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垚 党晟 | 蔚县——遗忘的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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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凤凰台北边缘的任家庄村（北朝南），自右下至左上依次为军堡、旧村废墟和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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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遗忘的塞上

丁垚 党晟

蔚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南端，首尾相接的太行与燕山两大山脉横亘在它和华北平原之间。蔚县之地最初进入汉语的历史书写，是作为一个以畜牧为主，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小国，称作“代国”。公元前 5 世纪上半叶，代国被位居其南的赵国吞并，公元前 4 世纪后半，赵国在此设置代郡，公元前 3 世纪，秦灭六国，将疆土划分为三十六郡，代郡为其一。后经朝代更迭，代郡的范围屡有变化，直到 6 世纪，它作为北魏帝国北部边疆的一部分在戍边将士的起义战争中被彻底摧毁。8 世纪初，荒凉了近两百年之后，这里迎来了处于鼎盛时期的唐王朝的驻军，地名也从代郡变成了蔚州。直到20世纪初，蔚州改为县，即今天的蔚县。两千五百余年里，不论是作为代郡还是蔚州，这片土地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王朝之间，常常因南北势力的消长，摇摆于长城内外——北齐长城（6 世纪）建在它南边的山脊上，而赵、秦长城（公元前 4 － 3世纪）和明长城（14 世纪）则在北边百余公里之外穿过——因此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这里又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塞上。

▲本文提到的地点在蔚县县域的位置

笼统地说，蔚县位于“农牧交错地带”，或是“长城地带”，因自然、地理的具体条件和历史因缘，又有一些自身的特点。目前的中国学界，各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针对某一县域这样中观空间尺度上的研究方兴未艾，时间跨度虽互有参差，按材料的丰富程度，又普遍集中在明清两代（14 世纪中到 20 世纪初），蔚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学者们关注到了它作为明帝国的北部边疆而展开的村堡建设运动和“军事－民政”双轨管理体制，作为清帝国的腹地而呈现的军民合流和商业繁荣，今天蔚县的空间格局，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明清时代塑造的。回顾历史，这种军事化到非军事化的结构性转变，其实是反复发生的。这幅宏大画卷的早期残片，如今散落在山水之间，埋藏在耕土之下。我们在蔚县的工作，最初将考察古建筑（多为明清之物）作为出发点，也因为身临其境后无法对它壮美的山河和古老的传统视而不见，而开始关注更广阔的城乡空间和更绵长的历史时段。

离开喧嚣的都市，走在蔚县空旷的原野，不免感到身处塞上的孤寂，幸而有过往那些伟大的“旅行者”相伴：赵国王子（赵襄子）曾“从常山上而临代”，俯瞰这片志在必得的土地；西汉史家（司马迁）随武帝出巡 “自代而还”，搜访上古久已失落的传说；曹魏黄须将军（曹彰）跃马桑干渡口，大破桀骜不驯的乌桓；北魏居官学者（郦道元）亲历河溪婉曲，寻找遗失的东代故城；唐代高僧（一行）穿越八千里路的日影测量，蔚州军镇为其一站；契丹皇帝（圣宗、道宗）亲临金河名刹，助北国的佛学中心与五台圣地抗礼；金末真人（丘处机）西游万里归来，设醮三关河畔为幸存于乱世的百姓祈福；明代大儒（顾炎武）登上九宫山口外的高丘，诊视天下郡国地形之利病；清季守臣（庆之金）遍访遗碣考证山川，纂为代蔚最完备的地方史乘。当然还有当代那些或曾结伴同行，或暂擦肩而过的学人和爱好者们的记录和辨证，让我们得以怀着温热之心在这久被遗忘的塞上之地按图索骥， 重新审视或猝然发现一个又一个惊奇。

▲远眺冬季的小五台山（北朝南）

蔚县县域南半是山区，北半是盆地，盆地中大河自西向东流过，县城就坐落在南岸。地质年代标尺下，山地的隆起是极迅速的，在盆地边缘立起一道屏障，这岩石之潮，到东端掀起了数朵浪花，便是小五台山，它的最高峰海拔达 2 882 m，山顶积雪春秋不化。辽代以前，它被称作 “倒喇山”，最早被北魏旅行家郦道元记录下来。“倒喇”是中国北部尤其是燕山南北地区古老而独特的山水名，上至古代传说中黄帝定都的“涿鹿（亦作浊鹿、独鹿）之阿”，下至依然矗立在燕山南麓的唐辽巨刹“独乐寺”，读音都很接近。唐代时，这里传说是普贤菩萨示现的圣山，吸引着巡礼五台山的僧俗前来，在 10 到 12 世纪多国并存于东亚的时代，它作为辽国的建立者契丹人着力营造的佛学中心，与北宋境内的五台山相比肩而亦称五台，鼎盛时期有“金河十寺”错落其间。宋辽的对抗早已结束，小五台的名号却沿用至今。这片山峦无疑是蔚县乃至整个塞上地区地质和文化景观上的双重地标。

▲俯瞰夏季的壶流河北流段（西南朝东北）

县域北部的盆地群山环绕，壶流河从其西端发源，向东沿着大地的断层奔流，又向北切穿了一片低山，汇入桑干河。郦道元的时代，这条河名叫“祁夷”，隋唐以后，则以北方颇常见的水名“葫芦”见称，也就是今天的“壶流”。仅就蔚县盆地来说，壶流河分开的南北两岸，正是局部的农牧分界线：北岸地层抬升，溪涧下切，无灌溉之利，惟天雨是赖，适合放牧；南岸地层下沉，南山汇水在地表形成一连串的泉眼，浇灌之余，更可改善土质，利于农耕。因此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早期定居遗迹，多分布在南岸。壶流河与桑干河交汇的渡口，正是三国时代曹彰曾经征伐乌桓之处，东汉、曹魏帝国境内的代郡北部之所以成为像乌桓这样的游牧民族生息的家园，除了自然条件的适宜，更重要的是彼时朝廷主动吸纳游牧人群内迁，可以缓解边疆地区的军事压力。

▲秋天的凤凰台和它西边缘的西大坪村军堡

（西南朝东北）

壶流河在北流的一段与盆地东端发源的定安河交汇，两河夹出一片三角形台地，兀自高出河滩几十米。断崖在阳光下呈现出白色和灰绿色的层带——这是湖相沉积物的特征，是曾经盘踞盆地中央的古代大湖的痕迹——台顶平旷，农民耕作依靠的只有风积在湖床上的薄薄一层黄土。但这台地恰好坐落在盆地内四方交通的十字路口，历来为兵家所必争。完成吞并代国功业的赵襄子死后，其子赵桓子曾自立于代。按郦道元的记载，台地最初的名字，正是“桓都山”——顾名思义，即赵桓子所都之山。桓都山在明清时俗称“四十里坡”或“凤凰台”，为抵御蒙古部落的侵袭，明帝国的军人们沿台地边缘建起了七座城堡，或大或小，或方或圆，至今仍静静守卫、凝望着往来行旅。

▲冬季的三关河畔（西北朝东南）

凤凰台西南面的断崖下，有数股溪流汇集成一条小河，仿佛白练千匹，一时舞乱。当中靠西的一股，称作三关河。“三关”之名得自水畔的村落，这不起眼的小村，堡墙环绕，居高临下，也有几分神气。小河得益于山水的补给，又有地热的加温，经冬不冻，藻类常青，无怪这里从旧石器晚期开始，就已是人类的乐园。东岸新石器时代的“三关遗址”蜚声考古学界——上古时代，三关河畔就是各路考古学文化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三岔口”了。像三关河这样温婉的溪流在盆地南部并不鲜见，她们比起“沙寒水劲”的壶流河更称得上是蔚县的“母亲河”。“三关”在12世纪时本作“三馆”，大概是临着大道的馆驿，还曾邀得长春真人丘处机亲登醮坛为民众祈福。此后或许因为驿道的北移，这里渐趋萧索，村名的原意也被忘却了。

▲俯瞰代王城遗址（西朝东）

右上角山谷即九宫口

在“三关遗址”最上层留下青铜时代（商代）的农耕遗存以后，蔚县盆地开始被半游牧人群“戎狄”支配，此间考古发掘不见房舍，惟有墓葬，直到赵国势力北扩，带着先进的铁器农具和耕牛殖民于斯，跨时代的雄伟城池如同从天而降——这座椭圆形的“代王城”周长9.8 km，面积7.3 km2，设城门9座——屹立在通往华北平原的一处山口（九宫口峪）之外，震慑着被征服的代人和一山之隔的敌国（中山国）。此后，这里作为统一帝国的代县县治，沿用至5世纪方归于沉寂。今天的代王城城垣里泉流依旧，只是雄伟的宫室化作了农田里俯仰即是的残砖断瓦。

▲小五台山映衬下，佘家堡汉墓群三座封土一字排开（西北朝东南）

赵国的开拓只是序曲，蔚县盆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两汉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数百年间积聚的物质财富和流变的生活形态集中体现在墓葬中。高大的汉墓封土三五成群地分布在蔚县田间，长久以来都是当地大地景观的一部分，被淳朴农人打趣为“谎粮堆”（意为假的粮食堆）。它们中出土的文物，是蔚县博物馆最引人注目的珍藏。西汉在塞上之地的经营军事化意味较浓，权势之家集中在城池；东汉则更多是庄园经济主导，豪富之族分散在乡间，这一点从两汉墓葬的空间分布中亦可得知：西汉墓集中在代王城周边，东汉墓零星见于河流两岸。

▲从山谷中看石门峪峪口（南朝北）

除了代王城镇卫的九宫山口，盆地西南部也有一条连接山前山后的通道，北端谷口有一道山梁从中斩断，状如石门，因名“石门关”。因为地处交通枢纽，“石门”外的山前坡地一带，历史积淀并不亚于“三关”和“代王城”，这里的新石器遗址（筛子绫罗遗址）出土了大量石镞，似乎在告诉我们“石门”的守备森严自古皆然。434 年，北魏名臣高允经过这条关隘前往都城大同时，偶然迷路，就近投宿于“白马亭”，结识了世代居住于此的李姓族人，李氏之祖号为“塞上公”，有良马，亭因以“白马”名之。高允有感而作《塞上翁诗》，《魏书》称其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正与国人所熟稔的典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合，而且代国和代郡自古就以出产良种“代马”闻名于世。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塞上，命运之轮总是无常。让人吃惊的是，直到今天石门关外的村落中，李姓人丁依旧兴旺，莫不是其祖先“塞翁”的生存智慧使然？

▲北绫罗村的堡门（东朝西）

高允生活的4 － 5 世纪，仍是令人作世事无常，祸福相倚之叹的年代，匈奴、氐、鲜卑等族走马灯似的政权轮替和相互攻伐，令代郡的财富和辉煌夷为灰烬，代王城高峻的城墙也无法保护它的居民免于掳掠与迁徙。4 世纪末，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击败了慕容氏的后燕，强制迁移被俘的各色人口和手工业者约五十万人充实首都平城（今大同）周边的京畿地区（包括今天的蔚县），其中熟练于纺织的人口被编为“绫罗户”。多亏了郦道元的记录，我们知道石门关东北，曾有一片小湖叫做“绫罗泽”，或许正得名于“绫罗户”的村落。今天，“绫罗”的名字属于四个堡墙环绕的村庄，北绫罗堡那高大的堡门所矗立的位置，大概离那片已经消失的美丽湖泊不远吧。

▲俯瞰北绫罗新村和“寡妇城”遗址（西朝东）

随着北魏最终在北方的混战中胜出，秩序被重新建立起来，商业活动也随之复兴，在当时的商人群体里，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是主角。北绫罗村东有一座方形的古城，俗名“寡妇城”。但由寡妇居住的传说，并不能使人信服。考诸史籍，我们认为“寡妇”实际上是“贾胡”的谐音，“贾胡”指的正是做生意的西域人。作为连通首都平城和被征服的华北平原之间主要通道上的一站，石门峪外的这座古城曾是一处骆马嘶鸣的商品集散地亦未可知。

▲九宫口峪附近的北齐长城

北魏在平城的经营接近百年（398 － 494），迁都洛阳以后，留守旧都的军人生活日渐困顿。他们在6 世纪上半叶发动“六镇起义”（524），迫使北魏朝廷将塞北的人口迁移到内地，代郡（时称东代郡，以示在平城以东）被废弃，蔚县盆地及其以北从此进入了“无政府状态”。继北魏、东魏而起的北齐几乎放弃了对这里的直接统治，而沿盆地南缘的山脊筑起了一道石砌的长城，这条收缩的防线，也曾是汉帝国对匈奴处于劣势时所依凭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蔚县才是真正的“塞上”。经过千五百年的风吹日晒，这段长城已经残缺不全，但凭其叠石的锐利轮廓，还可以轻易地与夯土的秦汉长城和部分包砖的明长城区别开来。

▲俯瞰曾作为横野军城的蔚县城（南朝北）

时间来到8 世纪上半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唐帝国越过北齐长城的藩篱，加强了对蔚县盆地及其以北地区的控制，屯驻的军卒和归降的北人各安其业，和睦相处。今天的蔚县县城，位于“代王城”西南约8 km，最初是由一支番号为“横野”的军队所建，县城附近出土墓志铭的唐墓，大多属于横野军的军官和家属。据记载，横野军城有内外两层城墙，后来在内城（子城）之南增置了分管民政的县衙，就是日后“蔚州”的雏形。唐代蔚州的再开发无疑是来自中原的军事力量主导的，在文化上却充满了异域风情，这从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极具中亚风格的陶瓶就可看出。作为唐帝国北部重镇，横野军也成了高僧一行所组织的天文测量的一站。

▲定安县村村口的灯山楼（东南朝西北）

唐代是叙利亚、波斯、印度各种宗教、教派涌入东亚的高峰，随着中唐以后朝廷对外来宗教的打击和西域通道的阻塞，许多宗教仪轨下沉转化为民俗，蔚州社会基本重建于唐，这一点较内地更加明显。例如上元节观灯，蔚县还保留着与敦煌壁画中相似的形式——将成排的油灯摆放为若干层，状如灯山。为此特别建造的“灯山楼”，面阔进深只一间，竖直向高耸，摆放灯盏的梯子倚靠其中，侧壁掏出脚窝以便上下，屋顶设“气楼”排出热气。除了敬拜灯山祈福，上元节那天还会有童子扮演的“灯官”游行娱众。图中的灯山楼竖立在凤凰台下一座辽代县城遗址旁的村落中，可以说是晚唐以来本地民间生活的孑遗。

▲蔚县城内的南安寺塔（西朝东）

唐王朝覆灭以后，经过来自西北的沙陀人、东北的契丹人、本土藩镇汉人三方的角力，包括蔚州在内，燕云地区的十六个州最终被契丹人收入大辽版图。辽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文化的继承者，这种继承突出表现在佛教和艺术上，小五台山上的“金河十寺”，在辽代达到极盛，学术造诣极高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正由道㲀法师在金河寺著成。哲学的圆融归一也推动了艺术的极致绽放，且看那矗立在蔚州城里的南安寺塔吧！

▲俯瞰卜北堡（东南朝西北）

从唐代屯田发展起来的村落，到辽金时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军事色彩。卜家庄，古称薄家村，位于蔚县城西不远，后分化为为南北两村，各自坐落在一条干涸冲沟的两岸台地上，这条冲沟向东延伸汇入壶流河，曾经横跨河上的木桥（薄庄桥）是出城朝西北方向前往大同所必经的，因此夹在两村之间，已被淤泥掩埋的大路享有“燕云古道”的美誉，这或许也是薄家村在金代载入正史（《金史 · 地理志》）的原因。北村今称“卜北堡”，平面随形就势而呈鱼形，这样自由的格局可能是辽金时代当地村落的典型。

▲石家庄堡堡门和远端的真武庙（南向北）

14 世纪下半叶正值明初，蔚州社会经历了又一次重建，部分居民被迁走，为军人和新移民腾出空间。面对来自北方蒙古部落的威胁，卜北堡也建起了环绕村落的堡墙。到16 世纪的明代中期，或许受到军事化城堡的影响，蔚县开始流行一种兵营式，强调中轴对称的村堡平面。位于蔚县城东6.3 km 的石家庄堡建于1520 年，是较早的一个例子。从它的堡门外向里望去，整条中轴线一览无余，最北端的高台下并不开门，而是托起天宫般的真武庙。

▲西户庄堡真武庙壁画（南朝北）

就像中国北方很多村落一样，蔚县每一个村堡内外都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庙宇，除了佛寺和道观，还有很多由和尚或者道士代为打理，甚至无人看管的小庙，比如负责风调雨顺的龙王庙、负责子孙满堂的奶奶庙、负责安然归西的五道庙、负责平安富贵的关帝庙、负责牲畜滋生的马王庙、负责驱除蝗群的梓潼庙、负责考试中榜（意味着官运）的文昌庙等等。最具本地特色的，当数镇护北方的真武庙，它在蒙古人侵扰最严重的 16 世纪随着“石家庄堡式”的村堡建设流行起来。庙中一般用壁画描绘真武大帝的形象——一位披发跣足，脚踩灵物，一手持剑的战神——人们相信他的神威可以令北方的不速之客惧而退却。

▲小饮马泉村的戏台（西朝东）

与战争时代产物真武庙的森严凝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平降临以后兴起的村庄剧场。得益于贸易的繁荣，清代中期的蔚县平和而富足，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装点已失去实际效用的城堡，戏台建筑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他们大多建于18 世纪以后，位置也多在毫无防备的堡门之外或庙宇之前，戏曲上演时，村民和他们崇拜的神祇共享这一份欢乐。让人叹息的是，近五十年随着民间文艺的凋落和传播媒介的变革，蔚县的几百座戏台已经许久无人问津了。与此同时，古堡、古庙、古宅也因不同的缘故，面临着相似的被遗忘的命运，在这里，历史的力量因缺席而被感知。很多戏台内墙上还可以看到百年前演员们的涂画、诗作和留念题记，他们可曾想到，前台那雄浑的腔调，竟是一个时代的绝唱？（全文完）

本文图片由中国建筑、聚落与景观考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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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阅读见《建筑遗产》
2020年第4期 沃菲尔德风土图记 XX
作者简介：丁垚，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副教授党晟，九州大学人间环境学府（福冈 8190395）学术协力研究员

《建筑遗产》学刊创刊于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历史建成物及其环境研究、保护与再生领域的第一本大型综合性专业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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