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超大规模“新基建”，放走机会不仅仅是放弃了财富，而是在削弱你在致富竞技场上的力量
【疫后超大规模“新基建”，放走机会不仅仅是放弃了财富，而是在削弱你在致富竞技场上的力量】
中企思智库，企业家第一智库：
这几天除疫情报道之外，最热搜的词就是“新基建”了吧，政府将在未来3—5年超大规模投入30—40万亿以上资金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有人说这是一个重大机会，应该抓住，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决策，因为它可能有挤出效应，把正常运转的市场规律破坏；
百年大变局，千年大机会，看谁能抓住，冒险要付出代价的，求稳同样也要付出代价，不进则退；
拥有的东西越多，力量就越大。机会来了，放走它不仅仅是金钱，而是在削弱你在致富竞技场上的力量。
对于商人来说，我押上去的是金钱，赌出来的却是人生！
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举，就像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滞胀与里根经济学，计划经济与邓小平改革一样。化危为机，当前，中国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产、提振消费”。
因此，有学者提出，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新基建”，新未来，新的发展理念。
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认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在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
二是新的地区。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
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阿里、腾讯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
四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因此，我们建议还应加强软的“新基建”：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新基建”是未来发展的短板，这些领域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的大国重器。
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刊文强调，要正确看待“新基建”的功效，必须考虑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是否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刘元春认为，需理性评估目前包括“新基建”在内的各种新刺激规划和政策建议，防止在“后疫情”期间出现“过度刺激”与“扩展不足”的困境。
近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突如其来的冲击，不少研究机构提出投资刺激等建议，其中又以5G、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概念最为火爆。
刘元春认为，2020年经济运行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计划。
刘元春认为，应理性、审慎地评估类似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的新刺激方案。他认为，中国目前不仅没有实施类似4万亿刺激计划的更为积极的刺激政策的政策空间，也没有出现类似2008年的持续的、全面的、以外部需求和内部房地产为主导的负面冲击，更没有重蹈当年刺激政策覆辙的必要性。
他分析称，4万亿刺激计划的重点是“铁公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2009年基建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作用下月度增速超过50%，年度增速达到42%，但总额仅为5.8万亿，占GDP的18%。2019年基建投资总额已经达到17万亿，与GDP的比值接近18%，基建增速要提升10个百分点就需要2万亿的资金支持，如果提升20个百分点，其资金的来源以及占GDP的比重可能就会过大。
他还分析称，4万亿刺激计划的工具是以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为主，辅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19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没有类似空间。
近期全国31个省份宣布的投资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对此，刘元春认为，如果据此得出“中国将展开比2008年多十倍的疫后超级刺激计划”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所谓40万亿是各省的新投资计划，覆盖未来4至6年，必须要认识到各省市所抛出的计划投资总额比实际投资大得多，其目的是为争取中央项目和相关资金支持打下基础。
对于“新基建”是否需政府作为主角“操刀”，刘元春的观点之一是，必须考虑政府大规模投入新基建是否会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产生新的市场扭曲。
他认为，事实上，新产业在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具有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大量的新产业核心短板并不在于物质资本，而在于技术、软性基础设施以及研发投入；二是很多新产业的基础设施与实际产业生产很多是一体的，而不像传统产业很多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并与市场运行行业有截然的分离。
因此，这些新产业的硬件基础设施、软性基础设施、实际物质资本以及其他营运成本往往是由企业根据市场原则进行一体化投资和营运，如果政府大规模进行这些行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将产生两大问题：第一，政府将大规模挤出现在经营十分成功的企业；第二，很多技术很可能被政府锁定，导致这些产业难以在竞争中进行创新和择优，导致新的市场扭曲。
刘元春同时认为，应探讨大幅度扩展新基建是否会打破很多新产业自身发展的市场规律。目前中国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市场发展十分迅猛和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产业遵循了市场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政府利用大规模的投入来加大这些领域的发展是否会导致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干扰，这值得研究。
最后，刘元春建议，应设计一个能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冲击、有弹性的扩张方案，建议弥补疫情损失和提升经济增速可以坚持短期与中期结合，以“3万亿减税降费”+“2万亿基建扩展”为基础来进行设计。
具体而言，3万亿减税降费主要瞄准短期疫情救助和经济循环的常态化，核心落脚点在于：疫情阻击战所发生的各项财政支出；复工复产所采取的各项补贴和税费减免；2019年底计划的减税降费项目。中期基建扩展导向则可聚焦：以5G和大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基建；以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各项投入；以全面脱贫为导向的扶持；包括教育在内的新型民生工程；促进新型消费的各项工程等。
资金来源方面，他对财政政策的建议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计划财政赤字从2019年2.8%扩展到3.5%，直接导致预算支出水平可以提升1万亿左右；二是将地方专项债券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提升到3.15万亿，扩大1万亿。
责任编辑：紫青 审校：古北
微信美编：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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