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40年严重的外交事件：驱逐中国外交官
【中美建交40年严重的外交事件：驱逐中国外交官】
中美1979年1月1日建交，今年正好40年；
1966年2月12日， 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
1966年7月，约翰逊总统在一个题为《亚洲和平的要素》的讲话中，呼吁在亚洲的敌对国家相互和解，重申他对进行双边接触的兴趣。这是15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对新中国做出的最为和解的姿态。
1966年9月以后，美国官员在华沙的双边会谈上不再提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阴谋”。这一对华政策的新路线被美国政府称之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约翰逊政府对中国的新态度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1966年3月，J. 威廉· 富布赖特( J. W illiam Fulbright)领导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12次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吸引了美国公众的广泛兴趣。在听证会上，除了少数保守主义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言中都要求政府软化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到1967年，美国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不是美国"。
在中国方面，苏联于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担心增大，开始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公开把苏联视为比美国更大的威胁。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并在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中达到了顶点，两国都在共同的边境地区大量陈兵。尼克松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中苏分裂看做是当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国际冲突之一。当尼克松政府迫于国内反战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压力实行美国逐步从越南脱身的计划时，中美之间矛盾的重要性减轻了。
实际上，早在1967年尼克松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越南后的亚洲》的文章。他强调，“将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可能是很有限的”，美国不应当“ 把中国永远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二战后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业已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日、西欧五种力量组成的多极结构，美国应在这个“多边外交的新时代”中利用中苏分裂，并在五种力量中心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在宣誓就职仅仅12天之后就要求政府官员试探同中国官方接触的可能性。同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宣布取消某些对华贸易管制，并放宽了去中国旅行的限制。不久，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1970年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宣布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
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些迹象。此时，中苏之间的严重对抗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因此面临着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重大的战略决定：尝试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对于中国来说更危险的敌人——苏联。
1970年10月1日，中国向美国发出了一个和解信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应邀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安排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斯诺，并表示中国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抓住时机，作出决策。
1971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10~17日访华，以此表示中国对同美国交往的诚意，也因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
反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利益推动中美这两个冷战对手走到了一起。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经过中美双方的频繁磋商和精心设计，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实现了其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尼克松在次日与周恩来会晤时，私下保证美国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支持任何可通过谈判达成的“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尼克松访华也标志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失败。中美两国关系的和解极大地缓解了来自北方的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与一大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从此，中美两国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通向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在中美高层官员的互访基础上，两国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得以开启，但两国的贸易、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仍然受到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毛泽东时代后期相对封闭政策的阻碍。此时，两国关系的核心可以说是联合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
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时曾许诺，如果他能得到连任，他将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然而，无论是尼克松还是他的继任者福特都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他们都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也追求同苏联的缓和。尼克松在第二任期一开始就忙于同苏联达成关于核裁军的各种条约和协定，美苏之间开始了另一个缓和阶段。这些引起了中国的担忧。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状况都阻碍了中美建交的进程。到1976年，中国的周恩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相继逝世；在美国，水门事件之后接任尼克松的福特总统也面临着新的大选。当两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停滞了。
中美两国在共同努力下，克服了巨大障碍达成了妥协，于1978年12月15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为东西方全面交流奠定了基础，国际大企业们蜂拥而至，争抢着来开拓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而中国也在这场世界经济浪潮中日趋成熟。
责任编辑：钟思
微信美编：启明
审 校：智慧
点击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