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抗疫会助长逆全球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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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在中国的疫情受到相对有效控制之后，新冠肺炎疫情似乎已经开始向多国蔓延。东亚的韩国、日本，中东的伊朗和欧洲的意大利等地的疫情发展都引发高度关切，不断有新的国家出现在疫情名单中。这些其实都提醒人们，疫情有在全球范围传播的风险。
现实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首先，我们在面对疫情时，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从生产和消费的链条，到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链条，都已被全球化延展到了世界所有地方。人们之间的联系和连接其实已不可能隔断，也由此产生了和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都不能比拟的巨大的流动性。
从这次披露的许多流行病学的追溯案例中可以看到，其流动的速度和广泛程度是过去的社会根本不能想象的。疫情传播的轨迹，往往就是以个体的流动为载体，形成了难以控制的广泛的链条。世界在获得全球连接的巨大好处和利益的同时，也确实会遇到各种复杂的、难以完全预料的风险。
这种风险其实是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明确的例证。高度复杂的当代社会一旦出现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传播风险，阻断人们之间的传染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其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和冲击往往让人难以选择，因而会造成传统控制传染病的最简单、切实方法——隔离，难以实施和难以见效。个体有计划的流动，就会由于偶然的机会形成几乎是随机的巨大风险，一个人带来的偶然因素，就可能在传染的暴发中冲击和压垮一个社会的整个安全网络。人的流动造成了严重的挑战。
其次，有人认为疫情正好在当下“逆全球化”思潮中蔓延开来，在一些人更希望回归民族国家模式的时候，对 “全球化”带来雪上加霜式冲击。从实现来看，疫情当然会因全球性的流动带来冲击，令人感到“逆全球化”似乎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新的力量。但实际上，全球的连接和流动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难以简单的方式加以逆转。
一方面，这种联系的紧密和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用抑制流动的方式来阻隔疫情必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紧急状态的办法，不可能长期化。另一方面，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合作和为遏制疫情进行的共同努力，从没像现在这样让世界更为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无论是应对疫情的医学或流行病学决策，还是政治选择，都会由一个国家影响到整个世界。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最终大家都在一条船上。
再次，全球的生产和消费的链条也不会由于此次冲击而隔断。连口罩这样看起来技术含量有限的产品，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也在全球迅速流动。这说明全球化所构筑的现实，是难以被“逆全球化”逆转的。疫情显然冲击了原有的全球化结构和形态，但这种冲击的后果现在看必然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某种全球化新形态跃然而出的可能性。
未来人们所需要的，可能是一种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信息技术(如5G)带来的互联网社会的连接需求，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流动链条，都在这次疫情的深刻影响下被人们所感知到，也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全球性增长点。从疫情走出之后的世界，依然是一个不可隔断的世界。
作者简介
张颐武，民进中央委员、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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