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后再看“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真的错了吗？

二十四年前，美国政治科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

以美苏意识形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终结后，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

一石激起千层浪。三年后，在席卷政学两界的波澜渐入平息之时，这位学者又不失时机地直面众多质疑、挑战之声，以煌煌专著的形式做出正面回应。

对此，追捧者说，这本最终定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著作，乃集亨氏平生学问之大成，更以惊人的远见预言了今日困扰中东乃至全球的教派斗争与文明冲突。亦有鄙夷者论道，亨氏沽名钓誉，为夺“冷战后时代第一预言家”之桂冠、成“乔治·凯南第二”（George Kennan，曾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著名的七千字电文《苏联行为的根源》，预言铁幕的降下与冷战的到来）而故作惊人之语，拨弄视听，或成“自我实现之预言”，盖非学者所为。

廿年匆匆已过，亨氏亦于九年前作古。然其究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怪客，还是因先见之明而不为时俗所容的长者，盖棺之后，竟仍未可定论，此殊为奇特。廿年来，围绕亨氏“文明冲突”预言的论战中，大体以反对者居多。无数当年的学界新秀、“青椒”小伙儿正是靠着批判亨氏而成家成名。

观现实：文明“内部”的冲突不可小觑

如今，面对全球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恐怖袭击，以及袭击后往往站出来“光荣认领”的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激进组织，似乎为亨氏的预言提供了注释和证据。然而，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冲突的细节，反对者死活同样能提出有力的反驳。第一，至今亨氏所预言的儒家文明、西欧与北美的新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非洲文明、拉美天主教文明、印度文明七大文明板块“大整合”后“大斗争”的局面不仅没有出现，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无太大出现的可能。

第二，即便各类伊斯兰激进组织频频发起的暴恐袭击夺人眼球，我们也应看到，在所谓伊斯兰文明圈内部并未整合为铁板一块，而是各国自立山头，甚至相互抵牾、争斗不止，如什叶派的伊朗与逊尼派的沙特就是宿敌。即便在一国之内，不同教派之间斗争的残酷性、对对方人员的实际杀伤数量（如伊斯兰国对其治下的什叶派平民的屠杀）也往往远超对所谓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所作所为。一句话，亨廷顿笔下的那些所谓“文明”，其内部的凝聚力恐怕远远没有亨氏所预料的那么高。恰恰相反，这些“文明内部的冲突”似乎在暴虐程度与破坏性上比“文明间的冲突”更大、更持久。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倾向于用“正统性争夺”与“文明冲突的阶段性”两个视角来解释。在同一个文明内部的不同派系、主张之间，他们的互动频率要比他们与外部的文明的接触频率更高，因而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更大。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基督教、伊斯兰等一神教文明中，不同派系对于“绝对真理”的解释权的争夺更为激烈--譬如，逊尼派和什叶派为了究竟谁才是安拉旨意的唯一代言人、谁才是先知默罕默德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已经争斗了千年。而今，随着沙特（逊尼派大本营）与伊朗（什叶派大本营）矛盾的加剧，这种斗争还有进一步扩大、加剧，甚至有专家认为它有升级为整个中东/穆斯林世界大战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伊斯兰的特性；当年由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大抵也是此因。

最近的“卡塔尔断交危机”更是一例。特朗普访问利雅得，沙特坐庄，大宴宾客，将全世界除了伊朗、叙利亚两个什叶派国家之外的所有穆斯林领导人都邀请到沙特首都，颇有当年武王伐纣前的“孟津观兵”之意。然而，近年来在中东乃至世界外交舞台上越发活跃的卡塔尔，却在沙特苦心经营的对什叶派“统一战线”中，扮演类似骑墙派的角色。它试图成为海湾南北两岸的调停者、中间人。卡塔尔此举的动机，我们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沙特和伊朗之间，以及整个穆斯林“文明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不断加剧的大趋势面前，他们的做法在利雅得看来无意于逊尼派阵营内部的叛徒与鼹鼠--如果不加严惩、以儆效尤，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逊尼派小国步其后尘，选择中立观望、从中渔利，那么沙特的“反伊大业”将很可能功败垂成。

由此可见，伊斯兰文明内部的巨大纷争和冲突等案例，让我们看到亨廷顿有关文明间冲突预言的局限性。而若以其他文明为例，亨廷顿的观点也难以找到特别有力的支持。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传统上的东正教国家，尽管乌克兰西部在后冷战时代受西欧和波兰、立陶宛的影响而加剧了天主教化，但是这丝毫没有弥合两国政府在战略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和冲突；同时也没有在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之间架起“宗教情谊与认同的桥梁”。

认同亨氏理论的人，还往往喜欢用英美的特殊关系来论证“同一文明”、“同一宗教”情谊所带来的纽带作用。但是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首先，从宗教上讲，英国宗教为既不同于罗马天主教也不同于美国新教的“英国国教”--安立甘宗。而历史上那些随着五月花号前后脚踏上美洲大陆的英国移民，也恰恰是不为英国国教所容、屡遭迫害的清教徒--正是他们的后代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主体--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教徒，即所谓的WASP。所以，所谓英美文明同一性之说，恰恰在宗教情感这个领域是不确切的。退一步讲，即便我们接受一些学者所讲的英美在文化、语言、民族上的相似性--这些也似乎的确部分地构成同种“文明”的基本架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相似性是从来都存在的，在美国建国之前都一直存在。可是为什么北美殖民地还会扯起反英大旗呢？为什么英美关系在整个18世纪后期，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敌对、冲突占据上风。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812年英国海军“火烧白宫”的“壮举”--这一事件与珍珠港、911事件被美国人并成为三大“国耻”，是为美利坚本土遭外地直接打击的最惨痛回忆。试问，在那时，在美英两国在陆上和海洋上斗得难舍难分的时候，这些所谓“同一文明”的要素难道就不存在了吗？显然不是。社会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常量（譬如一直存在的所谓'文明同一性'）是不能用来解释变量的（美英关系的变化）。所以，用美国、英国这样的典型案例，也不能为亨氏的理论加多少分。

最后，从“文明冲突的阶段性”的角度看，蒋介石当年的一句“政治不正确”的名言，似乎已经给我我们答案--攘夷必先安内。一个文明，要想去征服、摧毁其他文明，光靠其内部的一两个强大派系恐怕在技术上是难以做到的。这些强者需要首先做到文明内部的整合，然后方能“枪口一致对外”。历史上，无论是匈奴骑兵闯欧洲，还是罗马帝国荡平地中海世界，抑或是蒙古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大陆、中华帝国主宰东亚，都是从内部整合做起：冒顿斩杀所有部落的首领，统一了整个漠北，才能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六百年后匈奴人的后代阿提拉在匈牙利平原上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方才叩开罗马的大门；罗马一定是首先征服拉丁人，然后再同化拉丁同盟者、牢固掌握意大利半岛，最后才敢挑战迦太基、高卢、马其顿；成吉思汗只有在一一削平札达兰人、篾儿乞人、塔塔尔人、乃蛮人，统一蒙古草原之后，才有资本叫板大金国，并征服中亚强权花剌子模帝国，进军西亚、东欧。

因此，即便我们再退一步，索性假定亨氏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所预设的未来世界斗争场景要想成为现实，也至少还要经过一个难以逾越的阶段，那就是他书中所提到的“文明核心国家”对文明周边、外围国家的“整合”。考虑到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尤其是当代世界各国对自身主权与独立的极度珍视、敏感，这一“整合”过程恐怕并不不会一帆风顺。“文明整合”的排头兵欧盟，如今已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岌岌可危；当年试图整合伊斯兰世界的纳赛尔、卡扎菲、萨达姆，不是作古就是命丧黄泉；俄罗斯屡屡尝试以不同途径、理由复兴苏联的疆域或建立某种联邦、邦联的联合体，不仅收效甚微，甚或引发当事国的激烈反弹。东亚的情况又如何呢？几年前，当人们还在热议中日韩自贸区的时候，美国一个楔子打进来，钓鱼岛出事了，中日反目；前年，当人们还在惊叹天安门阅兵式上的中韩蜜月时，一个萨德打进来，中韩成仇。可见，“文明的整合”，谈何容易。

碎片化的文明冲突：全球化对亨氏预言的修正

上文说了这么多，仿佛给人以印象，亨廷顿错的没边。可是，我们又分明发现当今的恐袭确实越来越多的发生在欧美国家，而其发动者同样越来越明显地指向特定的宗教和地区（移民）群体。从查理周刊的惨案，到伦敦桥边的喋血，从布鲁塞尔的机场，再到曼彻斯特的爆炸声，西方世界正惊恐不已。而最让西方人愤怒、忧伤、却又不知所措、无计可施的是，发动这些袭击的人，往往并不是从中东地区远道而来的伊斯兰国暴徒，也不是敌对国家的专业特工，而是在西方国家土生土长的移民二代、中东人后裔。他们从小唱着《上帝佑吾女王》，接受的是英国的正规国民教育，可是到头来，却以震惊世界的独狼袭击像世人宣告自身的民族、宗教和情感认同--我不是“你们”。这无疑让那些为西方民主社会、自由世界兼容并包、怀柔天下的鼓吹者们汗颜。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首先，从技术面上讲，我们必须注意到全球化。而这个因素也恰恰是亨氏在他的书里非常遗憾地未能深入研讨的。全球化不仅造成技术、资金的流动，也带来了人口的迁移。现代的通讯、旅行工具，使得特定人口较大规模的迁徙较之百千年前的前辈们容易的多。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二战后西方社会的变迁，为这种变化种下了远因。一方面，西方世界自由主义，或者说那种最近时长被人称为“白左”的意识形态在二战后，尤其是越战之后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他们所确立的“政治正确”原则，及其对司法、国家机器的建构作用，为这些外来移民争取合法权益、生息繁衍、扎根西方国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西方自身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后现代病”亦层出不穷，于是在无形中为外来人群在其社会内部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可供占有的空间。

然而，自诩为多元化、平等博爱的西方社会，譬如最典型的法国，真正在社会建构、接纳外来人群时，其实骨子里是免不了排他性的，即不可能真正落实到他们所公开许诺、标榜的价值理念。俗话说“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外来人群，即便经历了二代、三代，但在这样一个“熟悉的陌生国度”中迟迟找不到归属感，始终处于边缘，免不了失业与贫困的困扰，那么这样的一群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定是充满怨念与愤怒的。他们的反（西方）社会倾向越强，就越容易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被来自远方的“启示”所引导，从而走上独狼之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亨廷顿笔下那种“整合后的文明冲突”，而是碎片化、渗透化的“文明的冲突”：一种宗教、文明的人群，在另外的宗教、文明的国度里生活，即便已历数代，然而其认同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加之种种主客观因素，遂成为另一种“文明内部冲突”的导火索。对抗当地的政府与社会、响应远方的“圣战召唤”、频频发动独狼袭击，都是其最明显的表现。如果说前文讲的“文明内部冲突”是侧重于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的冲突，那么此处的“文明内部冲突”则又有了另一层地缘政治的含义。

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亨廷顿的预言拆分为两句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稍微公允一点地怼他进行评价。首先，亨廷顿似乎正确地预言了冷战后，在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对抗消减后，所谓“文明”的因素将大幅上升。笔者认为，亨氏的这一观察与预见是相当准确而超前的。然而，他理论的后半句话却颇值得商榷，那就是在后冷战时代，文明将会整合不同的国家，然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七个或者八个以文明（其实质就是宗教圈）为界限所划分出来的阵营，它们间的纵横捭阖、冲突合作将代替国家间的斗争与合作，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主题。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以及对中短期未来的预估都不支持亨氏的上述假设。

这是因为，第一，我们看到“文明内部的冲突”已成愈演愈烈之势，笔者已试用“正统性争夺”与“整合的阶段性”两个视角来加以解释。前者是说，文明内部的不同派系、组成部分为了争夺对该文明的代表权、控制权、主导权而相互斗争，其酷烈程度往往超过他们与外部文明的斗争；后者是说，在整合特定文明一致对外前，通常会存在一个漫长而痛苦，甚至残酷的内部整合过程。第二个原因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文明间的边界在版图上已经模糊，但文明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却并不会必然因为交流的增多而减少。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开放性，使得他们成为一些异质文明（譬如相对于西欧基督教世界的中东伊斯兰文明）进行渗透的对象。这种渗透一开始恐怕并无甚不妥，也根本谈不上“阴谋”、“危害”，无非是西方的自然社会环境吸引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外来移民，外来移民满足后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在西方少子化、老龄化严重，人口构成面临“翻盘”危险的今天，则成为这些国家所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亨氏的成就在于其超乎常人的理论功底和对事务发展趋势的把握，而造成他失败的也恰恰是其对自身功底与洞察力的过度自负。但无论如何，他的观察、洞见，甚至哪怕谬误，都将成为人类探索文明、认识自身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谨以此为纪念这位值得批判的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