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亲历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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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正在北大执教的马叙伦先生，他不仅亲历了运动的全过程，而且还在运动期间及此后多年，全力斡旋于教育、革命、抗战等诸多事务之中。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马老逝世47周年纪念日，且让马老带领我们还原那场运动始末——
马叙伦（1885.4.27—1970.5.4），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中央主席，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我在北大仍取教书不问别事的态度，因为一则我晓得自己没有办事的才能，在医专的时候，还兼办文书；但是，极平常的一件公事，我还不能办得“恰到好处”，时时要汤尔和修改，觉得经过他改以后，就情理都合，因此，我便看得事真不易办，也就不愿再问别事了。二则我从元年起，就决心做学术上的工作，便研究中国的文字，要写一部《说文解字六书分纂》——后来改了“体例”，叫作《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时兴趣正是浓厚，又加我在北大担任着老庄哲学的科目，感觉到庄周的学说和佛学太相像了，便要参考一下佛学，所以也没有时间去问别事。
可是，事情找上我了，“平地一声雷”的五四运动在我埋头写书的时候爆发了。这是八年五月四日；我完全没有得到一些消息，突然听到各大学的学生会集在天安门，要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绝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要求。还一条长蛇阵式子直向赵家楼找卖国贼，赵家楼是外交总长曹汝霖住宅所在的地方，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家，听到消息都逃避了。他们扑了个空，有人冒火了，便演成一出火烧赵家楼。因此，被认为现行犯的许多学生如许德珩、蔡海观等都被捕了，这样事态便扩大了，各大学都成了怠课状态。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
在学生和政府相持的状态底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张小小便条，说什么“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杀君马者道旁儿”，一径离开北京上天津了，失掉一个学生和政府中间的“第三方面”，事情更难办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先生一天把“传单”塞满了他的西服上两口袋，跑上城南大世界最高的楼上，把传单雪片地往下散，因此，陈先生也被捉将官里去。
这时，北京各公私立的大学（那时，国立的除北大称大学以外，如法政、医学、工业、农业，都是专门学校，还有男女两个高师，一个明年便改作专门学校的美术，当时称作八校，此外如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汇文大学等都是私立的）的校长无形的成了一个集团，各校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了，学生自更不必说。
到了五月快要过完，没有解决的希望，学生就想罢课。教职员方面怕一罢课学生就散了，而且正近放暑假的时候了，因此劝告学生，学生方面也有“持重”的，所以头一次开会没有通过。但是，他们想了分组游行演讲的办法，终究在五月底宣告罢课，教育园地里成了“遏密八音”的气象。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在街头演讲
演讲队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高举白布旗子，写上“山东问题”等等口号，背了板凳，站在上面，向老百姓演讲。起初大家理会不了，经他们“锲而不舍”，终究唤起了群众的觉悟。军阀政府的领袖徐世昌不能不理睬了，据说，他听了三个卖国贼里面一个叫做陆宗舆的话，居然下毒手了，把一群一群的大小学生（那时中学生也响应了）捉来，送到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法学院），把他们当囚犯似的关着，把北大三角形的三座校舍，都用兵围着，校舍门外排列了帐篷，真有“连营七百里”的样子。
那时，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由北大教职员会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也推康宝忠做主席，我做书记。后来康先生因心脏病死了，我就改任主席，沈士远（也是北大教授）任书记，我因此和北京教育界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长长的十几年里，教育、革命、抗战虽则说不上是我领导着，我也不客气地承认我是关系人里面重要的一个。那时，由教职员会联合会向政府说话，所有披露的文字，都出于我的手里，我倒得了机会，习会和人打笔墨官司的一套，直到我最后离开北平，（我在廿五年夏天最后离开北大，那时北京已改名北平了）如果编一册“代言集”，材料倒也不少吧。
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们，整日水不到口，饭不入肚。教联会的各校代表得了消息，设法送茶送饭，都不许进去。直到第三日舆论起了反响，学生的家族也和政府打麻烦了，一辈军阀政府的官僚，还读过些四书五经，舆论倒很注意的，所以茶饭也得送进去了。
五四运动期间，关在北大第三院的学生被军警看守
教联会推举了八位代表，要进去看看这些被幽禁的大小朋友，起初照例不许，不想恼了一位汇文大学的代表（汇大是燕京大学的前身）美国人博晨光，他竟大踏步朝里走，我也戤着他的牌头，冲了进去。那些武装同志，对于“洋大人”是不敢得罪的，和我也不为难了，只拦阻了其他六位。我们到了里面，大小朋友们自然好像见了亲人一样，个个跑过来，要说不说，只表示着一种形容不来的感情。终究我是中国人，被他们格外亲热，博晨光也就此走了。但是我刚说了一句安慰的话，倒惹动了他们的反对，他们却要求我演说。我想在这种“武装同志”监视底下，好说什么话？却又不能不允许他们的要求，一时心灵起来，想这些“武装同志”“来自田间”，“目不识丁”，我只要“咬文嚼字”，他们是不会懂的，因此，有恃无恐，很安详而慷慨地把外边消息隐约告诉了他们，再鼓励了他们一番，赢得他们个个拍掌，我才转了“词锋”，劝告他们各自回家，（这是监视的“武装同志”嘱咐过的）他们却回答我一句：“宁死也不回去。”
这样三日，自然有人向政府说，这样的办法不妙，徐世昌也识风头，就解围了。这时，教育总长范源廉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芬，也了不下这个风潮。可是，风声早已传遍了国内国外，学联会派了代表向上海广州进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响应了。五四运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为外交问题，在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底下，造成了一个时代意识，被青年首先接收去了。因此，上海教育界的人们和工商界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拿罢市做后盾的要求罢免三个卖国贼，才把徐世昌吓倒了，给三个卖国贼做些假面子，准许他们辞职，才算结束。我呢，在这次大风潮里，接触了官僚的作风，也算得些不需要的常识，我的办事也相当老练起来了。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后到结束，教联会是我主持着。
北大红楼（原北京大学第一院旧址）
有一件事情，可算五四运动里的插曲吧。在风潮高长的时候，我是每日从早晨八时晚六时，有时直到八时以后，都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呆守着，为了保持各方的接触。有一日，我已回家晚饭，忽然得到电话，是休息室工友打来，叫我去开会。我想，有什么会？向来有会，我总事前接洽的，这是什么会？但是不好不去。到了第一院问起工友，他只对我说：“东屋里开会啦，有人在签名啦。”我过东屋去一看，长桌上摆了一本簿子，写着“北大迁往上海，教师同学愿去的请签名”。（原文记不清了，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员学生签上几个名字，我还记得有五四运动的“巨子”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的大名。我想，这真怪事！是什么人的主张？我便退回休息室，且看动静。一忽儿刘文典先生来了，他说：“开会？”我说：“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往东屋里看一看。”他听我的话有点蹊跷，一看便来问我：“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他转身便走。第二日，他来告诉我：“昨晚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独秀，他说：‘你的话很对。’他已把傅斯年、罗家伦叫去训了一顿。”果然，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
但是，五四风潮算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像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校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踞北京，我离开北大。
（本文摘编自马叙伦先生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原题《有关“五四运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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