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是日本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粉饰

导语

近段时间，东亚三国中日韩频繁出现影视作品反思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问题——中国的《二十二》、日本NHK纪录片，以及去年的韩国电影《鬼乡》。尽管人们已经习惯所谓“慰安妇”的说法，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日本使用“慰安妇”这个名词，实际上是想试图证明“那些被日军所蹂躏的女子是出于一种自我意愿”。但是历史的真相确是，所谓“慰安妇”，实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以国家名义，以军队为主体实施的性奴隶制度，而且，慰安妇制度绝不是军妓制度。也许已经到了一个时刻，去重新更新我们的认识，让二战时的施害者清楚，所谓“慰安妇”的说法，不是掩盖他们罪行的遮羞布。 

中国大陆导演郭柯执导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上映，成为票房最高的国产纪录片，也再次掀起对“慰安妇”问题的讨论。“慰安妇”这个站在日本军人角度的称呼，遮蔽了其自带的不正当性，战争期间对她们惨无人道的蹂躏，她们在事实上是无可辩驳的性奴隶。 

这些性奴隶，经历战争期间多重的苦难，带着沉重的伤痛，从历史穿行到现在。历史的伤痛尚未褪去，新的冷漠与嘲笑又被附加。 

上海市东长治路的一日军慰安所，这是日军当时在沪大的慰安所“海乃家”的分馆，迄今为止，在上海发现的慰安所总数已达120余处。 

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扭曲

日本政府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已开始推行“慰安妇”制度，随军“慰安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主要是因为在中国上海事变以后，在军队的性需求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为避免士兵强奸被侵略地区妇女，引发更激烈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便设法提供一种“性的慰安设备”使士兵得以发泄性欲。由此，“慰安妇”便作为一个群体，成为日军兽欲的工具。 

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前面排队等候服务

同时，日军把在战略僵持阶段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上的愤懑全部发泄在女性身上；今天会有人质疑，她们受尽百般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什么不选择死亡的方式来解脱？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她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利，在严密监视下欲死不能；靠着坚强的意志活下来的，很多也是等着战争结束获得新生。然而，战争结束后，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吗？ 

从历史中走来，她们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抚慰与关爱。现实中，周围人的鄙夷与唾弃，很多时候她们已是司空见惯。2016年上海一座慰安所“海乃家”被下令拆除时（后被叫停），有人认为该留，有历史意义；有人认为该拆，影响不好。大陆央视记者采访的周围的群众表示，“慰安妇”的存在就是一个耻辱，是国家的耻辱，是不可以放在学校里面的，容易造成坏的影响，而且学生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受访的学生表示“慰安妇”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词。 

“海乃家”

也有群众直接将“慰安妇”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可悲的是，这种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曲解并不罕见。它使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通常选择保持沉默，甚至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逼迫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不仅是内心的屈辱，更有外界的羞辱。她们面对的是在余生中继续遭受漫长的折磨。

慰安妇应当获得正名 

“慰安妇”概念割裂的解读 

在《二十二》中，韦绍兰老人的儿子李善学因为慰安妇儿子的身份以及日本人的血统，年逾七十一直未婚；影片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自身对事件认识的反应，也是社会大众对慰安妇态度的一个聚焦于缩影，是在社会环境中大部分人的态度。 

《二十二》上映后，互联网上有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文章大意是说比之日本人，“慰安妇”更痛恨中国人。有分析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慰安妇老人们自己说的。事实上，究竟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表达了当下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态度，也许稍显偏激，却不能否认它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慰安妇们遭受的歧视与生存困境。 

在此前的《黎明之眼》中，老人们的家属也做出过类似的反应。影片的女主人公刘和美，也是战时的“慰安妇”，她的外孙女在知道外婆“慰安妇”的经历后精神上一系列的波动，以及在刘和美准备与出版社签约她关于“慰安妇”的回忆录时，来自女儿与丈夫的阻拦，她们都不想这段不光彩的经历被公之于众，担心外界异样的眼光，老人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后，选择独自走出家门…… 

我们谈到“慰安妇”，其实大部分时候在潜意识中对这个概念已经做出了两层的解读。将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谈论时，是一个民族被侵略时耻辱的印记，是民族被压迫的符号，此时，公众都充满了同情；然而，回到周围现实的环境中，对慰安妇个体的态度我们却可悲地看到呈现出分裂的倾向，从宏观视野中的同情转为对个体经历的冷眼旁观，甚至是嘲笑。以整体记忆的的角度，她们值得同情；以个体忍受的苦难，在大的环境中却又变得不那么庄重，甚至意义早已被消解。对女性遭受的性暴力产生羞耻感，将“战争性暴力”与“淫秽色情”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混为一谈。 

比之战时忍受的凌辱，今天的这些遭遇使她们心理上承受的折磨，甚至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伤害毫不逊色。

1944年9月，滇西战役中，被中国军队从日军慰安所解救出来的朝鲜慰安妇，右边的一名已有身孕。

集体的反思与警醒

同时，也可悲地看到，国家救助的缺失或者说不到位。个人与民间有限组织的力量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微弱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接受维观天下采访时，曾提到如果说国家有出于大局考量的不得已苦衷，那么对于“慰安妇”以及抗战老兵群体的关注度欠缺则需要反思与检讨。”更大范围来看，面对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群体，在指责日本在教科书中抹去相关历史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检讨，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一段历史，以及形成怎样的历史观。 

1945年，朝鲜慰安妇在冲绳战俘营

在《二十二》上映后不长时间，中国妇女报发文指出，慰安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在概念上再次逃避对中国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罪行。日本政府拒绝赔偿，就是他们认为受害妇女充当慰安妇不是被强迫而是自愿的。无论是慰安妇，还是性奴隶，其实指的是同一个群体。但称呼之变的背后，是对待这些受害者的立场与原则问题。 

作为承载着国家苦难史的个体，她们是活的史料，在被质疑曝光是对她们的二次伤害时，每个人都扮演着什么角色？在这部从历史走来的大型画幅中，什么地方需要浓墨重彩的一笔，什么时候又需要温柔的技法，考验着民族的智慧，也拷问着大众的素质。

千万张面孔，温柔还是冷漠？如果真的关心，请展现这个社会最大的善意，而不是面对“慰安妇”群体概念时的慷慨，单独个人时的狭隘。把受害者当作家人，毫不忌讳地自我代入，这过程的确会很难，不能要求所有人短时间内都能从内心接纳，但请给予她们足够的宽容与尊重。但当上面受访的学生，认为“慰安妇”是肮脏的符号而难以启齿时，我们是不是更需要警醒与谨慎对待，做出集体的反思！ 

历史的印记不会被抹去，饱受折磨得老人却会相继离开人世。这次上映的《二十二》与此前的《三十二》，指的也并不是受害幸存者的全部数量，只是当时尚在世的，且经过苏智良教授等研究者调查确认的老人们。中国许多地方的“慰安所”，通过不同的形式，有不少得以保留，但总体来说，慰安所在内的抗战遗址的破坏速度却是惊人的，很多遗址都已经消失了…… 

苏智良教授曾说，“遇见受害者群体，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就不能转身离去”，如果暂时还做不到，请对她们表示尊重，不要将她们受害者的身份与妓女画上等号，投去鄙夷的目光，因为她们不是“慰安妇”，而是战争年代的性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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