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白色恐怖与统独流变，台湾文学中被抹去的“祖国”

近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关注，可以用知识分子和媒体对台湾的论述作为参照。1895年，清廷甲午战败，被迫割让台湾，当时抗日志士邱逢甲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悲愤。但是，20年后，台湾却好似被祖国大陆遗忘的角落。光复后，台湾重新开始频繁出现于大陆的各种媒体。与甲午战败的悲愤情形相比，这个时期关于台湾的议论与打败日本的胜利的喜悦相连。

双战构造下的台湾左翼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岸隔海分治。伴随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韩国、南越成为美国推行亚洲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遏制红色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

在此阶段，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洗礼后，因为那些对时局苦闷、不能理解生活黑暗的人，从不断转化的国共斗争中，看到了在蒋介石之外的另一个中国，寄很大希望于另一个中国，参加了地下运动。不幸的是，1950年代开始，国民党开始进行全面的肃清运动，消灭了大陆来台的进步人士，或是党员，或是同情者，主要的还是台湾本地的工农和知识分子，或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进步势力。    整个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党禁、报禁、出国旅游禁等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甚至许多并未真正卷入左翼运动的青年也惨遭杀害。1952年颁布(1958年修正)的《出版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停止集会、结社、请愿，取缔被认为“与军事有妨害”的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书、告白、标语及其他出版物。配合戒严法的实施，1954年又发起以铲除“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为目的的“文化清洁运动”。在风声鹤唳的历史背景下，犹以1950-1960年代镇压最剧， 左翼力量几乎是全面灭亡。

台湾乡土文学与统独流变

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大反叛，是从1970年保卫钓鱼岛运动开始，“保钓事件”让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深切体会到，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护卫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的。于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上也开始“左倾”。

而此时在政治场域，则是台湾新兴的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取代国民党的老式政权，支持者其实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以及三师（医师、律师、会计师）集团中的人。只要国民党还掌握政权，他们就不可能进入权力核 心。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他们理所当然也想得到政治权力。

在文化战场上，支持乡土文学的，也以台籍的知识分子居多数（他们当然也支持党外运动）。他们的左倾思想其实并不深刻，左“是一种反叛的姿态，乡土文学，正像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是台湾的一种”风潮“ 。当时”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谁也无法说，谁也说不清。”同情下层人民“，大家都有这种倾向；”应该关怀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意思。由此，也产生去台湾本位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的路线统独路线分野。

基于以上所述，很多左翼文学作家在党外台湾本位主义的影响下，被党外乃至民进党把持台湾主体性论述的话语权后，立场转独，但这种与右翼结合的左翼主张，必然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瓦解，沦为虚幻。因为推翻党国体制只不过是右一个山寨国民党的上台，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必然倾向财团、企业家，而不可能争取工人、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以此论之，与他们结合的左派其实根本不”左“，而类似的左翼文学，也不过是强调台湾主体意识，切割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思想铺垫，其本质除了反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更要凸显与对岸的不同。

接驳中国革命余续的左翼爱国文学

台湾左翼文化历经白色恐怖的高压，虽然在1970年代迎来一次爆发，但是在日后新的政治语境与时代变迁中，岛内劳工力量下降，阶级性社会运动尚未真正成长便面临衰落之势;由于李登辉的国族打造工程的收编作用，尽管环境运动、农运和学运等仍继续活动，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因此，从1950年代被肃清以后，作为中国革命与亚洲革命之一翼的台湾左翼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像陈映真、蓝博洲等一批台湾爱国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伴随两岸关系的转变，大陆和台湾如何面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在两岸的不同情势，成为他们文学作品中反思的焦点。在独派文学史的催眠下，他们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经意间也承担起重塑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历史责任。

1937年生于台湾苗栗陈映真，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进步思想，树立了追求祖国统一的理想，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作，曾因反抗台湾当局独裁专制被监禁。获释后，义无反顾投身爱国统一运动，长期坚守台湾文化阵地，他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后创办《人间》杂志等进步刊物，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章，颂扬台湾同胞的爱国爱乡传统，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反对独裁专制，揭露”台独“的荒谬与危害，感召许多台湾同胞走上追求祖国统一的道路。

在此思想驱动下，蓝博洲的的考古与钩沉也接续了陈映真的这一革命理想。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他的成名作《幌马车之歌》从妻子蒋蕴瑜(本名蒋碧玉)及兄弟、同伴的视角展开基隆高中校长锺浩东(1915-1950年)的生命史。锺浩东年轻时崇拜蒋介石，视之为抗日领袖，但思想上受”五四“影响，接触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左倾,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他坚持地下斗争，并印行地下刊物《光明报》，”宣传国共内战的局势发展，进行反帝的阶级教育“，于1949年9月初被捕，1950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周年那天牺牲。

他的另一部作品《寻找祖国三千里》，则展现了一个爱国青年吴思汉，因不满日本殖民统治，带着民族仇恨寻找祖国的故事。

文中写道：1944年4月5日，日本京都。还不到20岁的吴思汉，穿着干净的学生装，踏上开往下关的火车，准备从下关换乘渡轮赴釜山。望着窗外的风景，他想，此行如能成功，那么，身为一个台湾青年的他，就能实际投入祖国抗战建国的队伍了。想到这里，心胸立刻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充塞，眼泪于是就不可控制地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在他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吴思汉的一生徐徐展开，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李纯青，回忆抵重庆时的吴思汉：“他衣衫好几处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肤。”尽管如此，“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风度倜傥，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明察事理。”李纯青因而感叹：“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

抗战胜利，吴思汉也回到光复后的台湾，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如果故事在此时画上句点，纵使千辛万苦，也是圆满结局。然而，生长在1949年前后，一个热血青年注定无法享受普通人的平凡幸福。1950年11月28日，吴思汉作为“匪党支部书记”被台湾当局“明正典刑”。在台北马场町，这位曾经奔到鸭绿江边激动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的青年，身中三弹，倒在5年前刚从日本统治下回归祖国的台湾土地上。

在蓝博洲的笔下，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他写了21本书。几乎每本书，他都聚焦于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前后那段被湮灭的历史。

总结

解读台湾左翼文学，必不可能割裂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若抽去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如果左翼文学不立基于此，一方面以殖民主义霸权格局为前提，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这一论述寻找“本土”资源，那它的命运必然如那些在乡土文学论战后立场转独的作家或文学作品一样，最终彻底迷失理想，划向历史舞台边缘。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宝贵遗产，对历史的“记起”、“再说”并非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创造两岸关系的新格局提供灵感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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