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鹤鹏：转基因争端缘何在中国愈演愈烈？| 科学人
诺奖获奖者的联名信，在美国媒体中并没有形成报道热点——虽然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报道，但很多中小媒体普遍采用美联社、法新社或路透社的报道，形成新闻热点的其他要素（如深度解读、反复报道等）并不突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封联名信迅速成为中国的舆论热点，不但各大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且纷纷通过采访增加报道的分量，而且在各种朋友圈中，自媒体对此的报道和社会各界对此的争议层出不穷。可以说，转基因已经成为中国最为热点的话题之一，其影响远远超出科技议题本身。
转基因为何成为中国社会最显性的争议呢？该议题在中国与在美国的边缘化和欧洲社会的反转运动有何不同呢？这与社会性因素和公众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开。与转基因成为热点话题的普世因素相比，中国社会和中国公众（准确地讲是中国各种精英阶层）态度中，又多了几份新的因素。
首先，从社会性因素上讲，国际的转基因争端为中国的转基因争议提供了机遇。但这种机遇并不会自动转变成中国的热点议题。分析中国转基因争议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一些国际背景的环保机构是最先将此议题引入中国的，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绿色和平等机构在中国最早的反转基因工作中，也曾着力于抨击转基因农业的失败、转基因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和跨国公司的经济侵略等这些在西方以及拉美国家常见的话语框架（frame），但效果并不明显。早期转基因农业在中国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帮助农民们克服了几乎无法对付的棉铃虫灾害。1997年，中国批准转基因抗虫棉商业种植，而这也正是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被迅速推广、受到广大农民强烈欢迎的时候，转基因农业失败这样的话题无疑没有说服力。转基因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虽然能获得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的反响，但毕竟与普通公众距离遥远。跨国公司的经济侵略虽然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公众所担心，但在世纪之交，中国为了加入WTO这一世界经济体系而奋力拼搏之际，经济侵略颇有纸上谈兵的意味。
我国现有的转基因抗虫棉对棉铃虫、、卷叶虫等鳞翅目的害虫具有非常显著的抗性。图片来源：www.jinnong.cc
2002-2003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等人利用国家统计局样本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高度支持转基因技术。然而，黄季焜等的研究也表明，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公众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比例，从13%-16%上升到45%,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比例，则从2002年的超过35%下降到13%。
就在学者进行研究的同时，在2002年与2003年之交，一场名为SARS的公共卫生灾难改变了“反转”的斗争策略，也改变了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的命运。非典危机中有关部门对疫情的隐瞒让公众对政府的透明度以及公信力产生了强烈质疑。反对转基因也恰在此时被“不知不觉地”转变为消费者要求知情权。一起上海消费者要求跨国公司雀巢标识其产品中具有转基因成分的官司成为了新闻热点。反转的话题被迅速切换成了跨国公司的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中国监管部门不作为。
2004年的反转“斗争”站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年也是中国科学家积极推动转基因抗虫水稻产业化的时候）。这一年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在全国引发广泛反响的《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一文，指责科学家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是因为个人商业利益，同时文章也指出可能存在具有利益勾连的科学家主导了转基因安全评估的现象。这篇文章成功地引导了公众在价值立场上对相关科学家进行质疑。其后中国的一系列“反转”事件，包括揭露转基因稻米非法外泄、转基因安全证书审批不透明、中美科学家违规进行黄金大米营养转化实验等，无一不通过质疑科学家和政府部门而动摇了公众的体制性信任。转基因话题在中国被勾勒成政府信任、政府可信度这样的议题，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
2014年底，我国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获续签，图片来源：www.baipin.org
其次，主导转基因的农业部作为弱势部委无法主导舆论。该部某现任副部长居然被媒体公开质疑为跨国公司服务，而这在中国的新闻体制下，在其他领域是难以想象的。而从心理因素上讲，决定公众科技态度的最核心几个因素（变量）如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都在成为积极影响公众态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筛选判断信息的框架，都在影响着公众对已经成为热点争议的转基因议题的接纳或拒斥。而且，转基因争端越是发展，越是和其他的社会议题纠缠到一起。比如我最近看到一位左派人士指出，左派阵营纷繁复杂，怎么判断一个人是真左派还是假左派？第一是是否拥护毛主席，第二是是否反对转基因。左派的观点如何，不是本文探讨的领域，但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一表述表明转基因之争已经被高度政治化。
像欧洲一样，转基因之争也与保护国内农业有所关联。但其起到的农业保护的作用要远远低于以农业为诉求、结合民族主义和左倾思潮起到的对普通民众质疑转基因的推动作用。2001年，在中国加入WTO在即，为了阻挡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有关部门发布了转基因安全管理和标识的规章。这些本来属于正常农业管理范围，但其中要求的标识迅速被理解为转基因具有潜在威胁，而其中要求的严格进口管理，则在国内庞大（很显然被决策部门低估）的榨油业、饲料业的进口需求与国际贸易的压力下难以坚持。其结果，是转基因进口管理丝毫无助于保护综合成本高得多的东北大豆，但却有助于其被用于质疑这种技术、并让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治敏感词（支持转基因的政府官员会被描述为不保护中国农民利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经济层面的议题虽然没有成为其争论的核心焦点，但它与有关转基因的消费者保护、政府公信力与民族主义诉求结合起来，为后者提供了弹药。一位著名反转人士的一本代表作就题名为《转基因战争：21世纪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
中国科学家疏于及时的公众传播，也是造成转基因争端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说在争端初起时，更多科学传播工作有可能扭转局面的话，在如今转基因已经成为持续焦点、在转基因之争已经混杂了政治、消费者保护、经济和民族主义诉求等多种因素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科学传播已经很难消除相关的争端了。造成这种持续性的一大原因是这些因素通过传播学机制持续发生作用。
一百多位诺奖获得者高调谴责反对转基因的绿和组织，这一事件无疑具有了传播学要素中的权威性和戏剧性。那么，这种科学传播的话语方式是否能影响到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呢？在中国科学传播与实际沟通的效果之间还会有哪些特定的关系？
多年以来，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就是探究传播效果。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沟通效果取决于几大方面的因素，分别是信息内容、信息给定和表达方式、互相竞争的信息的相对强度、受众的注意力、社会心理影响因素，如是否信任科学家，情感，价值观等以及受众个体性特点，如知识程度、性别等。
这样看起来，科学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实际沟通的效果之间是有关系的，但不是唯一的线性关系。因此通过加强知识普及的转基因科普难以成为单一奏效的因素。除了知识以外，科学传播的效果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最有效果的科学传播方式应该就是这种话语方式能调动起更多的影响因素，比如既能够增进知识、又言简意赅、且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同时发言者又像是诺奖获得者这样得到受众信任的等等。但即便如此，科学传播的话语方式的效果仍然受到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比如受众与科学传播话题的利益相关性越弱，对此越难以提起兴趣。
为什么普通公众倾向于相信危言耸听的谣言而非科学严谨的专业表述？
首先，公众没有义务去听取严谨的科学表述，即便是100%正确的内容，公众都可以选择不听。如上所述，影响受众接受信息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会对其给予注意力资源。我们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发展出健忘的“好习惯”，就是对那些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对自己没有直接威胁的信息迅速忘却或不去关注。这是人类为了合理利用注意力资源求得生存的天性。
第二个基本心理原理是负面倾向性。即人们更容易关注负面的消息。因为这样才能让人们尽可能地避免危险。很多研究表明，同样的内容，如果用负面语法结构表述，其得到的注意力就更多，但得到的认可或支持就越少。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更倾向于关注负面的消息。图片来源：123rf.com
因为听到“危言”，人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就会主动分配注意力，愿意投入认知资源。当然，这也与是否具有长期培养形成的理性思维有关系。一个高度理性的人看一眼“危言耸听的谣言”的标题就知道是假的，所以就不会去关注。但大多数普通人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
同时，动辄站队也受到另一心理学理论——动机性推理(motivatedreasoning)的影响。就是人们只有被激发起来，才会对特定的事务分配注意力。大量的研究表明，相比于知识，情感、价值等因素更能起到这种激发（motivation）作用。越是敏感性的话题，在现实中就更容易激发人们走向极端化。在诺奖获得者公开信发表后，舆论界已经对此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就是因为转基因在中国实在是一个太敏感、太标志性的词汇，让人(准确地讲，仍然是精英)迅速调动起注意力资源。
如果将调动注意力与动机性推理两者相结合，我们就会发现，对于陌生的领域，人们往往会因为偶然的机遇给予注意力，但通过这种注意力获取的知识，可能就会形成他们的认知框架，让他们来进一步接受和理解新的知识。
如果用上述的传播学理论来理解转基因争端，我们可以推测，最初人们对转基因并不了解，也没有给予注意力。但由于“反转”运动的持续努力，人们往往是因为负面语境接触到转基因技术，从而形成了负面的最初印象。此后，人们或者不再关注这一议题，或者会调动负面的认知框架来解读新的有关转基因的信息。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这些心理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相结合，就会发现它们对社会裂痕起到了扩大器的作用。本来大多数人对科技议题并不感兴趣，也不关注转基因争议的是是非非。但因为转基因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上人们关注负面信息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使得在公共语境中，人们容易关注转基因并发表意见。而动机性推理的心理趋势，则容易让人们坚持自己先入为主认定的思路。所以重建对话与沟通的社会信任并不容易。
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并不像一些科学家所指责的，媒体主要在“妖魔化”转基因。媒体在科学争议中的作用非常多元和复杂，而并非是简单的正面或负面。
首先，媒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它使转基因议题具有了完全的公共性。不论媒体形态如何变，无论是纸媒、网络、电视还是社交媒体，媒体作为公共性传播平台这一基本属性不会变。
在承认此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很难说媒体作为公器其是否一定能达到促进科学界与公众沟通的初始愿景。很多科学传播研究表明，争议的科学事件往往伴随着媒体报道的大量增加，但媒体报道往往让争议更加激烈。但是，在美国各州开始广泛地进行转基因标识公投前，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较高支持率实际与媒体对争议问题的淡化和专业化处理有关，即由科学记者而不是由时政记者来报道转基因争议。即便转基因标识的公投非常热闹，但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报道一直不多。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基本上没有赞成标识转基因一方与反对标识一方就此问题开展对话。
同时，研究也表明，在转基因争议中，科学家一方和反转一方在发布媒体信息是存在时间差。各种转基因“安全事件”刚刚爆发时，媒体上充斥了反转一方的声音，等到科学家一方找到恰当的证据可以发言了，媒体已经丧失了报道的兴趣。
因此，很难单纯地希望媒体能增进科学界与公众在转基因议题上的沟通效果。
上面的分析表明，由于转基因这一议题的独特性，以及其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交融，它已经成为一个撕裂中国社会、至少是精英阶层的持久性争议。而着眼于普通人接受和处理信息规律的传播学研究告诉我们，普通公众有更大的可能性接受有关转基因的负面信息，这个议题在公众认知中的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科学传播还能说服公众接受转基因么？毫无疑问，短期内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一方面，科学传播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转基因这个话题太容易起到激发作用，已经难以让人坐下来理性讨论。当然，人们不接受转基因，并不表明就拒绝科学。另外，生物技术的发展在转基因上遭遇了挫折并不意味着这一技术就绕不过这个坎了。技术是进步的，但技术也要适应社会土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对话与沟通的社会信任是否还有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转基因议题上重建社会信任确实很难，但并非绝无可能。
转基因对中国社会的撕裂，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矛盾密不可分。在这些矛盾难以显著消解前，不得不承认，很难改变转基因所面临的公众舆论压力。但我们也要看到，基于上面分析的一系列传播规律，科学传播工作仍有很多值得努力的空间。
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现行的大多数转基因科普活动。把重点从“教育”公众的模式转向融合价值、信任与知识的系统性科学传播。
第二，研究表明，对相关科研和政府机构的体制性信任对于人们接受新兴科技至关重要，而体制性信任又与人们对科学家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价值认同密切相关。长期以来，诸如转基因稻种外流、科学家违规进行实验的消息时有发生，这类行为无疑沉重打击了公众的价值认同和体制性信任。一种新兴技术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必须坚决杜绝这种行为。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在转基因等争议问题上通过透明决策来增加人们的体制性信任也非常重要。
第三，研究表明，人们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以及在总体上对待科学的态度比人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另一方面，科学界对转基因争议事件的滞后应对导致了主流科学结论难以通过媒体传递给公众。这说明，科学家要积极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科普工作也要努力促进人们对科学权威的尊重，而科技政策也要充分鼓励科学家和科研机构进行积极的传播工作。通过调动公众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和认可，可以促进他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以及寻求知识和权衡利弊的方式来对包括转基因在内的科技争议问题做出合理评估。
但与此同时，转基因议题极端敏感化后容易导致极端化的态度，也让我们反思，是否只能通过辩论才能达成社会共识？答案是否定的，但不进行对抗性的辩论，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社会对话。
首先，转基因议题的争论各方需要坐下来，思考对方或他人意见中值得采纳之处。同时也要探究，如何在不放弃有关转基因的基本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对反转观点进行合理商榷和批驳。
其次，我们尊重公众质疑转基因的权利，但依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可能并非经过审慎的思考。人们随口对转基因表示拒绝的态度，并不比人们的实际消费情况更加理性。而不管有多少人觉得转基因不安全，中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量基本上从来没有下降。这实际上说明，人们的行为并不一定由显性的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支配。转基因大豆油的竞争优势仍然是决定人们行为的首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不认为，转基因议题所涉及的科学结论，尤其是其安全性问题，可以通过公众投票决定，而是应该充分考量公众的实际需求。
第三，科学传播工作者要积极利用传播学规律。在转基因议题出现积极的激发因素时——例如此次的诺奖获奖者的集体背书——科学传播者需要有效和充分地利用这些激发因素。在转基因议题出现负面的事件时，对于支持转基因一方的科学界而言，及时必要提供相关信息（尽量均衡媒体报道）和低调处理相关事件（减少激发公众注意力）同样重要。传播学规律不能让我们完全克服由社会张力造成的结构性挑战，但可以让我们将其挑战造成的影响尽可能降低。
第四，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国政府真的采取强力措施推动转基因，这未尝不是消除社会纷争的手段。最终，转基因是否产业化，是一个政治决定。但一旦形成了中央的政治决定，这样的决定就可能显著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这不是因为言论的压制，而是因为中央的决策方向可能会显著影响人们在哪些议题上投入自己宝贵的注意力资源。
（ 编辑、排版：甘蔗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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