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富和：不忘初心行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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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罗富和率队在山东进行“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专题调研
2017年底，各民主党派中央将进行换届。光阴似箭，转眼到民进中央领导岗位上工作已经十年了。回首这十年，一张张慈祥亲切的民进脸还历历在目，一件件亲身经历的民进事还记忆犹新。
我的人生历程有两个意外：年少时喜欢机械，理想的职业是做一名机械工程师，但是命运安排我进了农学院林学系；青年时要求进步，写的第一份申请书是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命运却导引我跨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大门。
我出生在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我们这一代人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下放当知青，在逆境中努力磨练，考上大学，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奋斗走上教学科研道路。
1968年，我随着广州大规模下乡的知青队伍，到了海南岛白沙县，成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那时候的海南是遥远的，从广州坐轮船到海口需要一天多。搭茅棚住下，开荒、炸树头、挑水、育苗，伐木、炸石头、建房，还自己建小水电站发电，时常一个月都吃不上一口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干就是5年。这5年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对中国的社会基层有了深刻的体验和了解，同时也得到了意志的磨炼。不仅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在那扎根一辈子的退伍老兵和老工人教会了我应该如何做人。
1973年，我参加“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恢复的高考，在层层选拔中以优良的成绩争取到读大学的机会。记得当时省招生办有人来问我对高考交白卷事件的态度，我认为在推荐的基础上通过考试选拔招生没有错。后来我才知道，虽然在全团考生中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能就是认识有问题未能被录取到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和向往的机械专业，最后进了广东农林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林学系。这是我上大学的唯一机会，虽然遗憾，但别无选择。农林学院毕业后，我留校当上了助教。1978年，通过了“文革”后全国首次选送公派留学生的考试，得到公派留学的机会去了芬兰，在赫尔辛基大学林学院森林经理系进修学习。
在芬兰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教授们一天到晚都扑在实验室里、试验林里，那种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令我深受教育。我的导师对我说：“芬兰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大学，我们腾出学位给发展中国家的学子，让他们学成回国，为自己的国家作贡献。如果他们学完了，都留在芬兰，那是我们的失败。”导师的这种胸怀和境界给我深刻的影响，坚定了我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的信念。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和计算机房里，孜孜不倦地学习。
1983年，我获得了赫尔辛基大学农林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陆续主持一批科研项目，发表十多篇论文，获得3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和一项国家专利，被破格从助教直接晋升为副教授。
1985年我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入会介绍人是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的教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冲击，然而我从未听到过他们的半句抱怨，而是看到他们珍惜改革开放的春天，日夜操劳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业余还积极认真地参加民进的各项活动。民进人这种“老实党”的品格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从而不断地激励着自己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2014年9月，罗富和在贵州金沙参加民进中央捐赠仪式，并开展考察调研
担任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后，我走上了领导岗位。领导工作其实就是服务，当时我分管科研，十分留意科技人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学校科研条件很差，记得从国际水稻所回来的一位博士，他的实验室就是一个旧房间，满地摆放着装稻种的玻璃干燥皿，两个书架。科研人员在这种条件下有劲使不出的焦急可想而知。我们暗暗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经过努力，争取到经费，建设起一个达到先进水平的实验中心，凝聚了科研人才。
1998年4月，我被任命为广东省科委副主任，2000年我任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2001年起，担任广东省农科院院长。农科院是院长负责制，让我这个党外人士当一把手，这是中共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这也促使我在工作中更多地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因为权力不是个人的，是组织授予的。要做好一把手，除了做好管理和服务外，更重要的是“做方案、抓实事、听意见”。重大决策时，我坚持先个别通气酝酿，严格遵循议事规则，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改革，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广东省农科院改革发展势头迅猛，2007年在全国农业科技机构“十五”综合科研能力评估中，列全国省级农科院前茅。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我的参政议政历经了3个阶段：第一是发牢骚的阶段。尤其是当年我刚从芬兰留学进修回来的时候，对学校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看不惯，牢骚话说的比较多，但牢骚话不能解决问题，只是不负责任的宣泄；第二是提意见的阶段。学校党委和校领导请我参加座谈会，在会上提意见是负责任的，但欠缺建设性；第三是提建议的阶段。担任了大学、厅局和科研院所的行政工作，换位思考，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提出建议推动工作的进展，就难多了。学习线性规划知道，目标函数只有一条，收益的最大化或成本的最小化。然而约束函数是个集，可能成百上千，要提出改进或突破某些约束条件，达到相对优化的目标效果，努力做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情。担任民进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后，李金培主委多次带我出席中共省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让我代表民进发言。开始真觉得压力山大，只好认真学习中共党委政府的方针政策，多了解省委会的有关调研报告，多听取民进会员、学校老师、社会各界等方方面面的意见，在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座谈会的主题提出建议。只有提建议才是真正负责任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是参政议政的积极态度。就这样，先后有机会向5任省委书记提过建议。
2015年4月，罗富和率民进中央调研组在陕西就“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开展专题调研
2002年，我担任民进广东省委会主委，雷洁琼主席在她97岁高龄最后一次回广州的时候，我们广东民进第五届省委会领导班子集体向她汇报工作，我们觉得要弘扬民进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她当时鼓励我们，光荣属于年轻一代，年轻一代要在老一辈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方法来发展民进。回北京后雷老为“以党为师，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服务为本”这16个字题词亲笔签名，是她对广东民进的谆谆教诲。民进广东省委会的新班子就广东民进今后5年自身建设、领导班子建设的总体思路达成了共识，即：以党为师，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服务为本。弘扬民进的光荣传统，以中国共产党提出执政为民为榜样，以参政兴国作为参政党的第一要务，坚持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基层组织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北京召开的民进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向许嘉璐主席汇报广东民进的工作进展，许主席为广东民进成立20周年题词：“南巡谆谆音容在，‘代表’黄钟振聩鸣，粤土腾腾春雨早，我侪能不效群英”。广东民进牢记民进历代领导人的教诲，矢志不渝地坚持、传承、弘扬民进的优良传统。在民进广东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议并一致赞同将这16个字工作总思路提升为广东民进健康发展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凝聚和号召全体会员的一面旗帜。
2016年4月，罗富和率民进中央调研组赴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就“健康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2007年12月，我被推选出任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自觉是德才不备、拉牛上树，唯有笨鸟先飞，以勤补拙。始终不忘“服务为本”和“效群英”的教诲，为民进、为会员努力工作。严隽琪主席提出了“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开拓创新”的工作思路，我们在工作中认真贯彻，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我们完善了人才队伍，创新了课题申报、提案形成、成果奖励等工作机制，共建了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等合作平台，开通了网上参政议政、信息报送等信息平台，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主动加强同政府部门、社会团体、高校、科研院所的联系，在参与教育修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经济转型、反腐倡廉、社会建设、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等方面提出很多意见建议。
参政议政是我分管（后改为协管）的主要工作之一。我认为，只有当你把参政议政视作历史和人民赋予你的使命，才会“提出高水平的建议”。如果言之无物，泛泛而谈，那是对参政议政的不负责任。
2010年起，民进中央筹办新疆少数民族校长班，我们注意到双语教学中的“汉语”教学混淆了“汉语”与“普通话”的区别。“汉语”不是汉族的语言，在维语、藏语、蒙语等民族语言中都翻译成“汉族语言”，在民族地区提倡学好汉语就会造成要学习另一个民族语言的曲解，不利于民族团结。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对外交往的很多场合也经常出现将“汉语”与“普通话”混淆使用。为此，民进中央多次提出提案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建议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述。同时《教育法》第十二条“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亟需进行修订。在2010至2017年间，我们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5份建议、向全国政协提出2份提案。为了准备这些建议和提案，我们收集了近1.2亿古今中外的文字、图像和影音资料，得到了西藏政协、新疆政协、内蒙古政协，教育部语信司、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民进广东省委会、新疆区委会、北京市委会、内蒙古区委会，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帮助。我们体会到，要像做科研那样做提案，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认真辨思查找原因，换位思考提出建议。我们还多次参加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活动，赴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等地调研，宣传推广普通话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结果令人欣慰：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定，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教育法》第十二条中，“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修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
社会服务工作是我长期分管的另一项工作。十年来，民进坚持政治性、公益性、组织性、实效性原则开展社会服务，集中全会力量组织开展以教育帮扶为重点的“同心·彩虹行动”，通过多种形式的全方位服务彰显参政党的社会责任。
说起我对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解和认识，有件事带给我很大启发。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冯骥才在汶川地震后，努力抢救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羌族文化遗产，后来，他成为统一战线唯一一名受到国家表彰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这说明，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不是比钱比物，比的是爱心和特色。要积小善为大善，各自的精彩汇集在一起就是民进全会的精彩。此外，在参加社会服务工作时，还要把社会服务的过程作为调查研究的过程，与参政议政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实践中我们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把“帮扶”转为“参与”，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把“施予”转为“收获”，收获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赞许，也收获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2016年4月，罗富和率民进中央分别在湖南、广西开展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扎实推进农村扶贫供给侧改革”专题调研
回首过去倍感欣慰，展望未来信心满怀。我们将始终牢记马叙伦等创会老一辈的政治嘱托，跟着中国共产党在正道上行，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文选自《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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