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他的下一个危机是什么？

中企思智库：

金一南，这位中企思智库首席战略问题专家，今年已经67岁了，与以前比，面容略显憔悴；

金一南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法院第一任院长，母亲郑织文仍然在世，身体健康。

金家六个子女，个个出息，其中金一南最出类拔萃。

金一南讲课有三大特点，一是每次都有新内容；二是观点独特并且为大家接受；三是他不仅仅讲军事，还涉及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人文等，而且都有详实的数字。

12月24日，应中企思主席团成员烟台宝源集团刘宝德父子邀请，于彦忠秘书长和金一南将军将一起为该企业做报告，期待更加精彩。

今天是12月16日周日，我们继续分享金将军在《今日经济》济南大会演讲时的精彩观点。

我们经常讲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智库，而且美国也可以说拥有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就像提出来“美国人最大的敌人是美国”的这个美国学者就颇有见识。还有另外一位美国学者颇有见识，叫彼得·希夫，他在2006年、2007年就准确地预言了美国必然要遭遇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就是由房地产市场破产所引发，他当时就准确地预言了，他现在又在预言美国的下一场危机。他说可能加剧下一场金融危机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身无分文。身无分文从哪来的？就是美国今天的债务。

美国从1776年建国，债务不到1万亿美元，2008年奥巴马上台到2016年特朗普上台，美国债务20万亿，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你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够还债的。所以彼得·希夫讲，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债，国家债务太高，美国人实际上已经身无分文。

美国国家债务飙升为什么这么高呢？问题是中国贸易盈余高吗？这不是问题，问题是美国人不存款，美国69%的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内，1000美元合人民币不到7000块，放在中国，全家存款不到7000人民币，这不是开玩笑吗！美国就开玩笑，美国40%的人没有存款，69%的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下，他们不储蓄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各大银行没有人去存钱，银行没钱。

中国人都存钱，储蓄极大的支持了政府，而且我们相信银行不会倒闭的。美国不行，美国稍有风吹草动就挤兑，本身也没多少钱，都欠债。

所以美国现在的大问题是国家除了发国债没有别的渠道，从民间收集不到钱。

特朗普也希望减少债务，第一在减税，减税政府收入就少了，然后国防投入巨大，现在飙升到7160亿，而且特朗普又恢复美国人登月，要登上月球，当年之所以美国阿波罗计划之后不登月了，就因为没有钱，特朗普现在恢复登月。特朗普还要建立太空部队。还有大规模的基建，钱从哪儿来？只有发行债务。所以彼得·希夫预言，就特朗普这种花钱的速度，到2020年美国的债务要达到25万亿美元。他说照这么折腾下去，到了2024年那个任期，美国的债务就肯定要突破30万亿美元，这就太可怕了，最后要拖垮的。

美国一些清醒人士认识到，美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自身，就是那种自身极其膨胀的愿望，唯我独尊的愿望，老子天下第一的愿望，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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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共有兄弟姐妹6人，各人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都颇有成就。母亲郑织文每次谈到儿女时，总是满脸的自豪，同时眼泪还在眼眶打转：“他们个个像雷锋一样，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个个是我骄傲的资本，让我感到自豪，又让我感到阵阵心痛和淡淡的歉疚，让他们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苦难。”

长姐金一平：“我不想靠爸爸吃饭”

“她是我的主心骨，家里大小事或我遇到困难拿不定主意时，她都会帮助我，她关心每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和学习，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家里需要，她都会尽全部力量而从无怨言。她是个智商很高的人，她从小贪玩，读书时，从不见她很卖力气，但学习成绩一贯很好。”金家这六个孩子中，母亲郑织文认为最优秀的是金一南的大姐金一平。

金一平是哈军工的1967年海军无线电专业的高材生，后成为化工仪表高级工程师。有一年，金一平到南京出差，住在当时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家中，因咽炎她说话发不出声，可照样早出晚归去工作。后来，廖汉生对金如柏夫妇说:“我见到过很多高干子弟，金一平是最出色的一个。”

父亲金如柏被“平反”以后，总参要恢复通信部，他们夫妇想让金一平到部队去发展，不料金一平却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想靠爸爸吃饭！”金一平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她后来的工作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机遇，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但是她工作地很努力，到年龄退休时，又“返聘”了她五年专门做房改工作。

谁都知道房改是最困难的工作，金一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工作中从来不吃请，不收一分钱，圆满完成了单位房改工作，受到大家拥护。领导惋惜地感叹说:“金一平这个人才发现晚了!”

二姐金一宏：“文革”中的幸运儿

金家老二姑娘金一宏，是母亲的“小棉袄”，她性情温和，与世无争，很能体贴人。

她在文革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她当时正在二炮的一个医校里学习，是正式军人，没有受到冲击。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合肥工作，还是当军医，一直在病房里当了17年临床医生。

1984年金如柏病故后，组织上为照顾家属找她，由于她也属二炮的系统，就把她又调回到北京，因为她的临床经验比较丰富，所以组织上就把她放到保健室，让她当保健医生，在二炮门诊部保健办，她从保健医生到保健室主任，一直干了20多年。

金一宏那个保健室是专对军以上干部的，她经常是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从无怨言，在这工作20多年里很少休过假，有时回到家里看望父母，但只要一来电话她就走。

有一次，跟着领导到甘肃去，路上翻了车，她摔断了两条肋骨，回来一天都没有休息，接着就工作，她经常半夜里走天亮才回来，但从无怨言。

最后到了退休年龄，领导上开常委会，大家一致通过邀她再干两年。又干了两年后，最后领导说：“二十多年了，我们很难再有你金一宏这样的保健医生了。”这句话，也是对金一宏的最大奖赏。

三姐金一涛：父母的宠儿

金家的老三姑娘金一涛，少年时学习认真努力，成绩从来都很优秀，为此得过不少奖状，是老师和家中的好学生。“她是我和她爸爸的宠儿。”母亲郑织文曾说。

“文革”中父母被关押，大姐二姐都在外地，大弟也到陕西插队去了，父母的工资被停发，他们这些孩子，每人每月只能领18元的生活费，金一涛带着年幼的二弟金一南和三弟金一伟勉强维持着生活。

她想方设法让弟弟们能安心呆在家，不到社会上惹事。上山下乡热潮中，金一涛也没能幸免，和同学一起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

虽受到父母问题的影响，但她在劳动中仍然因积极努力而受到表扬。一次在收割中因皮肤过敏，暴露在外面的脸、脖子、手脚都长满了脓包，就给姐姐写信要她寄药，信被姐姐转给了母亲。

郑织文此时已解除关押，得知后立即前去内蒙古找到兵团，经过很多努力，才将她带回北京治疗。

金如柏解除关押回家后，把金一涛和她大弟金一明送到昆明参了军。金一涛开始在医院当卫生员，后考入云南省中医学院成为一名“二农兵学员”。她热爱中医，又自己兼学西医，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从不懈怠，对病人一视同仁，细心耐心，后来成为二炮总医院消化科的专家，现已退休。

大哥金一明：“我们千万不能欺侮老百姓”

金一南的大哥金一明，在家虽排行老四，却是个识大体、顾大局、发展比较全面的孩子，他心里装着家里的每件事每个人，是个长子模样，在“文革”中也是受苦最多的一个。

金一明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对军人很崇拜。1959年姐弟六人跟父母第一次来北京，适逢建国10周年大庆，母亲带他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阅兵预演，威武的海陆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各种新式武器从天安门前展示而过，他不由兴奋地跳起来，大声喊:“妈妈，我不是做梦吧?”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1964年邢台遭到大地震，他和一南、一伟将100多元钱捐献给地震灾区，这些钱是他们三个一年多以走10多里路代替上学来回坐车而省下来的车费钱，当时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挫折是人生的必修课，一旦遭遇，它会提供另一种机会。人性的某些物质，往往由挫折和苦难得到更大的考验和提高。金一明在《插队的日子》一文中写道：

1968年12月23日，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下“在劫难逃”了。

新年没到，学校就通知我“已被分配到陕西省宜川县寿峰公社插队落户”。没几天，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也来警告我：每月18元生活费停发，户口已经注销，必须离开北京!我多次提出，离京前想见父母一面，但造反派就是不准。

1969年1月9日，我背着铺盖卷离开了家。出门时，我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头也没回。其实我心里知道，三姐和弟弟们都站在门口，目送我一步一步离家远去。

我插队的地方是陕西延安地区宜川县一个偏远的、落后的山村。刚到村里时，我被原始的劳动工具和劳作所震撼，那时生活十分艰苦，一年的劳动所得还不够买趟回家的车票。

但插队的日子再苦再累都比不上精神上的痛苦，因家庭问题，我参军上学招工都被拒绝了，这让我感到前途渺茫。1971年10月，村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

1972年10月，父亲被“解放”，我也有了参军的机会。离开村子时，乡亲们估计我不会再回来了，男女老少七八十口人把我送到村口，五六个小伙子非要结伴把我送到百里外的县城，看我上了车才离去。

有了插队的经历，我不会再向命运低头，不会输给自己!有个想写知青生活的四川青年作家问我:几年插队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我知道什么是老百姓，我知道我也是个老百姓，我们千万不能欺侮老百姓。

金一明后来到防化学院学习，他是第一批参加成人高考并取得文凭的，为此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每年上级考核中，他在总参军训部都名列前茅，一位军委的领导曾对金一南说：“你哥哥非常优秀。”2007年7月，金一明被授予少将军衔。

弟弟金一伟：以小学六年级的文化水平考上大学

金一南的弟弟金一伟，是家里最小也是最调皮的一个，出生于1954年8月。

由于工作繁忙，金如柏根本顾不上家，也顾不上金一伟。直到金一伟长大，父亲都从来没有抱过他。“文革”中父母被关押时，金一伟还只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因无法上学也无法工作，他成为“待业青年”在家赋闲两年。1972年，金如柏被“解放”后，立即安排金一伟参了军。

金一伟当兵三年期满就复员了。回来时，因为他没能入党也没能提干，金如柏气得不得了，不让家人到火车站去接他。

后来，金一伟就被分到一个外文印刷厂，当了一名印刷工人。他为人诚恳，性格和善又热爱劳动，他吃苦从不说苦，别人最爱让他帮忙做事，他总是做得令人满意，即便有时错怪了他，他也从不辩解。他的出色表现得到厂里所有领导的认可。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金一伟因当兵没当好，精神上有压力，于是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根本没上过中学，哥哥姐姐们鼓励他好好自学。

厂里是8小时工作制，下班后在大哥大姐的帮助下，他每天都学习到晚上12点以后。

努力了一年，他终于在1978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大学毕业后，金一伟被分配到文化部，历任文化部计划财务司统计副处长、处长，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副司长等职。

现任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中国统计学会文化统计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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