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 ：士有三贱

2016-10-24 麦田书社

东汉末年﹐宦竖擅权﹐主昏政乱﹐天下汹汹﹐而釜底游魂的权责﹐荒淫贪暴﹐并无悔祸之心。仲长统针对这种情形﹐着了《昌言》十二卷﹐在儒家精神中﹐注入若干法家的因素﹐议论明切而具体﹐可以说是救时良药。《昌言》早经亡失大半﹔但其断简零缣﹐今日读来﹐犹足发人深省。这里只提出他所说的「士有三贱」﹐让大家来看没落时代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嘴脸﹐是古今一致的。他说:

　　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

  贱是卑贱﹐即是没有人格。一个时代的完全没落﹐其根本原因便来自知识分子的卑贱。仲长统在这里﹐举出了三种卑贱的具体征表。

　　人没有不慕名的。但在衰乱时代﹐政府﹑社会﹐对人﹑对学问﹐常常失掉了衡断的能力﹐及大公无私的精神﹐于是欺世盗名之徒﹐得以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便须一番循名责实的工夫﹐揭穿许多欺盗的技术﹐使社会少受一点毒害。但循名责实﹐首先应对某种实有若干了解。例如某人值不值得称为文学家﹐便须对文学有若干了解。某人值不值得称为哲学家﹐便须对哲学有若干了解。有了这种了解﹐便应就文学家之名﹐哲学家之名﹐和相应的文章﹑哲学之实作一番考校。这在今日﹐「洋学」最易得名﹐更须就跛人所标榜的那一方面的洋学﹐找出他的底子﹐看他洋得地道不地道。但这样做﹐第一﹑要有学问上某种程度的修养。第二﹑要有冷静的头脑﹐不想凭借他人的名来抬高自己的地位。第三﹐要劝勉耐烦的求知精神﹐在表示自己意见之先﹐做一番探讨的工作。可是落后而又趋向没落地区的知识分子﹐既很少有学问上的修养﹐又懒惰成性﹐对任何问题﹐不肯费一分气力﹐尤其是学问上的问题。但又不甘落寞﹐总是想抓住他人的名誉来出自己的风头﹐于是自然慕名而不知实了。社会许多自命为摩登之士﹐十之八九﹐都像乡下老太婆朝杭州城隍庙一样﹐见了猫神﹑狗神﹑鼠神﹑蛇神﹐一律烧香下跪。假定有人说这是不值得的﹐他可能为了她的信心﹑面子﹐而向你拚命。这种老太婆﹐由猫神﹑鼠神跪到城隍爷面前﹐已经精疲力竭﹐香纸都光了﹐遇希望她到西天去见佛求经吗?

　　慕名而不知实﹐会发生三种结果: 一﹑假定是一位名实相符的人﹐他对社会所能发生的效用﹐是来自他的实而不是他的名。但大家只慕他的名﹐而不知他的实﹐这便只落得空热闹一场﹐实际上一无所得。台湾的暑期讲习会﹐便是这种情形。二﹑若是遇着一位名实不符的人﹐更会因为大家的瞎棒瞎抬而使他神魂飞越﹐肆无忌惮﹐便只好愈来愈出丑了。有人把《论语》上的「执御乎」解释为「骑马吗」﹐这种人也抚陈出新地大谈其色情化的孔子﹐叫人看了啼笑皆非﹐即是一例。三﹑在此种风气之下﹐一方面有实而无名的人会受到抑压。另一方面﹐便会有许多人﹐不惜违反「实」以在「一哄之市」里去求名。台湾年来各种学术奖的百丑出尽﹐正由于此。上述三种结果﹐都是断灭学术种子的核子武器。

　　知识分子的卑贱﹐主要是来自他的没有人格。因为没有人格﹐便一面惧权畏势﹐即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一面趋炎附势﹐而「向盛背衰」。颠倒大是大非的都出自富贵之家。不敢正是非于富贵﹐则极其量也不过是用打苍蝇的方法掩护老虎。

　　人的盛衰﹐并不一定代表人的价值。国的盛衰﹐并不一定代表国家的文化价值﹔古希猎早亡了﹐难道就可证明希猎文化无价值? 「振衰起敝」﹐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向盛背衰的人﹐只是由于无智无力无品的趋赴﹐以求个人的「沾光」「楷油」﹐决不会吸盛者之所长﹐以救自己之所短。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骨子里都含有深固地汉奸的根蒂﹐其原因不是来自「西化」﹐而是来自这种人他们之所谓西化﹐实际只是「向盛背衰」。所以他们对于本国文化﹐假定有人提出有价值的一部分时﹐便引起他们的深仇大恨﹐非以诬蔑﹑扺赖等方法﹐狂吠凶噬不可。他们不是以研究﹑吸收西方文化为西化﹐而是以仇恨诬辱祖国为西化。这种情形表现在国内社会﹐则这种人才必然是奴才﹑走狗﹐专干欺善怕恶的勾当。

　　或者有人要问﹐就最近的一些大贪污案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否也可以用「士有三贱」来加以解释呢? 我的看法﹐最近的一些大贪污案﹐是东汉未年尚未出现﹐因而也未曾为仲长统所能想到的﹐所以不能用他的「士有三贱」来加以解释。假定套用仲长统的口气﹐则这批人﹐应该包括在「士有三狗」之内。这批人后面都有强有力的主人﹔他们之所以敢明火执仗﹐乃是「狗仗人势」﹐一狗也。这批人有的是以主人的「狗头军师」自居﹐许多贪污﹐是在狗头军师掩护之下干的勾当﹐二狗也。我们乡下把不要脸的人称为「人头狗脸」﹐而他们正是人头狗脸﹐三狗也。由三贱到三狗﹐这是历史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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