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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莞尔

2016-09-18 有思想的年轻人

“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是日本帝国军事思想家,《最终战争论》的作者。在任关东军作战参谋时,与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与东条英机的对立后被编入预备役,在战后因为严重的病状等原因被免除了战犯起诉。最终军衔为日本陆军中将。

  石原莞尔在中国出名,不是因为他是关东军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在今天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石原莞尔仍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战略家。但殊不知正是他-石原莞尔,打着国家的名义、亚洲的名义、黄种人的名义,把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深渊。他用美丽的语言,让无数普通的日本人葬身于中国战场、太平洋岛屿及亚洲其它地区。那场战争,开始于1931年9月18号。

  一、从小就是异类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的庄内藩,是当地饭能警察署署长石原启介的六男四女家的老三。1905年,石原被送进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07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步兵科),对军事学、战争史、哲学和社会学等书尤感兴趣。毕业后作为陆军的见习士官,受到了陆军大将南次郎的泛亚洲主义薰陶。1915年考入当时被称为精英摇篮的陆军大学(第30期,共60名毕业生),开始接受了战术学、战略和军事史等教育。1918年以次席的位置从陆军大学毕业(首席是后来的陆军中将铃木率道)。

  在学校期间,他被老师和同学视为另类,获“7(疯子)”绰号。常年不洗澡,把身上的虱子放在铅笔盒中养起来观赏。把临摹自己生殖器作为写生课作业交给老师,并标注“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一月一日”,惊得老师目瞪口呆。当日本亲王检阅陆大师生时,为了给学校抹黑,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石原学习不甚刻苦,却成绩出众。毕业成绩本来是第一名,但因第1名要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演讲,学校怕他有出格举动,把他降到了次席。但师生都一致承认,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日本陆大最杰出的“大脑”。

  他的另类还表现在与直接上司的对立上。除板垣外,他几乎同所有的上司合不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时常反抗甚至侮辱区队长。在关东军服役期间,看不起东条英机,甚至当众称东条为“上等兵”、“白痴”,认为东条一伙上台就等于把日本送上了不归路。

  在战后审判时,因严重疾病和反对东条英机等原因未被列为战犯起诉,他作为证人甚至当庭质问检查官: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是我石原莞尔,但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跟东条英机意见对立,他回答,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等。

  二、曾“同情”中国革命

 

  1911年在朝鲜春川驻扎时,当听到武昌起义成功、喊出“中华民国”称号的时候,他带上自己的部下到山上鸣枪庆贺,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因为他觉得,有色人种如果只有一个日本的话,肯定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掉,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一个依靠。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却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

  从陆大毕业后不久,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到中国武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石原莞尔在武汉的顶头上司是板垣征四郎。板垣当日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参谋们,对中国有一种奇怪的感情。石原莞尔在武汉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解中国国情,跑遍了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苦功一起劳作,他目睹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本人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

  这些经历,使他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应对军阀最好的办法,“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和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如果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不会支持政府”。中国的爱国学生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正是石原等少壮派对中国的这种认知和看法,成为后来其大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冠面堂皇”的借口和重要依据。

  三、《最终战争论》作者与“九一八事变”主谋

  1928年10月,石原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的头衔是日本关东军中佐参谋,已经出版了一本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著作《最终战争论》。那么《最终战争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

 

  《最终战争论》写到,“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发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必将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将走向统一,最终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的“黄金时代”,人类最后的大战争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

  石原在《最终战争论》中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日本应该先将中国东北拿到手,以此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中国,最终代表黄种人与以美国为首的白种人进行一场东西文明的对决。

  在1929年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参谋会议上,石原莞尔进一步强调“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主张:1、为解除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需要对外战争。2、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3、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为保住这块土地付出了近9万官兵生命的代价。

  为了解决这个生命线,“九一八事变”以前关东军参谋部到东北特别北满地区进行了4次调研,为制定作战计划做准备。对此,日本关东军高层,甚至日本大本营都有耳闻,但所有人都在装聋作哑。虽然日本的文官一直持谨慎态度,但石原莞尔判断,一旦冒险成功,日本是不会拒绝天上掉下来的这个馅饼。1931年9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正规军只有1.6人左右,而张学良仅关内的东北军即达23万人。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关东军的军刀只是竹刀,张学良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

  1931年9月18日夜十点多,在石原、板垣的精心策划下,事先安装在奉天郊区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边的炸弹爆炸。奉天关东军情报机关立即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急电,奉天北大营西侧,暴戾的中国兵破坏满铁线路,与我守备队发生冲突,独立守备第2大队已向现场出动。石原建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对付中国军队之不法行为,应先发制人,立即命各部队出动,制敌中枢于死命。“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不抵抗训令下,溃逃锦州,日本军队当天即占领了奉天,并很快占领了东北3省。

  “九一八事变”后第4天,石原莞尔联合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递交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让石原意外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军衔反而升为大佐,成了日本军界的英雄。

  四、不主张扩大对华战争

  在建立了满洲国之后,石原从原来的“满蒙占有论”转向了“满蒙独立论”,并倡导部分日本人放弃自己的国籍也成为满洲人。在石原莞尔的表述中,未来的“满洲国”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乌托邦式的独立国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与汉民族公平竞争,一个由日本、朝鲜、汉、满、蒙古5个民族,实现“五族和谐”,“王道乐土”的国家。因此,他主张不再扩大对华战争,而是与中国修复关系,养精蓄锐,日后对付苏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围绕着是否对华全面开战,石原与东条英机爆发了冲突。时任关东军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主张为对苏联战争作准备,反对把对华战线再扩大,不支持在中国战线上投入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力。而同时期的武藤章参谋一度嘲讽了石原的政策,说到“我只不过是模仿石原阁下当时在满洲事变中的作法而已”。

  石原随后不断强调自己的“不扩大方针”,并积极参与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主持的中日停战调解等工作,和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规划形成了强烈的对立。在同年9月参谋本部的机构改革中,石原从参谋部部长被降职为关东军的参谋副长。1938年,与东条英机的对立进一步加深,石原常常直呼东条为“东条上等兵”和“白痴”,被罢免了参谋副长的职位,12月5日被任命为京都府舞鹤市舞鹤要塞的司令官。1939年,任留守的陆军第16师团师团长。1941年3月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此后则主要活跃于教育评论,写作和演讲等活动。

  石原因与东条英机的对立,日益被边缘化,被迫回日本国内任教,失去了对建立“满州国”的话语权。在以后的发展中,“满州国”日益成为日本权贵攫取满洲财富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个罪恶的场所。

  石原自作聪明的一切预言,却在他的眼前一幕一幕地变成了现实:扩大对华战争,使日本陷入中国战争泥坛不能自拔;过早与美决战,加速了日本走向灭亡的征程。这一切,使日本60年奋斗所得丢得干干净净。

  但不论他是否反对东条英机、反对扩大对华战争,或者早早离开军队,15年侵华战争,正是从他谋划的“九一八事变”而开始的,他是侵华战争的始作蛹者!

  五、东京大审判的证人

  战后,因与东条对立被免于战犯起诉的石原,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要证人。检察官曾到石原养病的医院听取了证词,但石原只是指责了在他眼中“毁了国家”的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等人,但对其他的军方将领则给予了辩护。石原也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庭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并且作出了自己的陈述,包括批判了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对日本本土实施的大规模轰炸,也为自己这个“九一八事变”主谋没当上战犯而愤愤不平。东京大审判的出庭做证,成为石原莞尔最后的谢幕。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他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和“新日本的出路”,提出了让日本“放弃战争”的理念,并提出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等主张。同时给驻日盟军总司令的信中提出了“超阶级的政治”等观念,包括“过去的政治是为阶级利益的政治”而“超阶级政治”只是“为了理想”。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4周年纪念日当天,石原莞尔在日本山形县的家中,口述完名为《新日本的进路》的遗书后,死于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终年60岁。

 
1945年的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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