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重要，还是牛马重要？王朗自然保护区的新命题

采访：水白羊

编辑：吴欧

牛马占领熊猫栖息地，成为野生大熊猫新的威胁。这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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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于1965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四个以保护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从1998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政策，减少大熊猫栖息地中森林的消失，更好的保护濒危的野生大熊猫。然而，行之有效、可持续的保护政策与措施的缺失，让保护区周边居民的生计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成为野生大熊猫面临的新威胁。这其中，在保护区内放牧，就是一个普遍存在，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关注问题。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为过度放牧引起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制图：李彬彬

来自昆山杜克大学的李彬彬团队耗时3年，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实验，为家畜佩戴GPS卫星定位项圈，利用保护区长期监测数据，模型分析等手段，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内家畜分布，以及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并将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上。科学人专访了论文的第一作者，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博士。

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迪斯尼纪录片《诞生在中国》科学顾问，西南山地签约摄影师。

“环境在变，社会在变，威胁在变，我们需要迅速但是准确的评估这些新的威胁。目的是为了解决。”李彬彬说。

牛马占领了野生大熊猫的

保护区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前，王朗地区是当地牧场的一部分，那时就有小规模的放牧活动。在保护区建立之后，有少量牧民回去，继续之前的放牧活动。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缺失，导致放牧活动持续增加，仅在过去15年里，在保护区内放牧的家畜数量就从不到200头，激增至1000多头。 这还只是牧民们自己上报的统计数据。王朗地区的原住民是白马藏族，属于藏族的一支。白马牧民的放牧习惯粗放随性，保护区里到底有多少自家的牲畜，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当地百姓把家畜散养在森林里，一个月给它们喂一两次盐，剩下的就靠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林下的箭竹成为这些家畜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春、冬季尤为明显。林子里的家畜数量迅速增长，对竹子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过度放牧严重威胁到了竹子的更新。这对于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食的熊猫来说，是直接的冲击。”李彬彬介绍。

熊猫栖息地里被牛马啃食后枯死的竹子。摄影：李彬彬

牛马破坏的不只是竹林里熊猫的口粮，还“踏碎”了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不断增加的牲畜数量和活动范围，加剧了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退化和碎片化，也阻碍了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

熊猫喜欢爬树、抱树，在树上休息。熊猫幼崽倾向于长时间待在树上，躲避天敌。摄影：李彬彬

“通过研究长期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在家畜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低谷区域，野生大熊猫的痕迹数量明显减少；它们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地方。” Stuart Pimm教授说。他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杜克大学Doris Duke保护生物学教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难在这些地方看到熊猫了。”

因为放牧，王朗保护区里至少有1/3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出现退化，甚至消失。 

王朗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增加前后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红色区域是因为大量放牧活动受到影响的栖息地；蓝色区域是新增的栖息地；黄色区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栖息地。图中的小绿点是牛（左图）和马（右图）的GPS活动记录。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熊猫分布的上限是有限制的，比如说现在王朗是3200米左右，这是当地箭竹分布的最高海拔。所以，如果高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并没有熊猫可以依赖的栖息地。那当熊猫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区域，首先就导致它可利用的栖息地面积减少。另外，低谷地区被占了之后，相当于进一步隔离了保护区里熊猫的栖息地。比如这边山的熊猫想到另外一面山，要跨越低谷地区的时候就会有障碍。”李彬彬说，“如果再不去关注和管理放牧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失去大量适宜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加剧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现状。我们过去几十年里为保护野生大熊猫付出的心血也会付之东流。”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适宜熊猫的栖息地，云杉冷杉下健康的竹林。摄影：李彬彬

有责无权的保护区

“其实之前也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保护区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政府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包括政策上支持、执法上的支持，还有社区替代生计的支持。只靠保护区一个个体是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李彬彬说。

除了量化放牧对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研究者还入户访谈，调查了周边社区的205户居民，了解放牧增加的原因和潜在解决措施。

结果显示，导致家畜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一是天然林禁伐以及退耕还林等政策导致的居民收入减少；二是当地政府的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来补贴生计；三是2008年地震之后当地旅游业的衰落；四是对放牧不明确的管理信号。同时，发展水电建坝导致的移民，乃至远方市场增长的肉类需求也都加剧了这个问题。

十年间，王朗自然保护区林地里箭竹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因为放牧，留给熊猫的箭竹已经很少了。摄影：李彬彬

说到底，还是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熊猫需要的，是尽可能没有人类干扰的保护区。虽然在保护区建立之前，人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但是，在人类干扰增加前，这里的熊猫栖息地和种群状况都比较理想。问题就出在了“过度”这两个字上。

当地政府与保护区似乎也都努力过。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两个政策就有一部分的补助。对于退耕还林的居民来说，这个补助至少在当时是比自己种田要实惠的收入——白马地区的海拔很高，种植的产量并不乐观。然而对于从事采伐行业的人来说，即便在当时，也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补偿。

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之后一年，当地政府、保护区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起做过一个“社区发展”项目（ICDP），帮助当地居民发展替代生计。据说这个项目很好地帮助当地社区缓解了推行新政策带来的生计问题，包括发展了中国第一例生态旅游。然而，只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基建、地震、水库建设，影响了道路交通和整体环境，旅游业遭受打击，居民的“旅游收入”开始减少。游客可以去别的景区，当地的居民只能寻找其他的生计。

在王朗保护区放牧的牧民。他们每个月来喂一两次盐，剩下的时间，牲畜在保护区里与野生动物争食。摄影：李彬彬

“所以当时很多地方鼓励畜牧业，是希望在天然林禁伐和退耕还林之后，当地居民可以找到替代生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对森林和栖息地的影响。在林下进行放牧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区域，在保护区里会有比较清楚的界定，不允许放牧。但是在其他一些国有林和集体林里，如果不涉及危害幼苗更新，就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和管理。”李彬彬说。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员李晟指出：“王朗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在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涉及到保护区、社区、当地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保护区并没有执法的权力去赶走牛马；当地畜牧部门想通过发展畜牧业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说是职责所在。对和熊猫“生活在同一片林子”里的人类来说，熊猫或许并不比他们的牛马更加重要。

秦岭里吃竹子的熊猫。摄影：李彬彬

“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一道禁牧令，这只会再次将利用自然资源的矛盾转到其他方向。我们应该做的是为当地社区找到可持续的替代生计。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了解到， 当地农民更愿意愿在旅游业和森林管护方面获得稳定的工作。减少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中的家畜数量，找到对环境影响更小的饲养家畜的方式，并且力求达到大熊猫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平衡才是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科学家可以量化放牧对王朗地区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为政策决定提供支持；保护区可以联合执法部门、当地政府和社会企业解决栖息地里的牛马，还熊猫一片“清静”的家园。然而，王朗只是67个熊猫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熊猫也只是保护区众多野生动物中的一员。那里还栖息着金丝猴、扭角羚、冷杉、云杉、红杉……放牧对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是否面临和熊猫相同的困境？这些都是我们该关注的问题。

作者名片

排版：小米

题图来源：李彬彬

参考文献：

Li B V, Pimm SL, Li S, Zhao L, Luo C. Free-ranging livestock threat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giant pandas. Biol Conserv. 2017;216(Supplement C):18-25. doi: 10.1016/j.biocon.2017.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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