项目,而是“凭着一个史学工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凭着一个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本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提醒人们“不要迷信伯希和这位法国汉学家,不要被‘同志加兄弟’的政治形势所左右”。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热爱乡土、忠诚国家的本色,表现出了浓烈的家国情怀。

 

五、边疆视角:“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提出

在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中,方国瑜先生注意到了中国史的研究范围问题。1963年3月,他在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之际发表了《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认为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发展是有其整体性的,“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治而言。……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在中国整体之内,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以族别之间为最显著”。“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

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来源于他长期研究祖国西南边疆及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边疆视角”。早年因自身经历的影响,他对传统史家“异内外”的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正确阐述云南等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严重边疆危机的刺激,他对外国学者有关中国边疆的研究予以了警惕与关注,不遗余力驳正其分割云南、分裂中国的谬论。1938年冬,方国瑜先生开始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写成《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等,修定《族姓考》,强调“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以示中华大一统之意云”。 1944年2月,发表《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一文,认为“今日之云南,为中国之一部分;自有历史以来之云南,即为中国之一部分;故云南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此为确然可信之事实。然有若干史家,不承认此说,甚至谓云南自元代始入中国版图,此不考究之过也。”“中国历史应该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1945年,写成《云南沿革》,认为“中原文化发展于云南,则自远古,一脉相承,日益增进。”“云南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文化之领域。云南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此确然可信之事实。”由于史家好为怪异,浅识者不察,“即至今日,犹有以荒远之语见诸呤咏者,谬妄已甚。然今人如此,则古人所以形容为鄙野者,又何足信矣。”

方国瑜先生反复强调:云南地方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彝族历史发展过程绝不是孤立而是全国整体的一部分”,了解彝族的来源,“要排除‘极端土著论’的说法”;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中国史就是汉族史、南诏和大理政权是中国之外的独立实体等观点是错误的,反动的。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表现为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整体。必须以整体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地。

林超民教授指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观点,一是王朝史与中国史应当有所区别,二是整体性与统一性有所不同,三是汉族在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中起着主干作用,四是中国整体之内存在不平衡情况,五是整体之中存在差别但歧视是错误的。该理论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

 

结语:学科差异与中国边疆研究的特殊性

综上讨论,方国瑜先生西南边疆研究中与人发生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学科间的差异造成的。方国瑜先生的研究,核心是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处在不同的语境,从而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产生了有时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

在中国边疆的研究历程中,似乎存在着中华思想体系上边界谈判中“舍实求名”文化与“边疆视角”两大系统的影响。众所周知,在典型的雍正安南勘界案中,雍正认为“宁与争尺寸之地?”“其地果有利耶,则天朝岂宜与小邦争利!如无利耶,则又何必与之争!”“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此后,直至民国时期,在有关中缅、中越、中蒙等边界谈判中,中国方面始终满足于所谓“宗主权”,常常是赢了空名,输了实利。应该说,参加谈判的官员大多是边疆研究的有名学者,或者说有不少著名学者参与其中,这种谈判文化无疑对中国的边疆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始终受到国际国内局势、外交关系、友好同盟、同志加兄弟、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制约而不自觉。另一方面,沿边各地的地方大员和少数民族上层,又大多能坚持原则,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这种捍卫疆土的思想,无疑又影响了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视角”。方国瑜先生的西南边疆研究及他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是这种研究视角的典型,这也是他与人发生争论的根源。

因此,中国的边疆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殊性,边疆研究必须有国界。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在西南民族分类中,存在“中国化的西南视野”与“帝国殖民化的东南亚视野”之间的抗争。另一方面,即使是中国的边疆研究,也存在着中华思想体系上边界谈判中“舍实求名”文化与“边疆视角”两大系统的影响。问题的关键点正如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先生所说:“学术虽无国界,但对这一项——边疆史地——却该有国界。如果以为人家干得好,我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那末矢野仁一的《满蒙非支那论》,我们作文章的时候岂不是可以照抄了?《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地理》,岂不是就可当作中华民国的中学或大学的课本了吗?”

方国瑜先生西南研究的“边疆视角”,主要又基于他浓烈的家国情怀,即他始终如一的对乡土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家国情怀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党派,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因此,方国瑜的西南边疆研究,“体现了一个学者真挚、赤诚、广阔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为政府解决祖国边疆民族问题孜孜不倦工作的精神。方国瑜勤于著作的动力,不仅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更主要的是出于‘救国救民’、‘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祖国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

理解了方国瑜先生西南边疆研究的家国情怀和“边疆视角”,我们就能更好地学习他的经典论著,体会他的观点、主张、情感和苦痛,与他和他的研究产生共鸣。据木芹先生回忆,晚年的方国瑜提及《中国历史地图集》云南部分时,谈到了当时的争论,说了“死不瞑目”的话。我们虽不能评论谁是谁非,但细心思量,这是何等的悲苦,何等的无奈,何等的孤独,又是何等的可敬。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真正的书生本色。因此,随意在方国瑜先生及他的研究上冠以“中国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中国的东方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等概念,泛起的仍是西方学者的陈词旧论,并不是特别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

 

      原文来源: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14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312—319页。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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