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与香港的三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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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迎来了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美好时刻，让民进人不曾忘记的是，民进先贤也曾在香港这片热土上播种下祖国统一的热望，为新中国成立和香港回归付出诸多努力——

1948，民进人在香港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迫害民主人士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指示沪港等地中共组织设法保护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到香港。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徐伯昕等亦于1947年底至1948年先后抵达香港，配合在港的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继续开展爱国反蒋活动。

1948年元旦，马叙伦抵达香港。第二天，在港民主党派及文化、工商各界人士在金陵大酒家举行团拜典礼，并欢迎马叙伦自沪来港。参加典礼的有柳亚子、沈钧儒、彭泽民、谭平山、陈劭先、朱蕴山、王绍鏊、陈其尤、方方等一百多人。

当时由于在港的民进会员不多，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就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郭沫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联系，以星期聚餐会的方式，座谈国内形势，商讨斗争策略。同时马叙伦以其犀利的笔锋，继续撰写揭露、抨击国民党罪行，宣传、歌颂共产党政治主张，鼓舞、激励群众斗志的文章。后来赴港的民进会员逐渐增多，同时又吸收了当地部分文化界民主人士加入组织，民进在港的活动就逐渐活跃起来。

1948年初，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进一步支持蒋介石扩大内战，国民党则继续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中美海军协定》等不平等条约作为回报。这又一次激起了全国人民反美浪潮的高涨，民进在香港也积极投入斗争。

2月3日，民进和民革、民盟、农工、致公等党派一起，在香港联合发表《不承认卖国条约》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此种加深中国人民痛苦之对华借款，同时绝不承认南京独裁政府所签订的任何损害中国主权之卖国条约”。24日，马叙伦在《华商报》发表《中国人民不会再受骗》的文章，深刻揭露美国侵华政策“是为了保护他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为了保护他美国的少数大资本家”，是“要利用中国做他的反苏基地”，现在，南京政府快垮台了，这正是“美国最担心的，因为南京政府垮了台，美国就没有给他效劳的工具了”。但是，中国人民不会再受骗了，绝不会为花言巧语所迷惑。他正告美国政府不要再用这种手段来欺骗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人民。

美蒋反动派为阻挠中国革命的顺利前进又制造阴谋，在北平策划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会”，扶植所谓“新的第三种势力”，企图以此对民主党派进行分化、破坏。其实，所谓“新的第三种势力”实际就是已被各民主党派认清了的“中间路线”。2月26日，马叙伦在《华商报》发表《揭穿和谈阴谋》的文章；3月3日，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侯外庐、邵荃麟等，以《“和谈”阴谋与“自由主义”》为题，在《华商报》举行座谈会，集中批判“自由主义”运动和“中间路线”，揭露抨击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马叙伦在会上作了题为《争取中层工商界，共同打击这个阴谋》的发言。《华商报》还开设《“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专栏，揭露“新的第三方面”的反动实质。马叙伦在专栏中先后发表了《平沪的教授们不要上当！》《这救得了南京独裁政权的命？》等文章，指出所谓“社会经济研究会”和“新的第三方面”“中间路线”都是一条线上来的，他奉劝被蒙蔽的知识分子应悬崖勒马，早点退出。

1948年4月，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右一）在香港。

4月，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大专院校的广大师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迫害、求生存的斗争，遭到当局残酷镇压。20日，马叙伦发表《我们该大踏步前进》的文章，怒斥国民党的新罪行，大声疾呼全国人民勇敢地站起来，与独裁政权作最后的斗争。4月25日，民进从香港致电平津学生表示慰问。翌日，马叙伦、王绍鏊等又与在港民主人士百余人联名致电慰问平津师生。

4月26日，民进在香港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操纵选举产生的所谓总统、副总统和伪国大的一切决议及未来的伪政府和伪政府的一切行为，表示一概否认。《宣言》庄严宣告：现在“中国人民的力量壮大了。他们唯一的坚决的要把中华民国还给人民，要把中华民国真正地为中华民族所有。他们不但要消灭南京独裁政权，他们还要把拿南京独裁政权做工具、阴谋夺取中国做它的反苏基地而帮助它伪装民主中国、欺骗世界的美帝国主义的恶势力逐出中华民国！”

1948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革命圣地延安，消息传来，民进上下欢欣鼓舞。23日，民进首席理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对外代表马叙伦为延安重光，驰贺毛泽东，全文如下：

毛润之先生：

往昔共事北大，相交失臂，遥念风采，倍增倾企。先生领导人民，卅年奋斗，解悬拯溺，所至欢迎。兹闻延安收复，殊慰喁喁。民赋瞻寒，宇内动色。自此义纛所趋，人情归如流水；逆势自消，余烬扫于指顾。世界和平，待吾国奠其基础；人类解放，实吾人肩其任务。用申贺忱，并勖努力，为国加餐，不胜奉曲。

马叙伦

这份贺信，充分表达了民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倾慕敬仰之情，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民进愿意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坚强决心。

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23日，马叙伦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并在香港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民进第一个地方组织——港九分会

1947年下半年后，随着民进人陆续转移到香港，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徐伯昕等，配合在港的各方面民主进步力量继续开展爱国反蒋活动。当时直接领导民进参与重要革命斗争的中共负责同志是潘汉年，具体联系民进工作的中共党员有孟秋江、司马文森、温崇实等同志。

民进在港九活动的开展，吸引了一批旅居港九的从事文化、教育、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和进步工商界人士，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948年6月26日筹备建立民进港九分会。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等7人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同年8月，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3楼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它是民进在全国首先建立的地方组织。

民进港九分会旧址

1949年4月，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为配合华南的解放，民进总部决定将民进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10月14日广州解放，民进会员陈芦荻、梁纯夫、胡明树等同志随军进入广州，参加军管会工作。陈秋安、范兴登等同志也陆续回到广州。民进华南分会也从香港迁到广州。

1950年4月，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民进中央鉴于华南是解放区，地近港澳，华南分会干部不多，并且组织路线已决定先在大中城市发展，于是决定将华南分会改为广州市分会，并于同年8月成立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备委员会。1952年，为了整顿组织、改变会员结构，民进中央商请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协助，对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进行改组，由德高望重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任主任委员，陈秋安、陆向苍、李燮华为副主委。

1953年2月22日，民进广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

雷洁琼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由各方面著名人士和专家组成，共59人，其中内地委员34人，香港委员25人，雷洁琼被推选为委员。

同年7月，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1990年2月完成起草任务，历时四年零八个月。期间，起草委员会共召开九次全体会议，雷洁琼出席了各次会议，充分发表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虽然雷洁琼那时已经80多岁，但是身体很健康，精力、记忆力都非常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下设5个专题小组，雷洁琼是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的成员，参加具体起草工作。1986年9月，雷洁琼随专题小组访问香港，进行实地调查，与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顾问进行交流，听取各界人士对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香港访问的3个星期内，81岁的雷洁琼参加各种座谈会达110多次，广泛听取了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反映。

几年中，雷洁琼参加了政治体制专题小组在北京、广州、深圳、厦门、昆明等地召开的19次会议，研究和讨论专题小组起草的有关条文的草稿。

1987年7月1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评选委员会成立，雷洁琼作为评委会委员，参加了全部评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