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四十不惑的四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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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生日那天，我就在想，将来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这个世界告别。我其实特别不愿意用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这样的身份跟这个世界告别，我非常希望将来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我是一个语言保护者。是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历史，在保护语言方面做过一定贡献的人，我愿意用这样的身份跟这个世界特别骄傲地告别。”
——汪涵
放眼国内，没有哪个主持人像汪涵一样，身上的地域标签如此强烈，也没有谁像他一样，自出道之时就与方言连接得如此紧密。
从他担纲主持第一档方言类节目《越策越开心》伊始，让“那确(quo)实”这句湖南话一夜之间传遍湖南的大街小巷；他发起并由六省联合举办的《多彩中国话》在国内轰动一时；再到去年《十三亿分贝》让宁乡话等各地方言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还有不得不提的《天天向上》，虽然这并不是方言类节目，但是有人统计过，汪涵在节目里秀过不下20种方言。这种用方言“套近乎”的主持风格，让汪涵成为无数人的“老乡”。“讲方言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招，很多嘉宾来了会非常紧张，但是当你问他是哪里人，然后我可以用他的家乡话跟他进行非常流畅的沟通，他一下子就会轻松起来。”汪涵道出自己的心得。
汪涵的语言天赋极高，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精通上海话、粤语、湖北话、四川话等多种方言。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
小时候，汪涵随着父亲“支内”，在苏州和湖南之间来来回回。他楼上住的是四川的阿姨，楼下住的是湖北的婆婆，住在对门的人则来自苏州和上海——从小就生活在多方言的语言环境里。
每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有用四川话喊自己孩子回家吃饭的，还有用湖北话和上海话拉家常的，好不热闹，这种多语言的生活语境一直都驻在他的脑子里，“所以听大人讲话，像听音乐一样，像听唱歌一样，就觉得很美。长大了以后，学的普通话里面，这些方言里面表达情感的优美的词语都没有了，就被规范掉了，普通话只有四个音，但是我们讲方言的时候，真的就像唱歌一样，很流畅，很舒服。”
这种对于方言的特殊感情不经意间在汪涵小时候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种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涵在与身边很多朋友的孩子交流时发现，不管这些孩子是哪里人，他们大多只会扬着头说普通话，却听不懂也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汪涵心里就有一种紧张，“现在很多孩子只会说普通话和英文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每种方言都代表了一种地域文化。长沙人不会说长沙话，凭什么证明你是长沙人?口味儿，湖南人能吃辣，但是全国所有人都吃辣；火锅，现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火锅。唯一能够区别你是哪里人的，是你能讲那儿的方言，只有你能讲一口地地道道的方言，你才能拍着胸脯说我是那儿的人。”
在汪涵看来，方言是一种很美妙的词语，但是大量的方言正在从身边消失。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知识体系，消亡一种方言，就是消亡一种知识体系。“全世界现存6000多种语言。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这些乡音正以每两周消亡一种的速度在减少，而乡音背后的文化基因也在被我们不自觉或者不自知地剪断，这个非常可怕！”
没有乡音，何处遣乡愁。汪涵一直有个担心，如果有朝一日，突然听不到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个声音突然不见了，没有人想象过，我觉得也无法想象那个声音从我们生命消失会怎么样。”
“方言就是，我说，你懂，他不明白；也可能是，我说，你不懂，他也不懂。但是没关系，至少我说得很亲切，这就够了。我们接下来要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要去寻找这种‘亲切’。”
汪涵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上面这句话，他觉得是时候为方言做点什么了。
四十岁生日那天，汪涵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我要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投入到方言保护中去，这是属于我40岁之后的‘诗篇’。”
他把保护方言称为“四十不惑”。所以他没有申请微博，好的或者坏的，他都不予理会，他希望能够非常沉静地扎在他认定的方言学习和保护的工作中去，也希望能够尽量做到更加平静。
傅雷在给儿子傅聪写的信里面，回答过一个问题：“我们做文化做音乐，最终该往何处去?”傅雷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往深处去。”
汪涵对傅雷的这句话感同身受：“我想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乡愁也好，到底该往何处去，还不是往深处去嘛。往深处去就是往泥土里走，当你真正意义上两只脚踏进泥土里的时候，你和泥土碰撞回响出来的声音，有大地的倾诉，也一定会有方言。”
两年前，他独自出资465万，在湖南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響應”计划，“響應”其实就是对应“乡音”这两个字。他们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永久的人文类史料保存起来。
到时候，5年，50年，甚至500年，只要有人愿意，就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去聆听500年前先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经常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为了500年后，如果一个湖南的年轻人走到湖南省博物馆，输入‘吃饭’两个字，‘睡觉’两个字，有57种湖南的讲法，而且都是500年前先人的声音，那个声音出来之后，他有可能感动得掉下眼泪来。”
汪涵说，就算为了那一滴眼泪，他也要做这个事情。“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你从哪里出发，普通话让你交流极其顺畅，而方言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温暖。”
他相信未来人们会花很多很多钱为温暖这个词买单。
万事开头难，开展“響應”计划最艰难的是在他们团队创建初期，因为做的是湖南方言，所以要找的所有学者和专家，必须是湖南籍的，“如果一个江苏的语言学家，他去湖南做语言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听都听不懂，更不要说做研究或者记录了。”
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最终在全国找到十几位湘籍的语言学家，带领他们的研究生，搭建了十一个组，在57个方言点，利用寒暑假，回到湖南，做田野调查。
“響應”计划如今已经做到第三个年头，今年湖南省博物馆要重新开馆做“湖南人”大型展览，他们已经可以把目前所有的收录成果，支撑起这次展览方言这一版块的所有“语料”。
有成果，但是遇到更多的是问题。因为要让语音语料非常的标准，要让所有的学界都认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比如采录一个语音语料，如果背景的噪音超过45分贝，这一段就不能用。但是在实地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你不可能让旁边的狗不叫，你不能让农村的拖拉机在耕地的时候停掉，那怎么办?怎么去规避?你把他请到县电视台，他会紧张啊!他不可能像在自家门口那样发出的自然的自在的纯正的那种乡音。乡音真的就是在乡土里，你把他放在电视台了放在录音棚了，那录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所以对于这些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来说，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大自然”的掣肘，让它标准化，同时也要保证收录的声音自然自在。
参与调查的老师和同学们认真的态度让汪涵动容，更让汪涵感动的，是当那些方言发言人了解我们在做的工作时候，“他们常常在录完之后还三番五次地发信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又想起来了，你还需不需要。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录下的声音可以在博物馆里保存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他的子子孙孙将来只要有可能，就可以听到，喔，那是我的祖先说的话，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慎重，他就真的意识到历史的长河是真的很长很长的一条河，而不是考虑明年、5年这样的维度。他就有意识考虑到，噢，我是在做一个50年、100年、500年以后的事情。”
除此之外，语言保护的关键是要激活内在的文化自觉。
汪涵说年轻人是最好的传播群体，需要契合他们的需求，让方言有趣，真正激活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真正喜欢并说起来。要改变“只有三四十岁的人在台上唱戏，五六十岁的人在台下看戏”的状态，需要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
所以他提出了“精准”语保。“精准”就是指向年轻人，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方式，电影、音乐、旅行、综艺节目，所有的形式，我们可以用“娱乐+”的形式去做。
去年，他作为联合发起人，帮助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创办起来。今年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举办，他又亲自过来站台。汪涵说，大家都认为方言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载体和传播形式，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进来。
上台发言时，他身穿背后印有“天天向上”的夹克衫，一开口就现场秀起了方言，而且一说就是好几种。台下本来默不作声的观众迅速被熟悉的家乡话吸引，纷纷喊出声来想让汪涵模仿两句。
腹有诗书气自华，用来形容汪涵并不为过，他的主持风格不是简单的逗你嘻嘻哈哈，还透着智慧和学识。有网友戏称“总觉得他脑子里装的东西足够我参加几次高考了。”
汪涵在节目中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不仅有天王天后级明星，也有如延参法师等网络红人，更多的是各行各业有着自己故事的普通人，优秀学子、驾校司机、女狱警、护士、钢铁工人、海洋科学家等。主持所涉及的知识面涵盖佛教、建筑、海洋、医学等等。
面对各个岗位各个职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总能从容不迫、安然自若地解决。虽说有些知识是节目录制前所必须做的功课，但是从其现场把控来判断，确实足见汪涵私下里博览群书。
有一期《天天向上》的嘉宾是吴京，他们讲起太极。汪涵说起太极的神奇，“可以把一个人一下子推回家”。这时欧弟说，“我是台湾的，也能把我推回去吗?”汪涵几乎是在下一秒就脱口而出，“台湾不推，拉回来。”
有一次金鹰节的一个环节，四位主持人分别对着节目组送上的物品临场发挥。汪涵收到的是“没有”。这应该是全场最难的题目，但他说出了最精彩的回答。
“我这个礼物是没有，我突然间想起道德经里面有这样的话：有，是万物之所始；无，是万物之所母。十届金鹰节，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骄傲，但是我们要把这‘有’紧紧放在心里，骄傲放在心里，我们将来面对着现在逐鹿中原一般的战场，大屏幕、小屏幕、新媒体、互联网……我们要把这有可能的‘无’的危机时时地放在脑子里。所以，我要把这‘无’送给我们所有的电视人；送给我们每一个金鹰节的参与者；要把这一份小小的危机放在心里。”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我是歌手》的那次救场。
偶然的一次也好，但是能无数次化险为夷，考验的就不仅是一个主持人的随机应变能力了，而是一个人的学识修养。
有人说，从一个人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成功人士。按照这个标准，汪涵的朋友圈可以称为非同一般。一向低调示人的汪涵在国内外人脉十分广泛，马云、任志强、潘石屹、赵薇、李连杰、成龙等国内的明星大咖、政商领袖，都与他私交甚密。甚至不少国外政界人士的朋友，如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以及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市长也都对汪涵褒奖有加，汪涵堪称娱乐圈最隐形的人脉大咖。
去年，演员刘涛赴丹麦哥本哈根工作，房间被盗，价值400万首饰等物品不翼而飞，手足无措的她只好发微博求助。汪涵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自致电丹麦驻华大使馆，对方迅速和丹麦警方取得联系并敦促快点破案。
这件事传到国内，大多数人都不淡定了，无不惊叹汪涵的关系网之广。
原来，汪涵与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私交颇好：2014年，裴德盛曾登上《天天向上》做节目；今年5月11日，汪涵也获邀参加“中丹建交65周年晚宴”，这是鲜少能邀娱乐圈人士参加的“高大上”活动。
看到汪涵的朋友圈，我们大概都会以为，建立这样的人脉，需要每天赶无数酒席、奉承高位之人等等“俗气”又无奈的事情。但汪涵却把我们所想之事逐一摒弃，他在平日里时常享受孤独。
很多人都知道汪涵不开微博不发邮件，始终与网络保持距离，私下里除了推动保护方言的事情，几乎以书为伴，汪涵曾经说过，“我的所有语言灵感都来自书本。”
曾经有一段时间，汪涵对自己开始怀疑：“30几岁，说白了，人也红了，每天都在想我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自己通过劳动，到底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价值?”
那段时间，汪涵每天都非常惶恐，“虽然在我的节目中会给别人带去欢声笑语，可以让别人哈哈一笑，但是笑过之后，我到底留给别人什么?我‘生产’的东西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一个工人生产一个碗，他可以拿它用来装水装饭，这是实实在在的有用，我们在现场让大家哈哈一笑或者傻乐一下，高级吗?是高级的还是低俗的，是庸俗的还是典雅的?”
汪涵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段时间，他开始不想讲话，不愿意去拿话筒，他更愿意安安静静地对待一个物件，去跟它有交互。
就这样，汪涵选择了出去走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他尝试着和一个老人一起推刨花，“刨子像浪花一样卷出来，我就觉得特别美妙。我的人生通过汗水的流淌，通过这样的劳动，它能够推出波浪来。我觉得特别美好，而且很享受。”
因为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并不认识汪涵，也无所谓要追捧他，或者找他要签名，那些老人那种面对汪涵表现的平静让他觉得“很真实，很干净”。
推完刨花，老人从烟盒抽出一支皱巴巴的烟递给汪涵，“其实那种情境就是，你爱抽不抽，反正他递给你，那种关系是干净的，那种感受是平静的，我觉得实在太美好了。”
那件事对汪涵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有内心的平静。
所以，在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将来与这个世界告别时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不是明星，也不是节目主持人，他更希望等那一天到来时，人们记住他的是，一个语言保护者。
（本文转载自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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