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库：一座晋中城，半部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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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库：一座晋中城，半部中国史】

“一座晋中城，半部中国史”。

“寒食节”发源于介休，牛郎织女的传说发源于和顺，寿阳传说是寿星的故乡。晋中还拥有28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城——平遥，这里也是中国银行业的诞生地。

作为晋商故里，晋中更是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创造了东渡日韩，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各国外贸活动的辉煌，西方学者把山西商人同犹太商人相媲美。

目前，晋中市辖区总面积1.6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33万。

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

介子推（？—公元前636年），后人尊为介子，春秋晋国（今山西介休市）人。

由于晋国改立太子发生内乱，公子重耳只得带介子推等大臣流亡。有一次，公子重耳饥寒交迫饿晕死过去，介子推为了救活重耳，硬是用刀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了一块肉下来，才救活了重耳。

历经磨难的重耳即晋文公登上宝座后开始论功行赏，但却唯独将介子推遗忘。经人提醒，晋文公非常惭愧。马上请介子推来朝受赏，可这时才知介子推已背着母亲隐入绵山(山西介休县东南)。

为了让介子推出来，晋文公三面放火烧山，事后发现介子推母子已在一棵柳树下烧死了。晋文公很悲痛，遂改绵山为介山，并立庙祭祀，由此产生了（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

灵石韩信岭，风光忆淮阴

韩信墓位于晋中灵石县城南10公里的高壁岭，海拔1200米，山势险峻，峭壁深涧。

韩信，汉代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汉初诸侯王，楚汉相争时被刘邦拜为大将，统率全军，足智多谋，辅佐刘邦破项羽，项羽战败，自刎乌江，刘邦遂成帝业。刘邦封他为齐王，汉朝建立改封楚王，后有人告他谋反，降为淮阴侯。

公元前196年，北方陈豨反，与匈奴联合进犯中原，刘邦率师亲征。吕后策划在未央宫将韩信谋杀，遣人带韩信首级送往山西代县晋见高祖，行至灵石城南高壁岭逢高祖凯旋，遂令葬于岭上，随从军士每人捧土一掬即堆成墓。

现存韩信墓丘方圆30米，高10米，墓外原有砖切围墙，内有1米多宽的通道，墓前现遗存有青石刻“汉淮阴侯墓”碑一通。

中国第一家票号诞生地——晋中平遥

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晋中商人尤其是祁县、太谷、平遥商人的商号店铺遍设全国各地。

他们最大的成就，是1824年在平遥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以此为代表的山西票号“汇通天下”，走西口，揽中华，“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创造“海内最富”。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

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

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

辛亥革命中，平遥票号遭受重创。民国21年(1932)，日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

孔祥熙：纽约房屋建筑，不如太谷华丽坚固

“太谷——中国的华尔街”这一说法最先是由谁提出的呢？

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美国人罗比·尤恩森的著作《宋氏三姐妹》。书中描写了宋蔼龄随丈夫孔祥熙第一次回老家——太谷的情况：

“蔼龄后来承认，第一次到丈夫家乡旅行，她是多么提心吊胆。他们尽可能地乘火车旅行，然后孔祥熙骑马，蔼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中。但是，使这位新娘更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旅行结束时，她发现自己过的是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曾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按重要性来说，孔家居‘华尔街’之冠。他们的住宅在当地最令人瞩目。”

孔祥熙出生在太谷县程家庄村，他小的时候是在太谷长大的。孔祥熙和宋蔼龄都曾留学美国，时间大约都在1907年前。他说：“六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的不如太谷之华丽而坚固。”

据孔祥熙在美留学时的回忆，在他少年时期（19世纪末），太谷县拥有家产在300万两白银以上的人家就有13户。如果比照今天的银价，这些人的财富都在1.8-2亿元以上。

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

“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著名建筑专家郑孝燮曾经对祁县乔家大院发出这样的赞叹。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又名“在中堂”，是清代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

《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等影视剧的热播，使这座美轮美奂的古建声名赫赫，其作为我国清代北方民居杰出代表的珍贵价值，也更为人津津乐道。

余秋雨眼中的晋商精神

余秋雨曾撰文《抱愧山西》，他这样说道：

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但在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

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

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仍是山西人。

对于晋商精神，余秋雨总结出了以下四点：

其一，坦然从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其二，目光远大。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府、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栓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

其三，讲究信义。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其四，严于管理。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得利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晋中现代名人：杜润生

如果说有谁曾以深刻的思想影响过当今我国的众多领导人，并培养出能够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的人，那么，杜润生绝对算一个。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县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杜润生的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润生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润生写的推荐信。

总第4461期

责任编辑：刘杨青

微信美编：马晨光、丁红菊

审校：刘延国、王文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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