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的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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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以俄罗斯联邦档案部门提供的开国大典彩色影片为基础剪辑制作的开国大典影像档案。
这是目前公开的关于开国大典的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视频，真实还原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令人兴奋异常的是，在诸多细节得以重现的同时，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却异常熟悉的身影——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马叙伦先生。
这部纪录片从1分05秒那一帧开始，由金水桥桥头上方搭建的红色摄影架角度，镜头从天安门城楼右侧（东方向）水平摇向左侧，慢镜的处理让原本的细节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1分05秒至1分20秒，这15秒的视频对民进及马老家人尤为珍贵，镜头里的马老郑重地凝望着前方。在他右上方，可以清晰辨认出另三位身着西装的民进前辈：梅达君、严景耀和赵朴初。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城楼，一排右五为马叙伦，马叙伦的右上方为身穿西装的梅达君、严景耀和赵朴初。
这段视频给了我们太多惊喜，因为描述民进前辈们参加开国大典的内容多是文字记载，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70年前所真实发生的一切！
国徽缺席开国大典
此刻，两鬓斑白的马叙伦双手交叉于身前，他目视远方，若有所思，表情凝重而庄严。
开国大典上的马叙伦深知，为了这个新中国，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无数革命先烈如何慷慨赴死前仆后继；为了这个新中国，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探索受尽凌辱与磨难。这一天终于到来，胜利最终属于人民，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共和国在他的眼前诞生！可以想象，当时马老的内心一定也在欢呼雀跃吧。
然而，当他抬头仰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红色横幅时，他不免有些遗憾。因为横幅的下面原本应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共和国同步诞生，而马叙伦正是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组长。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未悬挂国徽。
开国大典之后，年过花甲、连续工作几个月的马叙伦病倒了，在病榻之上，他还念念不忘象征新中国华诞的国庆日，他委托许广平在1949年10月9日下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希望本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马叙伦在一届政协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上。
两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正式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纪念日。不久，政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国庆纪念日”放假两天，即10月1日和2日。从那时起，1949年10月1日的盛典被称为“开国大典”，10月1日也成为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欢度的国庆节。
但是，作为国家象征、民族象征的国徽迟迟没有确定下来，这个担子压在马叙伦肩头，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应征设计符合要求太少
从1949年6月始，以马叙伦为组长、以叶剑英、沈雁冰（矛盾）为副组长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多次开会研究设计原则。
7月13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发布征集条例，公开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提出国徽设计“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等3项具体要求。
许多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部分爱国华侨都积极投入到国徽图案设计中来，还有更多的是美术工作者，包括画家、美术教师和美术专业的学生，他们对新中国充满期待，利用自己的美术功底进行专业设计。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国徽应征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国徽设计工作的高度关注。遗憾的是，这些国徽的图案相比国旗的报送图案数量较少，关键是与既定的设计思路差距过大。
在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旗方案引发与会者热烈讨论，针对国旗图案的研讨也颇有成效。这时，会议主席马叙伦转了话题：“各位，国徽怎么办？”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郑振铎叹口气直率的表示：在我看来，一幅可以入围的都没有。之后，张奚若、梁思成、沈雁冰和徐悲鸿分别发表各自观点，马叙伦结合大家观点建议，为了国徽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还是先挑出几幅图案作为靶子，权作参考。
这时候，画家张仃（政协会徽的设计者，后调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和钟灵（同为政协会徽的设计者）以及清华大学营建系（后为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人的初步设计图样已在研讨之列且分别得到一些与会者赞赏。会议最终选择4个图样作为日后讨论的基础。
但随后召开的第六小组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没有丝毫进展。针对收到的作品少且无可采用的现状，会议只好作出“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的决议，国徽成了最大的难题被搁置下来。
毛主席提议慢一点决定
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仅仅只有5天的时间了，负责国旗国徽国歌的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天晚上8时，忙碌了一整天的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参加第六组的讨论。
国旗的研讨顺利结束后，马叙伦提议讨论国徽、纪年和国都等问题，当然大家都明白，重点当然是国徽。大家仍就之前选择的4个参考方案为基础发表意见，讨论热烈但分歧较大难于集中，马叙伦建议，还是确定一个原则再行修改。毛泽东也感到国徽图样一时难以确定，与其仓促为之，不如再放一放，毕竟这是新中国的唯一象征，他提议：“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这时，务实而认真的马叙伦提出意见：趁着大伙都在，还是尽量确定一个原则，后续的工作才好进一步开展。这样，大家又经过一番讨论，毛泽东见大家都同意修改，他做了总结：“原小组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9月27日政协召开会议，确定了国旗国歌，但未确定国徽。政协大会主席团指示马叙伦、沈雁冰二人在会后继续担任拟制国徽的任务。
群贤协力设计国徽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马叙伦、沈雁冰作为政协国徽审查组的负责人继续邀请专家对国徽进行设计。那时已经形成了由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和清华大学设计团队分别工作的局面，前者的牵头人是张仃，后者的牵头人是梁思成。这两个设计团队日夜奋战齐头并进，相互竞争又相互交叉互为基础。
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设计国徽图案时合影，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设计的十余种方案。
时光迈进1950年，国徽图案还在紧张的设计、研讨和争论当中，参与国徽设计的所有人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赶在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前让我们的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这期间，中央美院张仃团队提出国徽上带有天安门具象图案的设计得到大家广泛赞同，马叙伦提议国徽上要有国旗上的五颗星，清华大学梁思成团队进一步建议，国徽设计成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则化腐朽为神奇。对于国徽的颜色，马叙伦和周恩来的意见一致，从颜色上看，清华用“金色和红色表现了中国特色”，而美院方案“红红绿绿，虽然明朗，但不够庄严”。多数专家也均认为清华方案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结构完整而统一。
1950年6月端午节前后的这几天是国徽设计的攻坚期。方案选中后，梁思成团队又根据大家的意见对图案的细节部分作了多次修改。之后的会议还决定了国旗、国歌、国徽中选方案的奖励问题。马叙伦、沈雁冰提出设一、二、三等奖，当选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为一等奖，一律奖旧币1000万元（相当于人民币1000元），创意用天安门作内容的获奖旧币500万元。马叙伦还认为尽管体系性质不同，但清华大学其他中选方案也是由中央美院最初绘有天安门的方案改造而来的，褒奖时要重视这一因素，最初创意与描仿画下来的都不能不奖，于是照着画下来的也奖励旧币500万。这个奖励方案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国徽首次悬挂在天安门上
1950年6月21日，马叙伦、沈雁冰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国徽审查组报告》，与此同时，政协会议秘书处印发了梁思成团队绘制的《国徽图样》。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徽审查组拟定的国徽图案。
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国徽图案。
9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个命令有3份附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使用办法》，三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制作说明》。自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正式公诸于世。
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前，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第一枚国徽。这枚熠熠生辉的国徽与新生共和国极为相配，虽然质地为木质，却丝毫不影响它的庄严和壮丽。1951 年5 月1 日，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至此，马叙伦领衔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组才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70年之后的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马老的孙女马今庄重地手举印有马叙伦先生头像的荣誉牌，乘坐敞篷车行驶过天安门城楼时，历史与现实瞬间交汇在一起。
相信此时此刻，我们的马老正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开心，为伟大祖国的富强而自豪。
这盛世，如您所愿；这盛世，地久天长！
作者：民进中央机关干部李长青 原文略有删减
参考文献：
1. 《马叙伦》，卢礼阳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次印刷
2. 《群贤协力绘国徽》，季如迅，《党史纵览》，2009年2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记》，霞飞，《党史文苑》，2009年9月
4. 《国徽的诞生》，焕然，《党史博采(纪实)》，2009年10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人事天地》，2012年10月
6. 《国徽在开国大典之后诞生》，刘守华，《百年潮》，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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