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乐难求，叶圣陶如何慧眼“识”丁玲？
担任《新编小学生字典》编写顾问的叶圣陶
叶圣陶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会主将，也是一名民进会员。他与丁玲的交往，展现了一代大家的情怀。2015年是民进成立7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叶圣陶是在代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时发现并发表丁玲小说的。
丁玲
当时的《小说月报》，经过新文学重要人物沈雁冰（后来以“茅盾”名世）大力改造，使它成了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后经郑振铎等人的努力，《小说月报》当时在全国文艺界，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段时间，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叶圣陶，正代郑振铎主编该刊物。在来稿中，他发现了一篇寄自北京的小说《梦珂》，读出了别具的新意，便立即安排发表。
遇伯乐
《梦珂》的发表激发了作者，她立即写下了自己的成名之作，也是代表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仅如此，叶圣陶在编发了丁玲这几篇小说后，又给丁玲写信，以为她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并说如果作者同意的话，他可以代为与开明书店交涉。小说发表已算幸运，出书就更叫初出茅庐的作者意外了。她当然立即同意。经过叶圣陶斡旋，丁玲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出版。小说的连续发表和小说集出版，丁玲的名声在文坛越来越响亮起来。
数十年后，丁玲在回忆起此事时，感激之情依然浓烈：
“我写完第四篇小说《阿毛姑娘》，把它寄给了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把它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同时回信给我，说把这篇稿子加在一起，可以编一本集子，并且问我是否愿意交给由章锡琛先生主持，他自己也参加编辑工作的开明书店出版。一个才写了四篇小说的学徒工除了对叶先生怀着感激之情外，还能有什么意见呢。但用八十年代的眼光看来，这个学徒工实在是一个傻瓜，竟然没有想到应该请叶先生为这本小说集写序题词至少写几个字在封面上；或者请书店的责任编辑写几句评介本书内容、介绍作者的话；这一些都没有……我的第一本小说能在开明出版，我引以为荣。对于开明书店的编辑先生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师长。几十年后，现在回想他们那时的工作、作风、仍使我感动……”
叶圣陶当时的提携对于丁玲有多么重要，这在外人也看得出来。沈从文在1934年出版的《记丁玲》一书里曾这样说：“她（丁玲）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指当时生活在一起的丁玲及胡也频）意料以外的报酬……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叶圣陶）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至于本书出版后的影响，沈从文说：“丁玲女士的名字，在北方，在南方，皆被年青人用一种亲切的友谊加以注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顺耳的名字了。《在黑暗中》一出版，作家间无人不承认‘这是国内一种崭新的收获’，这收获又显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时代的作品标准，另向一新方向上展开与突进了。”
一封约稿信
1933年，丁玲担任“左联”党组书记，已经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了。1932年“一·二八”战事发生，由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叶圣陶与丁玲均名列其中。丁玲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在约稿名单中，首先就是自己以师礼事之的叶圣陶。经过叶圣陶的扶持，丁玲已经成熟了。
意外出现了。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当局绑架了丁玲，并很快由上海带往南京关押。在这里，她一待就是两年多。丁玲被捕之后，文化界为营救她及同时被捕的潘汉年，组成了“营救会”。蔡元培、胡愈之、邹韬奋、林语堂、郁达夫等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请查明真相，将人释放或移交法院办理。叶圣陶正是签名者之一。最后，文化界的努力并没有使得当局释放丁玲，但却让国民党不敢轻易下手杀害她，还使她的活动在很小范围有了些许自由。
这关闭丁玲期间，文化界一直在关注着这位女作家。鲁迅先生为此写出著名的《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但是，随着关押时间渐久，当局又散布许多不良信息，有关“丁玲转向”的谣言便在文艺界传开了。
尽管后来丁玲为“转向”问题受到很大影响，但叶圣陶却并不相信那些。丁玲关闭两年多后，生活上有了一点点松动，这时，获知消息的叶圣陶，立即给她写去一封约稿信，希望她能为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写一篇作品，以便收入纪念文集。两年多不写东西，与外界基本隔绝的丁玲，接到约稿信，心情可想而知，她于1936年5月3日，急忙回了叶圣陶一信。信中对这个时期的情况及心理有充分表现，内中的愉快、感激之情，有活生生的显露；同时又为自己已有些生疏的笔感到不安（信已几不为人所知，故略录如下）：
……你的信真使我喜欢得跳了起来，我是晚上收到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一点什么东西来到了我的心头，我来回想着一句话：“我一定要赶忙写一篇文章给他们。”你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所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呵！只是我很难过，我怕我锈烂了的笔尖写一点生硬到可怕的东西；我最怕的，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我会使一些爱护我的朋友们失望，我不愿以我的不努力来伤了什么人的心。不过我总写就得了，如果写得不好，你就莫放进去，等下次有比较看得的再放在什么地方好了。我很愿意以后可以写点好的才好！
这封署着本名“冰之”的信里提到要写的作品，便是短篇小说《一月二十三日》。此作品后来收入1936年7月开明书店的十年纪念文集《十年》当中。这是一部为纪念，也为感谢多年支持的老作者的多人集（书店为这批作者付出很高的稿酬）。集中收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巴金、叶圣陶、茅盾、萧军等人的作品。丁玲的作品收入其中，对她的处境是一种消息传递，对她作为作家的个人，精神上及物质上都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友谊长存
1936年秋，丁玲从南京逃出，去往延安。在那里，她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写出了许多与延安战士、领导人及民众有关的作品；通过亲身参加土改，她写出了后来获得声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9年后，丁玲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等职；并主持《文艺报》、《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为培养青年作家，丁玲建议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文学讲习所”），上级批准后，让她任所长。为搞好教学，她曾请教了叶圣陶等在文化方面有很深造诣的老作家。看来，丁玲对那段知遇之恩是念念不忘的。
不仅如此，1950年时，丁玲在一篇《“五四”杂谈》文章中，对当时的作品作了回顾。其中除鲁迅外，她仅列举了两位作家：冰心、叶圣陶。她对叶的作品评价颇高：“那时写小说的很多，写的比较多而且好的还有叶绍钧（叶圣陶原名）。叶先生的文笔是非常修整朴素的，我们读他的小说，从来没有碰见做作的地方，也没有太洋化的句子也不用古文，也没中国半文不白的陈词滥调。而且他的文章也是对旧社会下着批判的……叶绍钧的小说很多题材是写旧中国的腐化的教育……《倪焕之》长篇小说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写这方面的题材的。他早年的《稻草人》也是非常感动人的……这种作品的确会使人看过要去思索一些问题，而不仅当着故事看得热闹，或兴奋而已的。”从这些征引和评论看，丁玲对叶圣陶的作品，颇为熟识，对叶的推崇在那时是相当高的。
但是，丁玲很快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人物；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底层生活了20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由劳改地回到北京。到北京刚刚稳定下来，她便第一个拜访了自己一直执弟子礼的叶圣陶先生。
1979年在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丁玲与叶圣陶交谈。
叶圣陶此时已八十有五高龄，丁玲告诉了叶圣陶自己这数十年的行旅，更多的，他们是拉家常地谈到了早年相识的情形。丁玲心情复杂地说：“叶老，当年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叶圣陶接不下去这句话了，只是温厚地笑着。丁玲走后，叶圣陶回首往事，夜不成寐，他以“喜极”的心情，填写了一首“六幺令”词，感今顾昔：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决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五年之后的1984年3月，年逾九旬的叶圣陶老人，参加了老舍85岁诞辰纪念会，回家后即因胆结石住院。在家人的犹疑中，老人却坚持同意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住院期间，丁玲与丈夫陈明，带着花篮前往看望。叶圣陶十分感怀，手术第六天，他便在病榻上写下《丁玲陈明馈花篮问病作此奉酬》一诗：
三色苍兰一篮盛，红黄粉艳露犹莹。
对花历历念旧情，深感丁玲与陈明。
敢告手术经过好，已能扶起纵远眺。
昔年剖胆今割了，自谓胆量尚不小。
丁玲得到这首诗，“读后令人感奋，欣喜，不能自已。”她希望更多的人来感受老人的精神，便写下一篇“附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叶老曾是我的师长，这次他在病魔面前显示出的顽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浓郁的诗兴，更策励着我辈不敢枉自言老，不敢稍懈自己的斗志。”这首诗和丁玲的“附记”，不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出来。使人们在了解他们友谊的同时，也获知了他们对待生活的精神态度。
1986年3月，丁玲走完了她八十二年的人生道路。年高九旬的叶圣陶先生得知此消息，久久无语，写出一文《悼丁玲》。在回忆起1979年丁玲来看望他时，叶老说：“那一天，她跟陈明一同来我家。突然见到他，我真是又惊又喜。人当然老了，鬓角有了白发，但还是那样热情、健谈……突然她说：当初要不是我发表了她的小说，她可能不会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我不同意这句话，走上文学道路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可是我理解，她并无埋怨的意思，只是表明她虽然经受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却毫不反悔，而且打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对于丁玲的逝世，老人遗憾地说：“要是她多活几年，或者在过去，就让她多写个十来年，那该多好呀。”
本期编辑：吴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