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民进先辈们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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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周恩来同志逝世48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顾周恩来与民进先辈交往的动人故事，从中领略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汲取携手前进的奋进力量。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统战工作的模范践行者。他虚怀若谷，诚恳待人，关怀党外人士，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不少民进的先辈们，在追求进步和革命过程中都和周恩来有过密切的交往，得到过周恩来的教导、鼓励、关怀和帮助。
下关事件后，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医院，看望马叙伦等受伤代表。
马叙伦终生铭记着周恩来对他的鼓励。1946年6月，由马叙伦担任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到南京向国民党政权请愿，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在南京下关火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血腥殴打，马叙伦被打成重伤，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下关事件。事发当晚，时在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深夜两点多就赶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安排让躺在地上的受伤人员住进了病房。周恩来站在马叙伦病床前，神情严肃地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给马叙伦极大的鼓励，他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第二天，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就在国、共、美三方的军调小组会上，就此事郑重地提出交涉，要求严惩肇事凶犯，追究惩处治安当局的责任，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上海的民主运动逐日高涨，国民党政权加紧对进步力量进行镇压，白色恐怖日趋严重，进步刊物被勒令封闭，民进的政治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马叙伦感到时局危险，预立遗嘱，以防不测。周恩来对马叙伦不畏强暴，坚持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十分钦佩，但考虑马叙伦的生命安全，在1947年底，周恩来安排党组织将马叙伦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进行爱国民主运动。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马叙伦在香港积极响应，以民进的名义和个人名义连续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共的主张。为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安排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北上来到解放区。马叙伦于1948年12月到达哈尔滨。1949年初，周恩来亲笔写信给马叙伦和许广平，邀请到北平来共商国是。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2月14日
1949年3月25日，马叙伦在西苑机场参加欢迎中共中央领导到北平的阅兵典礼，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写了七绝四首，其中一首写道：“西山夹翠衔红日，穆穆军容拥帅麾。总为人民尽劳瘁，行装甫卸检雄师。”
雷洁琼在《学习恩来》的纪念文章里深情地说：“周恩来总理的伟大形象以及他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使我永远铭记难忘。我愿将多年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几件往事，倾诉出来，以表达我对衷心爱戴和崇敬的周恩来总理的深深思念。”雷洁琼在文章中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1939年4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去浙东抗战前线视察，途经吉安作短暂停留。我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希望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这时有一位青年地下党员前来找我，要求随我同去。我们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热情的接待，他平易近人、谦虚的态度，打消了我们的拘束。他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观点，精辟而生动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强有力地指明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道理。第二天，他又来到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驻吉安办事处看望我们，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得到他的亲切关怀，我深为感动。
“六二三”下关被打后，我们躺在冰冷潮湿的水门汀地上，在这严峻的时刻，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喜地看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来看我们了，这似一股暖流，给予我们这些遭受创痛的人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次日，邓颖超大姐又买来一套新衣服送来，我换下了被暴徒撕破的血衣。
1949年1月中旬，我和爱人严景耀欣喜地应邀访问华北解放区，来到了西柏坡，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周恩来将我们一一介绍给各位领导，和领导共进晚餐，听取了领导们对形势的分析，还听取我们对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建议。
雷洁琼回忆道：“每当纪念周总理的日子里，总理崇高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总理亲切的教诲又荡漾在我耳边，永远成为鞭策我前进的巨大力量。”
车向忱是东北抗日民主运动的先驱、人民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和高崇民、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沦陷后，他在西安创办竞存小学，收留东北流亡儿童入学读书。1936年，车向忱带领竞存学校师生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他们高举校旗，高呼抗日口号，却遭到军警的镇压。军警向学生开了枪，小学生被打伤，此事引发社会群情激愤，要求和蒋介石理论，这就是西安事变导火索之一。
车向忱配合中共争取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作出过贡献。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18日晚，应周恩来邀请，车向忱参加了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会议主持人向周恩来一一介绍来宾，介绍车向忱是“东救”的负责人，周恩来紧紧握着车向忱的手，笑着说：“噢！车先生，早就听说过了，东北的甘地嘛！”他关心地问起一二·九游行那天受伤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车向忱一一作答。
车向忱在西安办的竞存学校，十年间培养学生5000多人，不少学生投奔革命，有的去了延安或参加八路军。学校还掩护过一批中共党员任教。周恩来指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每月支持竞存学校300元办学经费。
车向忱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是在重庆。1940年秋，车向忱在阎宝航陪同下来到重庆周公馆，周恩来已在门口等候，久别重逢的朋友紧紧地握手。那次谈话，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形势，传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工作方针。车向忱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周恩来又关心询问竞存学校的情况。在车向忱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周恩来约车向忱在重庆新华书店会面，周恩来给出一张5000元的支票，亲切地说：“车先生，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带回去吧！”车向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再表示感谢！
新中国成立后，车向忱担任辽宁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有了更多机会和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始终是车向忱心中不可磨灭的一座丰碑。
冰心家的客厅中，悬挂着周恩来的油画像，这幅画像是依据意大利摄影师拍摄的周恩来照片放大的，画像下方摆放着鲜花，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敬重和思念。
1940年12月在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次茶话会上，冰心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她回忆当时情景：“会开始不久，周从郊外匆匆赶来，他一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房子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顿然欢喜活跃起来了，他和我们几个人热情的握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冰心在日本东京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心中无比激动。当时，她的丈夫吴文藻在中国驻日代表团担任顾问，他们目睹了蒋政权的腐败没落，决心投奔新中国。经过曲折的渠道，终于联系上了关系。1951年8月，经有关部门的安排，一家人乘印度客轮，秘密回到香港，再经广州、天津到了北京，隐居了一段时间。1952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派罗青长把冰心一家接到了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欢迎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回来了，回来好啊！”“总理招呼我们在他身边坐下来，极其详细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我们也就渐渐的平静下来，欢喜而又尽情地向总理倾吐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总理还征求我们今后的工作打算。当天的晚餐是家常的小米粥、炒鸡蛋等四菜一汤，给了我们家人般的温馨。”
“文革”期间，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又转至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前后共20个月。后来在周恩来关心下，以翻译外交外文资料的需要，将冰心和吴文藻调回北京，做了一段外文翻译工作。
1972年8月，冰心应邀出席周恩来总理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晚宴。他早到了一会儿，周恩来见了就说：“冰心同志，进来喝杯茶！”周恩来指着会场里挂着的一幅油画说：“你去过延安没有？”冰心答：“还没去过，争取在走得动时去拜谒一次。”周恩来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冰心答：“我72岁。”周恩来说：“我比你大两岁。你我都年龄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只能是鞠躬尽瘁了。”那时周恩来已是重病在身，冰心体会到“鞠躬尽瘁”四个字的分量。
1976年1月9日，冰心从广播中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泪如泉涌。9日，她去北京医院作遗体告别，15日又在大会堂参加追悼大会。冰心说：“周恩来付出的爱是最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周恩来与赵朴初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朴初有一段时间留在上海工作。周恩来经过多方观察，认为赵朴初是个难得的人才。1954年把赵朴初调来北京，在周总理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宗教工作，参加许多外事活动。有一次，赵朴初和廖承志同去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中日佛教界开展友好活动的情况。周恩来对赵朴初说：“赵朴老你今年六十几啦？”“你年纪不大，早早被人称作赵朴老，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当时赵朴初50岁左右，他笑着解释说：“那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搞慈善事业，请来的都是社会名流，尊称为这个老那个老，把我也叫作赵朴老，以后就慢慢传开了。”总理听后笑着说：“那我今后也称你赵朴老了。”
赵朴初在和周总理长期接触中，从心底里敬佩周恩来的为人。他多次讲过，周恩来确实是做统战工作的楷模，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他考虑问题细致，对人诚恳关怀。赵朴初写过一首《牛之赞》，盛赞周恩来为人民甘当老黄牛的精神。
忍辱负重，艰难劳止。
回首丘山，折齿孺子。
食草一抔，乳如江流。
鞠躬尽瘁，无怨无尤。
猗欤至哉，人民之牛。
每逢周恩来诞辰和忌日，赵朴初都要写诗抒说胸怀，这样的诗词有十几首。在一次纪念会上他说：“写个人的诗词，我写得最多的是周总理，我是一片真心敬重周总理，缅怀周总理。”他又说：“我们中国人对父母去世都很悲伤，一般也就三年时间，以后就淡化了，可是提到周总理去世，许多人至今仍是激动不已，我想这就是周总理的人格力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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