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打压数十年，日本为何依然能崛起，这四大战略令美国无奈

中企思智库，企业家第一智库：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习近平

老大与老二相互争斗，几乎是铁律，没有一个老大乐见老二超过自己；

美国与欧洲、美国与日本、美国与苏联都曾经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展开较量，结果只有一个，美国胜；

谁都想争第一，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当年费德勒、纳达尔称雄网坛时，德约科维奇还名不见经传，但德约科维奇卧薪尝胆五年，现在，德约科维奇在硬地比赛打的费德勒、纳达尔抬不起头来，只有俯首称臣。

现在很多人提问，面对美国贸易战，我们就没办法吗？不是，中企思智库企业家理事会常务理事、河北明城恒盛集团董事长张志国有一句名言：办法总比困难多。

直到今天，贸易问题仍然是美日之间重要的摩擦源。其实，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绝对是少见的：

规模大，是发生在全球经济第一、第二国家间的面对面碰撞；

时间长，前后持续40多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平静。

但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却创造了一个“奇迹”：被打压40年里，日本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经济体。

日本国土面积小（大致相当于云南），人口多（全球十来名左右），自然资源贫乏。最要命的是，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都置于美国的军威之下。

考虑到这样特殊的内外部环境，日本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是日本且退且战，以拖待变。

其中，最主要的一招叫作“自主出口限制”，也就是日本方面主动在非重要产业、领域适当让步。比如，1971年，日美间正式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日本1971年后的3年里，对美国的毛纺织品和合成纤维制品的年平均出口增长率分别控制在1%和5.2%以内。

类似的还有日美钢铁产品协议、日美彩电协议、日美汽车及零部件协议。日方对美相关产品出口增速得到控制。

通过这种方式，对日本来说，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日本直到今天在美日关系中仍然处于弱势，更不要说是冷战的大背景下。

但同时，也缓和了相关领域和美国的冲突，为国内产业发展赢得喘息机会，避免了对就业市场的剧烈冲击。

有意思的是，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后，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平均出口单价上升，出口汽车向高附加价值发展。

二是主动承压，全力推动产业升级。

日本对传统企业在主动进行自主限制的同时，还在积极寻求转型。

还是拿纺织来说。

日本碳纤维起步比欧美要晚，发生棉纺织品贸易摩擦后，日本纺织企业开始进入碳素纤维领域。其中，东丽公司在世界碳素纤维市场中的份额位居第一，到2015年碳纤维营收占比只有8.85%，但却贡献了高达23.38%的营业利润。东丽已成为波音公司最稳定、最主要的供货商。

更重要的是，顺势而为，鼓励创新实现产业升级。

在家电、钢铁、汽车等领域贸易激烈摩擦的同时，1978年，日本推出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聚焦电子计算机、高精度装备、知识产业发展，投入大笔政府专项资金进行补贴、资助，并给予税收和金融方面优惠。

在这漫长的40年打压中，创新逐渐成为日本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是回避锋芒，开辟海外战场。

作为岛国，贸易是日本立国的重要基石。如何让贸易不丢，日本用了两个手段。

其一，大规模向外直接投资。

1986年，著名的《前川报告》提出摆脱贸易问题造成的国际“孤立危机”，日本要加快扩大海外投资，把全面国际化作为日本的立国之策。

其实，早在1970年代日本就开始了海外产业布局。日本在韩国等亚洲国家建立纺织品、电器工厂，把亚洲变成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加工地”，同时，还带动了日本零部件、成套设备的出口。

1986年开始，日本对外投资达到高潮，还开始大规模向美国直接投资，1988年超过45%资本流向美国。

像汽车产业，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投资生产。随着这些工厂在美国陆续投产，1987年后日本对美汽车出口逐渐减少。但实际上，日本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

另外，日本也更加重视美国之外的市场，发展对欧盟、中国等市场贸易，通过出口多元化，分散对美国单一市场的高度依赖。

四是内部挖潜，收入倍增造就日本黄金时代。

高度依赖出口，如果又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对外贸易很难避免冲突。

所以，必须把经济发展从“依靠别人”（外部市场），变为“依靠自己”（国内市场）。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

到1967年，日本就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到1973年，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

从此，日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一亿总中流”。普通人变富愿意消费，企业愿意扩大投资，这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最大底气。

到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相关链接】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真相

有人说，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是美国的贝克，而是当时的日本藏相(财务部长)竹下登(1987～1989年期间担任日本首相)，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

1995年，日本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报道，竹下登本人承认了上述说法。

关于竹下登主动参与筹备广场会议的一个佐证是会议召开的时间——1985年9月22日。选择星期日公布重大消息是各国政府的一个惯例，因为金融市场休市，这时候宣布消息可以给市场充分的反应时间。9月23日这一天是秋分，是日本的公休日，而欧美是不休息的。

据参加广场会议的、当时的日本大藏省财务官大场智满回忆，当时代表西德参加会议的西德中央银行总裁培尔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之后第一个面对市场的国家，因为东京外汇市场在最东边的时区。后来得知第二天是日本的公休日，西德因此成为第一个开始营业的市场。培尔满脸不悦，认为落入了日本预先埋下的陷阱。

即使竹下登没有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是最受瞩目的一位。有一个细节是，在与会国的G5之中，媒体特别把美国和日本称为G2。广场会议前后围绕竹下登有太多的小插曲。比如，会议之前为了保密，竹下登在赴美之前先与人约好在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然后虚晃一枪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上了飞机。同机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则戴了一副大口罩，以防止被媒体辨认出来。

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 “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责任编辑：钟思

微信美编：启明

审       校：智慧

点击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