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的“武林秘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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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党史博览》2013年07期，作者郝在今，原标题为《毛泽东的秘密战法（上）》
“兵者，诡道也。”统兵打仗的人，无不擅长谋略。所谓谋略，其实并不神秘。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乃领军
29 44142 29 13045 0 0 6255 0 0:00:07 0:00:02 0:00:05 6253道；知彼，就是搞敌方的情报。一个合格的将帅，不能不重视情报保卫工作。
毛泽东爱好并擅长军事，可是，他却不是个爱好秘密活动的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红区轰轰烈烈打江山，白区地下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笔杆子用来造舆论！”毛泽东洋洋洒洒公开发表文章，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是周恩来。毛泽东一生，担任过宣传部长，担任过军委主席，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情报保卫方面的职务。所以，研究毛泽东的生涯，往往忽略了这条秘密战线。
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
这表明，毛泽东在情报保卫工作上，也必然会下大力气。
毛泽东其人，以创新为好，以自立规则为业。高度重视情报保卫工作的毛泽东，应该会有自己的一套“武林秘籍”。
中国与美国，第一次当面较量是在朝鲜战争中。朝鲜战争，美国军队第一次不胜而归。
人们不禁会问：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日本的超级大军，为何打不过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
朝鲜战争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把失利归因于情报，有些依据。
美军参战后，一直担心中国的动向，情报部门严密侦察，坚定判断中国不敢出兵。直到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领土上打赢第一次战役，直到彭德怀已经设下第二个陷阱，麦克阿瑟还在许诺让士兵胜利回家过圣诞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毛泽东下令中国战略预备队集结东北布防。就在朝鲜北方大举南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前判断美军将在朝军后方仁川登陆。中国大军待命出征之时，毛泽东已经得知美军将兵指中朝界河鸭绿江，甚至知道美国不会使用原子弹。
战争，总是一场豪赌。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出乎中美双方的预料。可是，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毛泽东，居然很快摸到对手的底牌；而驰骋世界的超级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中央情报局竟找不到一本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差异真大。
毛泽东有言：“玻璃杯里押宝。”
有这样一种赌博，把骰子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双方猜点决胜。如果有一方能够把对方手里的杯子变成玻璃杯，那么，这押宝就是一押一个准！
毛泽东就有这个本事。
抗日战争，把日本变成玻璃杯，坚持14年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把蒋介石变成玻璃杯，赢得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玻璃杯里押宝”，这是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形象比喻。
日中、国共，那是旧怨宿敌，毛泽东搞了多年的情报。美国，这是个新来的对手，毛泽东也能一下将其变成玻璃杯。
毛泽东关注美国，不自朝鲜战争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弱势的中国迫切期望有国际援手，这目标主要是苏联和美国。对于苏联，毛泽东十分熟悉，这不仅因为苏联支持中共创党，还因为中国的东北向来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战略要地，那两家有积怨可用！可美国就显得远些，即使在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时候，美国也只是主张门户开放，不要殖民地。无利不起早，美国宁愿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
中立的美国，尚未忘记观察亚洲。1937年七七事变刚刚爆发，一个海军上尉就匆匆来到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刚好赶上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这位卡尔逊上尉，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在战场上穿行考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海战事刚停，他就提出要去华北考察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
中共领导人知道，这个官阶不高的军官，曾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副指挥，这次来华，负有直接向罗斯福报告的秘密使命。卡尔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美国情报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热情款待。在共产党的地盘，卡尔逊可以去任何地方，看任何东西。
从山西到河北，从徐州到台儿庄，亲自观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战法之后，卡尔逊写道：“我已经看到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游击战的前线，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
这等于说，毛泽东的战法优于蒋介石。
情报，要求客观；情报官员，最重视亲眼观察。卡尔逊亲身到延安，接触毛泽东，随之向罗斯福报告：延安是中国自由之源泉。
情报官客观，运用情报的高官不客观。公开称赞共产党的卡尔逊，受到海军上级的斥责，不得不辞职。美国官方的援华对象，只是执政的国民党。
可是，中共并未因对方的态度而放弃接触。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被日军击落，跳伞的美军飞行员成为日军追捕的目标。中共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冒险救下美国人，并千里迢迢送到大后方重庆。投桃报李，美军为浙东游击队空投了一部电台。情报员秦基挎着这部砖块大的微型报话机，边行军边侦听，还破译了敌军的密码。陈毅看到后，硬是把这部电台上调使用，因为这部电台在全中国最先进，不但延安没有，重庆也没有。这部情报电台，也算是美中情报合作的见证吧。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始终主动协助美方作战。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在上海拿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绝密情报，立即通过军统方面转达美方。可惜，中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并未引起美方的足够重视。在珍珠港吃了大亏之后，美方开始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美军观察组先到重庆，又到延安。架设情报电台的天线，在重庆耗费七天，在延安当天完成。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经常到美军观察组串门聊天，亲如战友。待到抗战后期，他们还委托希契上尉给罗斯福带信。
这封密信提出，美国攻打日本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山东根据地将提供合作。
当时，美军尚未攻占太平洋岛屿，进攻日本本土的最近基地，只能是中国的山东。美军计划空降日本，正需要中共支持。
经过苦心经营，中共和美方的关系迅速好转。延安特调情报专家邹大鹏，到山东开辟胶东情报站，其工作方向，正是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北亚。
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一战壕的战友，毛泽东通过主动、诚恳的情报合作，埋下理解和友谊的种子。
对于中共同美方的关系，蒋介石十分警惕，甚至以摊牌的方式，挤走了企图军援八路军的史迪威上将。这桩公案，为蒋美关系留下阴影。
抗战胜利之后，美方仍以中立的身份调停国共冲突，但不久就开始拉偏架了。可是，有强大的美国做后盾，蒋介石还是败退台湾。
“谁使我们失去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坛大争论，结论是亲共分子出卖美国利益。于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等人遭受迫害。痛定不思痛，错了还要再错。情报大国断送自己的情报人才，这错误要到20年后由尼克松来纠正。
与此同时，中共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即进行战略调整，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完全学会和敌人作隐蔽斗争，特别是同国际特务作斗争。”这国际特务，当然不会没有美国的。情报系统提出：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国外。这国外，当然包括韩国、日本、美国。
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毛泽东能够及时拿到情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划定的三八线被突破，世界战略格局将可能发生改变。
预先没有得到情报的美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当晚就派了两个情报官去台湾。他大概是想起了珍珠港，中国人搞情报还是有一套的。
一度冷却的美蒋情报合作，迅速升温。
一个高级特务秦应麟顺利地从台湾潜入大陆，由于不携器材而不易暴露。到了北京，这个特务从一名高级人士家中起出高级情报电台，那是美国领事馆撤离时预留此地的。
万能情报员从北京发出密电，报告中国军队向北调动，可能入朝作战！
美国情报官从香港发出指令，多国间谍联手策划炮轰天安门，企图牵制中国援朝。
美国出设备、资金，台湾出人，国共情报战上升为国际情报战！
较量的结果是，美蒋特务在大陆纷纷落网，美军从中朝边境退回三八线。
匆忙上阵的美蒋情报合作，没能斗过深谋远虑的毛泽东。
朝鲜战争，兵戎相见，中美关系降到冰点。
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苏联的威胁，使中美双方都有了改善关系的需要。
可是，打破僵局谈何容易，双方的任何一点儿接触，都会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患病休养，不几天却突然出现在北京……这一牵涉国际政治格局重大改变的行动，居然瞒过了所有的情报监视。
美、苏、中，三国鼎立，中国最弱。可是，就连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惊叹毛泽东的秘密战法。
战争是世上最复杂的博弈，战法是人类最具想象力的设计。
经过千难万险的万里长征，红军终于抵达陕北。身体休息，脑子不能休息，毛泽东组建红军大学，抓紧总结十年来的作战经验。
面对能征善战的将领，毛泽东提醒：“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不久，毛泽东给情报机关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情报是第一战斗力。
军事家，应该也是密战大家。
毛泽东重视秘密战，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
毛泽东本来是个读书人，本来喜好写文章，本来热衷群众运动，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国民党打了一记闷棍。太天真就不能生存啊！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同期，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组建中央特科，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握刀把子。
枪杆子是军队，刀把子是情报保卫组织，一明一暗，都是强力组织。
枪杆子并不好抓，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很难掌控，师长脱队，团长哗变，士兵逃亡，那是经常的事情。建立保卫组织，正是巩固部队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一支弱势的新军，还必须避实击虚，如何探得敌军虚实，又要靠情报。所以，举起枪杆子的毛泽东，也得抓紧刀把子。
情报还是有的，周恩来已经部署情报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两个月前，钱壮飞就在南京侦获作战部署。可是，这情报从南京送到江西，却要经过漫长的路途，重重的关卡。
为了提高情报传送效率，必须使用无线电通信。可是，无线电台是国民党政府严格管控的物资，共产党买不到。
在上海，周恩来指示李强，四处购置配件，自己动手组装电台。中共的第一部现代化通信设备，就是这样“攒”出来的。
在江西，毛泽东指令全军：缴获敌军电台！龙冈大捷，俘虏敌军总指挥张辉瓒，缴获电台当然不在话下。可是，红军战士看到那个闪光鸣叫的家伙以为是个怪物，一枪托下去，这电台不能发报了。所幸还能收报，于是，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起家。
不要以为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个技术人员，毛泽东亲自接见：“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心情振奋，上机工作第三天就从敌军无线电信号中发现敌军部署。
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布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第一期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给学生上课：“无线电通信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敌人也有耳朵，不能让他顺风。毛泽东生怕红军也像敌台那样大意泄密，在作战中不准随意使用电台发报，不发报时就把发射管摘下来装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抓大放小，毛泽东把无线电技术侦察当作大事，抓得很细。
3月，中央特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携带密码到达江西。从此，江西苏区同上海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情报瞬间可达。
红军运用无线电侦察手段，收听公开电讯，编制参考消息；侦听敌军通信，获知战场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同以往的人力侦察不同，圈内称为技术侦察。1931年就开始运用技术侦察手段，中共的科技情报起步不算晚。
与此同时，蒋介石以为红军根本没有电台，指挥作战经常使用明语通话，导致大量泄密。而毛泽东正在进行情报手段的革命性飞跃。
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其实比蒋介石更重视高科技。
毛泽东不仅重视科技，还有措施。
1931年6月，毛泽东又下令专拨一部电台用于侦察，此台不再负责通信工作。专职侦察台效率奇高，抄收了大量敌军电报。可是，敌军此时已经发现红军有了电台，开始使用密码电报。抄到电报看不懂，情报还是不准确，红军总部的谍报科长曾希圣整日琢磨破译密码。
1932年10月，红军设立二局，专职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一局作战，二局情报，这地位够高的。11月16日，二局破译第一份密码电报。
从此，在红军面前，敌军不再有秘密。毛泽东夸赞：“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二局人员得意地说：“我们是搞‘宝杯’的！”
有了“宝杯”，红军作战更加主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朱德和周恩来按兵不动，等到二局侦获情报才突然出击，痛击敌军吴奇伟部。
失利引起警惕，蒋介石专门请外国专家编制密码“特别本”，可还是被红军破译了。1933年红军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绘制了一幅“百美图”，红军已经破译了100个敌军密码！1934年八一建军节颁发红星奖章，二局两人得奖，曾希圣二等，曹祥仁三等。红军优待技术人员，毛泽东每月津贴5块大洋，可技术干部王诤50块大洋！
与此同期，美国国务卿下令取消“黑屋”，从事密码破译的情报专家雅德礼下岗了。
搞情报也要重视科技人才。
科技不是万能的，情报也不是万能的，只有准确的军事情报，并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还需有运用情报的统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了，“左”倾领导撤掉毛泽东的指挥权，只凭主观意志指挥作战，不重视情报。
被迫长征的红军内外交困，所幸，还没有走投无路。虽然上海的人力情报中断，但红军还有无线电技术侦察手段。此刻，二局正处于巅峰状态，敌军电报发一个抄一个，敌军密码出一个破一个。
突出重围，二局发现敌军部署的漏洞，红军从缝隙中钻出。
通道转兵，最高领导层争执不下，毛泽东靠二局情报说服大家。
情报最客观，即使是“左”倾狂热的人物，也不得不服从客观现实。熟悉二局的毛泽东用情报说服大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直接指挥曾希圣侦察情报。
可是，毛泽东重新指挥的第一仗却没打好。土城战斗，进攻的红军被敌反攻，连总司令都提枪上阵了。幸亏二局在战场上侦获情报，敌军部署有变。毛泽东赶快下令撤出战斗，统帅意志也得服从情报。
毛泽东的权威再次受到挑战。打鼓新场之战，他主张不打，可其他人都主张打。孤立无援的毛泽东又靠情报说服了周恩来，说服了大家。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30公里小范围内红军进进出出，硬是把敌军调开，腾出一周时间巧渡金沙江。这其中也有运用情报的奥妙。三渡时刻，敌军已经合围，红军找不到突围空隙。曾希圣用红军电台给敌军发报，冒用蒋介石的密码指挥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让出通路。
万里长征，艰险无比，毛泽东指挥红军突出重围，从此确立统帅地位。
属下将领称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泽东笑道：“红军长征是打着灯笼走夜路。”
不说自己是灯塔，却说情报是灯笼，可见情报工作之重要。
不过，打这个灯笼，还须有得力之人。最高统帅，必须善于运用情报手段。
走夜路不能没有灯笼，毛泽东身边不能没有二局。
草地纷争，那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危局，谁都不知道张国焘会下什么狠手。毛泽东带领少数部队星夜北上，行前特意通知：“带上二局！”
叶剑英让曾希圣、曹祥仁、邹必兆三人先走，自己殿后。那三位，都是红军中破译的高手。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接见二局全体成员，对二局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红军缺粮，毛泽东亲笔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二局工作同志解决粮食。”鲁迅托人给毛泽东捎来腊肉，毛泽东把这高级食品转送二局。破译专家蔡威病故，军委颁布津贴规定，确保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红军电台里有人私自同国民党部队电台通话，此乃通敌杀头之罪，毛泽东却悄悄按下了。此人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技术人员，不懂红军纪律，可以谅解。这个开明的政策，使技术人员安心红军工作。技术人员安心，红军战士却不一定安心，有人要求离开二局上战场。毛泽东亲自找他们谈话：“你们是保证红军打胜仗的单位。”
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年战士，很难理解技术侦察的作用。毛泽东就讲了一个建筑大师鲁班的故事。一座大石桥即将落成，可桥拱中央还差一块石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这时鲁班来到，亲手打出一块石头，不大不小正合用！这块石头，就叫“鲁班石”。二局就是红军的鲁班石。
所有人都懂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军队战斗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情报部门的领导，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二局上下精神振奋，不断侦获重要情报。
1936年12月12日早晨8点，二局电台侦获西安事变的消息。
这个情报，预示中国政治格局的大转变。日本侵华，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敌人，出现合作的可能。
面对新的情况，情报保卫工作是应该增强还是应该削弱，大家意见不一。
张国焘提出，应该取消保卫机构。
国民党来人到边区，特别提出要考察二局。
看来，有人糊涂，有人清醒。
就在国共开始合作后的1938年，蒋介石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升格，从“处”升“局”，中统局和军统局大力扩编。戴笠在内部传达蒋介石训令：“日本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
此刻，中共中央的相关部门却相当精简，中央保卫部部长杜理卿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专题报告。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统管党政军情报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系统实行全覆盖，兼有以往中央特科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限。
新的斗争形势，赋予情报保卫系统更加重要的使命。
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社会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
毛泽东多年领军打仗，却从不佩枪。他十分重视情报保卫工作，却很少操作技术性工作。曾希圣和曹祥仁破译密码时，周恩来和朱德经常参与，周恩来提着马灯，就密码编制提供专业意见，朱德熟悉军事术语，还不忘布置夜餐。可毛泽东呢？遍数他一生的职务，秘书、部长、委员、书记、师长、政委、主席……鲜有与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
那么，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是否只领导不动手呢？
其实，毛泽东也是个情报内行，专业——情报分析。
毛泽东最著名的情报分析案例，就是凭借一张报纸，找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爱看报是毛泽东的习惯。在江西苏区，指派部队攻打城镇，任务不是抢钱而是抢报纸。长征刚刚落脚，毛泽东就亲拟条例，组建流动图书馆，安排中央领导轮流阅读，图书管理员是情报干俊李克农。秘密党员刘鼎在张学良身边负责联络，毛泽东向这位住在大城市的同志索要物品，要的不是食品药品而是书，还特别提醒不要战术学书籍而是要战略学书籍。
如此酷爱读书看报，并非书呆书痴，毛泽东这也是在搞情报。
报纸报道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剿匪”大胜，毛泽东从中发现，陕北还有一块苏区，牵制敌军兵力很多。这说明陕北根据地实力不弱，可以作为长征的落脚地，于是决定红军北上。
毛泽东索要战略学书籍，那是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做准备，要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
情报，不止存在于秘密文件中，报纸、刊物、书籍中也蕴藏着大量信息。情报界公认，80%以上的情报，来自公开信息。毛泽东读书看报，就是在分析整理公开信息，那正是标准的情报工作。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由地下走上地面，由非法变成合法，在大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活动。毛泽东再要看报，就不用派兵去抢了。可是，国民党特务却不愿见到这种状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被暗杀了！
怎么办？最直接的手法是报复。共产党是做地下活动的行家，早已在国民党高官身边潜伏高手，你杀我的宣侠父，我也可以杀你的胡宗南！
出乎意料，共产党只是提出抗议，并未出手刺杀。难道西安这个八路军办事处是吃素的？
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活动，分为三线部署：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的陕西省委，绝密的西安情报站。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早已潜入西安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只是，没有搞刺杀爆炸，却在搞调查研究。
西安情报站就陕西地方党政军机构的状况，提出一份有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根据有关情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的决定》，全面分析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甚至指明国民党内部政学系亲日而黄埔系抗日坚决。据此分析，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根据地的政权组成实行“三三制”，吸收坚决抗日的国民党员参加。
毛泽东的政策选择，不是靠拍脑袋，而是基于调查研究。可是，这调查研究是公开进行的活计，又与密战何干？
在密战圈内，有两种“活儿”之称。“脏活儿”，指暗杀、下毒、爆破等非法行动；“干净活儿”，指交友、报刊分析等合法方式。调查研究，就是一种“干净活儿”。
蒋介石做“脏活儿”起家，年轻时亲手暗杀陶成章，1934年还暗杀抗日名将吉鸿昌。这次西安暗杀，内里是怕宣侠父策反他的心腹大将胡宗南。
“脏活儿”不得人心。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社会名人，公开抗议蒋介石大搞特务活动。特务立即报复，暗杀了杨杏佛。这又激起更大的反弹，社会舆论纷纷谴责蒋介石搞特务统治，到了举国抗日时期，对这种肮脏行径更是举国共愤。
与此同时，本是靠地下活动起家的共产党，却有着民主、廉洁的好名声。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做“干净活儿”。
“干净活儿”？
文质彬彬的调查研究，有暗杀爆炸那么有效吗？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
擅长写调查报告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把调查研究提到理论的高度。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再次遭遇蒋介石的突然袭击。显然，情报工作没能到位。
吸取教训，中共中央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外还有组织措施，组建中央调查研究局，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局长由毛泽东兼任。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职务中，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因为，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的下属单位有中央社会部、军委二局、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包括所有中央级别的情报保卫部门，却又不限于情报保卫部门。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从个体行为上升为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被列入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必读》手册。中央社会部设有书报股，出版专门刊物《书报简讯》。延安每月拨出300块银洋，到敌占区购买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人背马驮运到山西。晋绥社会部设有运输队，将报刊转送延安。
书报之中有情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载：“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延安《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有力地驳斥蒋介石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
毛泽东亲力倡导，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风气。延安市公安局详细调查延安的城乡接合部，写出《延安新市乡调查》，为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础前提，已经提高到哲学理论的层次。
情报分析，有应对个别事件作出的具体判断，也有把握战略趋势作出的基础研究，就像自然科学研究分为应用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研究一样。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报分析整理工作。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1940年，毛泽东从延安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搞上层调查，调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级将领，每省数十人至数百人。
解放军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穿行于30万敌军之间，身边只有几百名警卫。可就在这么小的编制内，还增设了一个调查科。部队行军频繁，今晚住这个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个村庄。可每到一村，不管时间多紧，科长慕丰韵都要亲自作调查，弄清这个村庄的社会情况。
每临战略转变，先行调查研究。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要求各战略区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报告。打仗那么紧张，谁还有空写文章？林彪拖延不报，毛泽东连电催促，还表扬及时报告的邓小平。毛泽东就此提醒全党的高级干部：“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儿，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坚持立下规矩，把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干部的一项基本功。
解放战争胜利，准备接管城市，各地都轮训干部，学习资料就是调研报告。华东局准备的上海社情资料，竟然有数千万字之多。由于有了这么周到的情报准备，土包子干部进城，眼不花，头不晕。
情报工作也是科学，毛泽东致力于情报工作的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中央的情报机构命名为“调查部”。须注意，这名称同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情报局都不同，这体现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当年延安的小小书报股，发展成为庞大的科研院所。作为浪漫的诗人，毛泽东有言：“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做。”浪漫的想象同科学的调研，两种思维方式可以融于一体。
多年养成习惯，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生活方式。病情严重得说不出话，毛泽东还用手势示意：要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