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妻笼宿保存与再生计划的思考
▲妻笼宿逢十一月举行“文化文政风俗绘卷之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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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玥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即奉行“全盘西化”思想，忠实蹈行新一轮拿来主义①。至 20 世纪 60 年代， 不过百年功夫，日本成为亚洲西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然而，拿来主义免不了将隐疾和宁馨儿一并取来—— 受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的影响，住宅作为工业产品在日本到处泛滥，日本国民亦渐生“故乡失落感”[1]。随着现代主义危机到来，日本学者开始反思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京都大学教授西川幸治在《日本都市史研究》[2] 中提出“保存修景计划”，提倡以传统街区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将原来的环境意象保存下来传给后世，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爱知县五箇山的传统民居“合掌造”②的保存，对于风土建筑标本保存和修复的投入已等同于文物的标准。作为木曾十一宿③之一的妻笼宿 ( 图 1，图 2)，其保存计划始于 60 年代 , 历时 15 年才将凋敝山村改造为承载日本人乡愁的原乡化境，自然景观与风土民俗并存， 妻笼也因之获“再生”。观妻笼宿之保存，虽早于“合掌造”的保存，倒更显示了日本人的拿来主义。只是其并非如明治时代那样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范式， 而是将自家老祖宗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成果巧妙利用， 不厌其烦将之提纯为科学的谱系。江户宿场历史的醇厚之味本难挽回，却经此淬火，被浓缩于妻笼小小的街道之上，授柄于历史的勇气竟深刻地放大了历史的魅力。妻笼得以提振，江户风俗画卷再次重现③ [3]( 图 3，图 4)，无形价值依托于有形价值共振，显示了拿来主义进化后的智慧。以至来自现代文物保护发源地的意大利学者也不禁对日本的保护智慧投以青睐：“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将保护对象所包含的信息视为要连同它的物质表达一起保存下来的国家来说， 各国当前对无形价值的关注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日本恰恰也被认为是这样的国家之一，在非常类似西方国家的一种保护哲学中，推行着将各种有形与无形价值整合起来的保护政策。”④[4]中国有久远的历史，享有极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但是尚需与各国围坐在当今世界一副叫做“民族个性”⑤ [5] 的牌局中，角逐于全面洗刷民族地域特色的现代化浪潮里，赛一赛究竟谁是戴着镣铐舞蹈之能者。将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化作历史城乡演进的推动力，彰显全球化挑战下的民族地域特色，或者说，不把一手好牌打坏，他者的智慧不无启迪。
▲日本妻笼宿寺下地区上嵯峨屋附近 ( 图片来源：潘玥 摄影 )
▲图2 日本妻笼宿寺下地区街道， 下部石路为中山旧道（图片来源：同图 1）
▲图3 妻笼宿每年十一月举行的 “文化文政风俗绘卷之行列”（图片来源：潘玥摄影）
1 起：初次造访
1967年8月，56岁的日本建筑历史学家，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太田博太郎先生第一次造访位于长野县木曾郡南木曾町的妻笼宿地区，迎接他的是一幅历经沧桑的村落凋敝景象。随处可见民家①住户新加的玻璃窗与乙烷气烟囱，附着在摇摇欲坠的老屋上，与环境格格不入，全无美感可言，妻笼宿的现状完全无法与150年前江户时代的繁华宿场产生任何联想。（图5）
▲图5 太田博太郎先生在1967年看到的妻笼宿旧貌（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小寺武久《妻籠宿保存•再生のあゆみ》）
太田先生此行是为妻笼一处江户时代的胁本阵①——林氏旧宅而来，作为长野县文化财专门委员，此行为判断这幢林宅是否具有被指定为“县宝”的资格。完成了对单栋建筑的调查之后，妻笼宿整体不佳的保存状态，使这位历史学家如鲠在喉，思绪万千。
①胁本阵（wakihonjin），宿场中本阵（honjin）以外的预备设施，在参勤交代时，本阵如果住不下，相对下级的武士就住在胁本阵里。胁本阵平时也提供给一般过路人住宿。参见后文“本阵”注。
以何理由来保存这片古老的村落？古老的街区上成排的江户时期民家景观既称不上文物古迹，也非独妻笼宿所有，邻近的长野县的乡原、奈良井、本山三地均可见。若仅为“保存”而“保存”，耗时费力， 世人万难赞同，必得要挖掘出妻笼宿的独特价值才能 说服各方。即使成功跨越这一步，随之而来的保存方式该如何抉择？若选择“冻结”式处理，这样的“保存”如同对待标本，恐不适合妻笼丰富无形的历史 氛围之留存，任由江户宿场盛景消失殆尽未免可惜。若设想将妻笼宿作为文化财进行整体保存何如？非复原一处民家，而是基于现存建筑特色的全体保存， 植入现代化的设施和新的动线，再现历史上的宿场景观，这将是一种以保存为基础而振兴妻笼宿的新方式吗 [6]1-3 ？
然而，这样的设想若果真实现，就意味着需大规模地整体保存这一街区和集落。而严酷的现实是，在日本这样私产得以完备保护之地，保存单栋建筑尚难获得户主同意和支持，要保护数十、数百乃至数千的集落全体建筑物，无异于痴人说梦，如何能够实现？太田先生心怀种种顾虑回到胁本阵林宅中， 在“恳谈会”上，小林俊彦先生①的一番话触动了太田先生的心：“现今已到最为关键之时。学者若不向世人传递保存宿场町並②之重要，妻笼的保存无望矣。”[6]1-3
①据太田博太郎《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所撰前言，小林俊彦 先生为妻笼宿当地力行保护事业人士，熟谙妻笼宿建筑保存现状。
长野县南木曾町妻笼宿自 1967 年起，历时十五年，经三次保存计划实施才得以完成的历程，终于因学者欲以保护的决心下定而蓄势待发。
2 承：“旧柴禾”之辩
明治以来，妻笼宿的宿站制度被废止，国道与铁路均需迂回才能通达此地，这种交通不便促成了妻笼 的静谧。这种静谧使乡村振兴的机会显得更为渺茫。
妻笼村周围有着山清水秀的景观，然而山林属于国家，河流的水利开发权则属于电力公司。作为药物研究的储备地，耕地受到限制，制药业也非支柱产业。年轻人陆续离开妻笼，前往名古屋、大阪、
东京，妻笼人口渐渐稀少，只剩下摇摇欲坠的老屋，
被讥笑为“如果京都奈良的文化财是一等品，妻笼只能算五等品，老屋的木头只能扔进火炉当旧柴禾
使用。”[3] 然而“旧柴禾”也有其价值。妻笼在 1976
年被认定为“国之重要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以妻笼集落为中心，中山道沿线包括自然景观在内的 1 245 hm2 区域均得以保存。这意味着平民百姓生活的地方被选为重要程度相当于京都奈良的文化财。在叹服志士之强力铸就的同时，保护这片“旧柴禾”
的价值究竟何在？只有详细考察对于此地最重要的宿场制度的来龙去脉，方可开释太田先生等一众保护志士是否“小题大做”以及如何“借题发挥”等诸多疑问。
据《续日本纪》记载，木曾路①（旧称吉苏路） 初开通于和铜六年（713）7 月。当时的东山道是一条自日本美浓坂本出发，穿过神坂峠后沿天龙川北上的险峻之道，木曾路作为其一部分被开辟使用。到了 平安时代中后期②，木曾路逐渐成为往返主要道路， 妻笼地区依靠这条道路与外界联系（图 6）。在妻笼附近出土年代最早的文物为绳文③前期至后期遗物，这片区域从弥生时代开始至中世之间状况究竟如何， 鲜有记录。
①木曾路（kisoji），也写作“木曾街道”，是“中山道”（或写作“中 仙道”“仲仙道”）的一部分，中山道是日本江户时代五街道之一， 从江户（今东京）经内陆前往京都。②平安时代（794—1192 年），自桓武天皇奠都平安京始，至镰仓幕 府成立止，历时近 400 年。 ③ 绳文时代，日本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至公元一世纪前后。
▲图6 妻笼及附近地图（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小寺武久
《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
み》)
中世开始，“妻笼”一名出现在文献史料的记载 中。《信浓史料 · 八》[7] 记载，永享四年（1432），室町幕府命美浓国守护土岐持益从妻笼兵库调用御厩使用的木材。从这一记载可推知木曾是一处木材产地。天正十二年（1584），时值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交战，秀吉军中木曾义昌的家臣山村良胜以三百骑击溃家康一方饭田、高原、诹访共七千余骑，守住了妻笼城。在这次战役中，守城将士岛屿与次右卫门（本阵）①，林六郎左卫门（胁本阵）等人，后来在妻笼任主宿役②。《木曾考》[7] 又载，木曾氏后来归顺德川家康，离开了木曾谷。长庆五年（1600）关原之战中， 山村良胜与千村良重二人率德川秀忠的先遣部队平定木曾谷，组建了妻笼城的军队。长庆六年（1601）， 木曾作为德川家康的直辖领地，前述山村氏担任“代 官”一职，元和元年（1615），木曾传于家康之子义直，为尾张藩③，但山村氏的“代官”一职依旧保留。妻笼长达 270 余年的宿站制度便始于这一时期。
① 本阵（honjin）在日本战国时代以前，主要用来指战场上总大将大本营所在的位置。进入江户时代后，本阵逐渐用来指专供武士、官吏宿泊的场所，通常是指定当地富有人家如商人、名主、村役人（管 理村庄事物的人）的宅邸作为本阵，普通老百姓不能留宿在本阵。本阵和胁本阵原来主要为大名和高级武士服务，胁本阵的建筑规模比本阵略小。进入明治时期，随着铁路出现，宿场逐渐凋落，本阵与胁本阵为了维持经营也向平民开放，此是后话。② 宿役人即管理妻笼宿场事物之人，引自《長野県史 · 近世資料編 · 第六巻中信地方》的《木曾考》。③ 尾张藩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制度。在当时拥有一万石以上的大名， 被称作藩主，该体制到 1871 年废藩置县时被取消。
长庆六年，代官木村道勇授命林六郎左卫门于胁本阵担任妻笼“半分问屋 ”一职①，管理妻笼宿场事务，岛崎家也同期被任命在本阵担任“问屋”，为建立宿场制度进行准备。在同期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移居， 本乡大岛、田岛两处的居民移居至妻笼。这次移居逐渐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妻笼街道，但是移居的原因不甚明了。
①问屋（To’ iya 或 To’ iya-yaku），管理宿场的役名。行问屋役之人在本阵或脇本阵设置宿场调配指挥之处，称为人马会所（jimbakaisho），为旅人召集安排运送旅人和行李货物的人手与马匹。
经 40 年的建设，至宽永十九年（1642）时，据《妻笼宿觉书一》① [7] 的记载，妻笼村已有 54 间房屋，村民 337 人，街道上成排的房屋有 30 栋。贞享 3 年（1686 年）的《妻笼宿觉书一》“妻笼宿家数间合书”一节详细记载了妻笼村居住者与房屋所有人的职务（役 名），建筑物的尺寸，且留下了图样。而在另一处文献《关于宿村大概账》[7] 上可见两百年后天保十四年 （1843）的妻笼：
宿内町並東西江弐町三拾間
天保十四卯年改
宿内人別四百拾八人
宿内惣家数八拾三軒
内
本陣 凡建坪百四拾四坪半 · 門構 · 玄関附 中町壱軒
脇本陣 凡建坪百拾坪半 · 門構 · 玄関附下 町壱軒
旅籠屋三拾壱軒 内大七軒 中拾軒 小拾 四軒
人馬継問屋場弐ヶ所
此宿無高二而田畑少し、田方用水ハ水上山 より引取、流末は木曽川江落る農業之外旅籠屋ハ旅人の休泊を請、又ハ食 物を商う茶店、其外往還之稼有之
此宿男女山稼のみにて仕馴たる手業なし
①《妻笼宿觉书一》，计 2 册，原文献无标题，收录于《长野县史》的《近 世资料第六卷》，以《妻笼宿书留》为题。《南木曾町志》上以《妻 笼宿觉书一、二》为题收录。原书藏于南木曾町教育委员会。
江户后期的妻笼宿，除本阵与胁本阵各一栋外， 旅舍共计 31 栋（大型 7 栋，中型 10 栋，小型 14 栋）， 旅舍数 / 住屋数（含本阵，胁本阵）比例达 39.8%。耕地较少，人们以经营茶肆旅舍等为主要生计。另外，妻笼街道上排列的房屋共有 150 间（2 町 30 间， 不含光德寺门前 45 间），住户 418 人（男 216 人，女 202 人），住屋 83 栋，妻笼宿在这本《宿村大概账》 上“木曾十一宿”一节中，仅位于三留野宿场之后， 这个时期妻笼村宿场功能的发达可见一斑。
宿场最繁荣的一段时期源于参勤交代①制度的缓 和。文久元年（1861），皇女和宫下嫁将军家茂，4 万人马的队伍经中山道前往江户，妻笼村为此向邻村借用了人工、灯具、器物等迎接这次前所未有的盛大通行。次年，参勤交代制度松动，大名之妻被允许归国探视，华丽的御女队伍再次浩浩荡荡通过中山道， 宿泊需求因此激增。
① 参勤交代，亦称“参觐交代”，江户时代的一种政治制度，按此制度，
各藩的大名需轮流前往江户替幕府将军执行政务。
明治五年（1872），宿场制度废止，但中山道的重要性并未受到影响，妻笼的旅宿业依然繁荣。据《南木曾町志》[8] 记载， 1877 年一年中，有超过 6707 人次在 32 栋旅舍内住宿，超过 1000 人次住宿的旅舍有 3 栋。在昭和（1926—1989）初期的经济萧条下， 妻笼作为宿场的功能基本停止，村内逐渐开设村役场、 营林署、警察局、邮电局和学校等，渐渐转变成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图 7）。
▲图7 妻笼全图（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小寺武久《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
自历史沿革观之，妻笼宿场的特殊价值在于：(1) 中山道曾作为京都和江户之间归国的大名妻子队伍通行的重要驿道，妻笼是其最重要的宿泊地之一；(2) 中山道宿场两侧成排的房屋构成的街区景观，为自江户时期起至明治前期逐渐形成的古宿场，规模在明治初年达到极胜，妻笼的建设规模位居前列；(3) 妻笼宿以集落实体的形式作为可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的实物证据信息，印证了德川幕府长达 270 余年的宿站制度的基本面貌。
从今日日本文化财的判断标准观之，相对于京都和奈良，妻笼的老屋被称为“旧柴禾”当然言过其实， 但妻笼的江户宿站“出身”到底是否是一个值得大作的“小题”，恐怕需明了其题外之意才能最终判定。对于认识到这“小题”背后潜力的太田先生而言，首先，恢复妻笼宿这类乡村的魅力必须要通过整体的活态保存来实现。其次，自然景观需被视作保护对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显然意欲突破的是冻结式保存带来的历史断裂以及孤立片段式保存的困境。这种保存方式，表面以社会价值的诉求为导向，内里却严苛地以文物保护般的道德准则进行自我约束。似乎在这种复杂的日本民众心理驱动下，妻笼宿终结了常见的保护过程中政府、专家、民众等多方的内心交战状态，达成了和解。
3 转：保存之力乍起
战后至1955 年，妻笼宿附近的马笼宿（图 8，图 9）因岛崎藤村①的文学作品而兴起观光热潮，因被诟病 “马笼宿已落入俗套”，“像妻笼宿这样保持下去更好罢”这类声音随之出现 [9]，引发木曾郡向妻笼引流观光客的探讨，妻笼的保存之力随之触发。
①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出生于岐阜县中 津川市马笼。著有《破戒》、《春》、《家》等，其作品《黎明前》（夜 明け前）中有不少在马笼本阵祖父母隐居所内童年生活的描述。1952 年，在马笼本阵的藤村宅迹建立了藤村纪念馆，为岐阜县指 定文化财。
▲图8 岛崎藤村笔下的马笼宿（图片来源：潘玥摄影）
▲图9 马笼宿内的藤村纪念馆及本阵迹（图片来源：同图8）
1961 年，吾妻村、读书村、田立村合并，南木曾町诞生。7 年后，妻笼地区人口从 1 757 人减至 1347 人。为了发展南木曾町，町长片山亮喜①制定了《南木曾町主要政策五个年计划》② [6]，计划共有道路整备计划、教育振兴计划与观光开发计划几个部分，并在 1961 年 8 月成立了南木曾町观光协会， 1965 年成立“资料保存会”（即 1968 年成立的“关爱妻笼会”之母体），并进行作为观光准备的调查工作。1967 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南木曾町政府委托太田博太郎先生对妻笼进行了保存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太田先生向长野县提出关于妻笼观光开发的重要方针——整体集落保存。对于这种保存方式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太田先生指出③ [10]：
（1）妻笼宿选择以宿场作为保存状态，虽 不是最佳也是较优的选择；
（2）当地住民对保护十分热心，住户数量 不多，故得到住民全体同意和支持也相对容易；
（3）宿场的规模小，保存费用较少；
（4）施工中的国道 256 号线将替代妻笼作为交通要道的功能，妻笼今后没有需扩大路幅的问题；
（5）至宿场的游客还包含对藤村文学感兴趣的人群；
（6）在观光之外不需要考虑关于“过疏化”④的对策。
①片山亮喜，1964 年 5 月就任南木曾町町长②该计划自 1964 年起执行了 5 年。片山亮喜町长针对国家的“广域行政”，提出“狭域行政”以应对国家经济高速成长期。观光开发计划指出，南木曾町的自然是一大观光资源，而旧中山道的开发， 可设计古道漫游线路、妻笼乡土馆、国民宿舍等进行开发。教育振兴计划强调基于乡土民俗资料的保存和文化财的保护，并公开保存于妻笼乡土馆的资料。这一计划是妻笼当地初次结合观光与文化财保护的尝试。③太田先生的调查结果在 1967 年 11 月 29 日曾以《妻笼宿保存计划》 为题刊载于《信浓每日新闻》。④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带来的后果包括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
长野县和南木曾町政府后续主导的保存计划实际上都是基于太田先生这次提出的保护理念展开的。长野县于 1968 年提出的《旧中山道妻笼宿调查报告》， 对构成宿内景观的各要素进了具体的评价。区别于仅将妻笼视作近代宿场町景观的角度，此报告对自然景 观给予了重视。另外，对宿内的道路恢复旧路面石砌铺装，对侧沟、水流进行复原，下埋电缆等基础设施， 将围墙作为景观要素进行考虑，统一新旧围墙的观感[11]。1968 年 3 月，长野县向町政府提出《妻笼宿保存计划基本构想》报告书（以下简称《构想》），再次重申观光开发不能对妻笼宿的保存计划造成影响， 同时，对妻笼宿历史景观的保存将以更多地向公众开放为目的，且保存和观光不能以牺牲原住民的生活便 利为代价。另外，妻笼宿的保存不是完全的历史复原， 而是考虑了复原的“传统生活空间再构成”，也就是说，人们感受到的旧街道的氛围主要来自于建筑立面，街道立面后的建筑，如果不妨碍历史景观，可大胆筹划创造具有历史感的景观氛围。在“保存整备构想”一节中，《构想》对建筑物进行了保存阶段的划分 [6]19-20：
（1）历史的；景观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具有复原可能性的：尽量使其公有化，进行复原保存。
（2）纳入经若干整修维持历史景观的建筑 （允许内部变更）；
（3）纳入经大幅修复维持历史景观的建筑 （允许内部变更）；
（4）不显示历史景观，但并未扰乱氛围的， 以一定规律维持历史景观的建筑①；
（5）对历史景观造成明显不和谐的需拆除的建筑。
①参见切萨雷 · 布兰迪《修复理论》“艺术作品的空间性”，这类建筑也可视作为一般品质的空间补充和联系重构出来的，其作用在于限定出原有的空间特色。
后续问世的三次保存计划以及各类报告书虽对上述《构想》有所改动，但均以其为基本方针。南木曾町政府则于 1968 年 8 月发表《观光开发的基本构想》， 按照太田先生的方针与长野县的《构想》，确立对旧中山道的三留野、妻笼、马笼三处集落进行整体保存。[6]15-22 由此，对于妻笼宿场的保存成为了观光开发计划中的核心部分。
至此，妻笼宿保存计划中最为重要的“全体保存” 的构想成形，这一理念并不来自于国家层面的推动， 而是地方自治体——町政府与县政府一方与专家学者在制定观光开发计划过程中的自发产物，这在日本也从未有过先例。
从 1968 年开始，妻笼宿保存和再生计划前后共进行了三次，历经 15 年结束。（图 10）
▲图10 妻笼宿历次保存实施情况 （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 小寺武久《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
妻笼宿第一次保存计划的实施耗资 3 600 万日元， 持续了 3 年，于 1968—1970 年实施，以寺下地区为主（图 11，图 12），被称作“第一次妻笼保存事业”。这次保存计划基于太田先生的基础调查而成，共完成 26 栋建筑的整修与复原。其中解体复原 3 栋，大规模修理 12 栋，中等规模修理 6 栋，小规模修理 5 栋。这一次的保存计划成果体现在妻笼乡土馆入馆人数的快速增加上。1968 年的入馆人数是 3 500 人次，1970 年则达到 93 000 人次，增加了近 30 倍。[6]23-29
▲图11 妻笼宿寺下地区光德寺附近（图片来源：潘玥摄影）
▲图12 妻笼宿寺下地区修复的建筑“出梁造”细部（图片来源：同图 11）
1971—1975 年期间，町政府独立进行了新一次的保存计划，被称作“第二次妻笼保存事业”。这次计划的实施范围较第一次扩大，对妻笼的恋野、上町、 中町、下町、尾又地区（图 13，图 14，图15）共 58 栋建筑进行了保存和修复工作。同时也对消防设施、宿内道路（石铺）、公共设施进行了改修 [6]38-47。南木曾町基于《妻笼宿守护住民宪章》①，于 1973 年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妻笼宿保存条例》。
①南木曾町在 1971 年举行妻笼住民大会，通过《妻笼宿守护住民宪章》，提出以保存为优先的原则，遵守“不租”“不售”“不拆”三大规定，排除来自住民以外的外部资金进入。南木曾町在 2 年后制定的《妻笼宿保存条例》提出在妻笼的宿场景观区域、在乡景观区域、自然景观区域中进行任何的新建与改建活动都需获得町长的确认和许可才能进行，并针对濒危建筑形成补助金制度。
▲图13 妻笼宿脇本阵附近中町地区（图片来源：同图 11）
▲图14 妻笼宿脇本阵附近中町地区修复的建筑“出梁造”细部（图片来源：同图 10）
▲图15 1970 年代《住民宪章》写有“不租”“不售” “不拆”（图片来源：西村幸夫.西村幸夫風景論ノート―景観法·町 並み·再生 [M]. 鹿島出版会）
地方自治体关于保存立法活动的活跃，也推动了国家立法的完善。1975 年，日本文化厅对于古老集落与街区的保存立法进入新一轮修改，并于同年 7 月 修正颁布新版《文化财保护法》，追加了新的保护对 象——传统的建筑物群保存地区，将其纳入文化财保护对象名录，提供国家补助金。以此为契机，1976 年 4 月，南木曾町将 1973 年制定的《妻笼宿保存条 例》进行了一次修改，同年 6 月确定新的保存计划， 将妻笼宿的保存面积扩大到 1 245 hm2 。同年 9 月， 妻笼宿入选第一批“国之重要传统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并完成“第三次妻笼保存事业”。这次保存计划将国家补助金首先用于较为重要的消防设施的改造， 并对宿场共计 57 栋建筑进行保存和修复。
妻笼宿的保存计划此后获得了“日本建筑学会奖”“日本设计协会奖”等奖项，并受到社会各界肯定。其中，日本建筑学会公布的评议总结了妻笼宿保存得以成功的原因 [12]：
（1）在作为地方自治体的事业、当地住民协力的保护、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学者三方推动下成功。
（2）在保存与观光开放一直以来的对立中，妻笼宿很好地融合了这些矛盾。
（3）不仅限于单栋建筑物，而是将集落周边广大的自然区域作为保存事业的一部分。
正如日本建筑学会的总结，妻笼宿保存的成功来自于地方自治体的执行力、当地住民被激发的热情， 以及学者对科学保护理念的固守。在这三方面的助力外，尚得益于媒体的宣传和国家政策的跟进。而在保护开展的运作机制上，妻笼宿有制衡“利益一边倒” 的关键力量。小林俊彦先生深刻道出了不同价值诉求如何平衡的原委：“利益组织（观光协会）与保护组织（关爱妻笼会）中，保护组织防止了以经济利益为先导的决定，保护组织所不能完成的调用资金，由观光协会承担。因此，即使是观光化保护，也可以在预想到其结果之前就进行地方组织的搭建，进行较好的平衡。”[13]
价值是历史环境更新过程中真正的问题核心。怎样让遗产主体的价值诉求统一于目的与媒介？兰德尔 · 梅森（Randall Mason）在解读美国保护历程时，指出涉及保护领域与社会的关联性问题时，两种作用力同时存在。[14]“馆藏式的推动力”（curatorial impulse）是向内看的动力，建立在植根于鉴赏家和手工艺式的、保存艺术品的方法的基础之上。城市进程的推动力（urbanistic impulse）是向外看的动力， 试图使历史保护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致力于同时满足非保护目标的保护实践。在妻笼宿的保护过程 中，如其所言，馆藏式推动力与城市进程推动力的互相作用，在保护诉求和社会利益之间达到平衡。对妻笼宿主要建筑类型所进行的科学考察与复原实践， 则在某种意义上是妻笼宿保存计划最终成功的先决条件。
4 合：《宿绘图》中来
中山道上，包括妻笼在内的宿场都经历过多次火灾，整个地区在江户中期以前的住屋已难觅完整实物。现存建筑物除了数栋江户后期（文化、文政年间）的 不完整残迹外，大多建造于明治初年之后，形态上延续着江户末期的风格。就木曾十一宿现存的宿场建筑而言，在平面、构造、外观上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该区域宿场建筑的独立谱系特征是否存在？它的典型形式是怎样的？又经过了怎样的演化过程？在妻笼宿的保存计划中，提炼出妻笼地区宿场建筑谱系的工作， 正是围绕着现场调查和文献考证展开的。
现场调查 [6]160-171 可知，宿场建筑在平面上按开间规模可以分为两组：5—7 间；2 间半—3 间半。首先藉由土间①进入建筑。规模大者进深方向布置 2 列 5 室—8 室，规模小的则是 1 列 3 室—4 室。一座 1 列 4 室的建筑基本会依次布置店铺、厨房、中央大房 间和客房（或储藏室）。规模大的建筑一般有两层， 厨房上部通高作为“吹拔空间”——通风口使用。这一吹拔空间将一座两层的建筑分为外部两层与内部两层。外部两层对外使用，可对外使用的楼梯到达设置在店面楼上的客房。内部两层对内使用，设置家人的卧室。在二层的房间中，悬挑出一道 1 尺—1 尺 5 寸 的“爬梁”②，称为“出梁造”，将二层的顶棚稍微提高一点，以获得更多的使用空间。屋顶的构架使用小屋组构法，山墙柱均直通至梁下，其它关键受力部位的柱子均为通柱。在外观上，这些建筑广泛使用传统板窗③（图 16）、宽幅门扇④（图 17）、拉门、板葺（石置）屋顶和木制格子门窗⑤。
① “土間”（doma）本指不铺地板，素土地面的房间。在日本传统的传统民家或仓库的室内空间里，生活起居的空间被柱子分割为高于 地面并铺设地板的床（yuka）以及与地面同高的土间（doma）两个部分，妻笼宿场建筑里的土间多被当做通道使用，常布置在建筑南侧。② “登り梁”（noboribari），出梁造中起悬挑作用的梁。③ “しとみ”（shitomi），日本传统建筑中用来防风雨遮光的板窗，多见于江户时期的民居。④ 大户（ōdo）是在日本部分地区的民居中存在的一种特制的大型模板门扇，装设在素土地面房间（土间）的正面入口处，门板宽达一开间，约 6 尺（1.8m）高，也称“一间户”。⑤ 格子户（kōshido）是自江户末期开始使用的做法，在明治时期已颇为流行，较高等级的旅舍店家根据服务对象不同或者是否歇业期， 来决定使用不同的格子。
▲图16 妻笼宿寺下地区建筑的传统板窗（图片来源：同图 10）
▲图17 妻笼宿寺下地区的宽幅门扇（图片来源：潘玥摄影）
了解江户时代妻笼宿原貌的文献主要有两部：一为前述《妻笼宿觉书一》，存有贞享三年（1686） 时的妻笼宿场与光德寺门前的住屋记录（下文称为 《妻笼宿书上》）；一为被推定绘于幕末时期的《宿绘图》（图 18），关于住屋屋主的宿场役名（本役、 马役、水役）、屋主姓名、建筑开间与进深、各房间 的功能与面积、建筑物的间距、道路的宽度、街区的 宽度与长度和水路位置等信息在《宿绘图》上均有记 录，图面则记有“尾州御领 中山道 妻笼宿 宿图”字 样，因此是一幅重要的复原依据图①。
①《妻笼宿绘图》（Tsumago Shuku-ezu），也称《宿绘图》，推定为幕 末时期作品。藏于德川林政史研究所。
▲图18 《宿绘图》（图片来源：南木曾町役场《妻籠宿 : 重要伝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区概要》）
鉴于《宿绘图》的重要性，南木曾町进行的复原考察中首先对《宿绘图》的年代进行了推定。《宿绘图》 的绘制年代不明，如果将其上町东侧部分（图 19）与文政八年（1825）的《木曾妻笼宿烧失家记录》① （图 20）及明治十八年（1885）的《建物台账》②（图21）比照，可知其记录的应是 1825 年发生火灾后的 情况，由此可以推定该图年代上限为 1825 年。对照《光德寺过去帐》③，发现《宿绘图》记载的屋主长兵卫殁于嘉永六年（1853），而此名字至江户年间都无重名， 故而推定《宿绘图》的完成年代在 1825—1853 年间。
① 德川林政史研究所藏。 ②南木曾町藏。该书还记录了主建筑与附属建筑的开间、进深、总坪
数、屋顶修葺材料、台阶数。③光德寺藏。
▲图19《宿绘图》上町地区住屋情况（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 小寺武久《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
▲图20 文政 8 年上町地区住屋情况（图片来源：同图 19）
▲图21 明治 18 年《建筑台账》上町地区住屋情况（图片来源：同图 19）
基于以上文献，以胁本阵林宅为复原的定位基准点，进行复原工作。对照这两版复原图（图 22、图 23）可得知宿场建筑的变迁情况。位于上町的林宅作为胁本阵使用是在宽永八年（1631）之前，根据贞享三年（1686）的复原图，经过 50 年的发展，林宅此 时已是妻笼宿场的中心所在，处在宿场地势最高处。1686 年时，全町长度 137 间，与现状对照，下町地区尚未形成。将根据《宿绘图》制作的复原图与之对照， 从贞享起到幕府末年的 150 年间妻笼变化很大，贞享年间的妻笼宿场，房屋开间都比较大，3 间以下的房屋只有 3 栋。而到了幕末，3 间以下的住屋增加了 36 栋（图 24），且各家炉灶独立，一栋建筑中庭院、店铺、 厨房、客房等功能齐备。
▲图22 贞享年间妻笼复原图（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小寺武 久《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
▲图23 幕府末期妻笼复原图（图片来源：同图 22）
根据《宿绘图》与两版复原图，进一步得出了宿场建筑的各种典型平面（图 25）。除了一栋外，所有建筑的土间都是纵向贯通建筑。土间一般布置在南侧， 另有 3 例布置在建筑中间。根据土间，可以将宿场建筑的典型平面分为 A、B、C、D 四种类型：A 型建筑的土间等宽，多见于小规模的住屋，在进深方向上按照 1 列 2 室—4 室、2 列 3 室进一步分为 A-1 列型A-2 列型；B 型的土间在端部宽度放大，这种类型 在《宿绘图》中比 A 类普遍，在进深方向上，B 型可以按照 1 列 2 室—3 室、2 列 3 室—4 室、3 列 4 室进一步分为 B-1 列型、B-2 列 3 室型、B-2 列 4 室型和 B-3 列 4 室型；C 型建筑的土间为 L 型，在进深方向上有 2 列 2 室，为 C-2 列型；D 型建筑的土间出现在建筑中央，在进深方向上或 2 列 2 室，或 2 列 3 室，为 D-2 列型。此外尚有少量不属于上述典型平面类型、土间形状特殊的建筑，共计 6 栋（图 26）。在归纳出平面 类型后，复原考察工作又继续对这些类型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A 型与 B 型实际上是同类，在《宿绘图》中， A 型占住屋总数的 30.0%，B 型占 42.2%。在进深上， 1 到 2 列的平面占了大多数：1 列多数出现在 A 型中， 建筑开间在 2 间半—3 间，A 型中的 1 列 3 间，即沿 着土间依次排列店铺、厨房、卧室（或客厅），是妻笼最典型的宿场建筑类型；2 列与 B 型联系紧密， A 型中只有少数实例，也就是说，进行旅舍等商业活动 的店家更多地使用这种平面，因为商家需要更大的土 间，2 列实例中，进深上按 2 列 3 室排列的 B-2 列 3 室型的建筑数量较多，这是幕末妻笼宿场建筑的主要 代表，但也可见 4 室型，可视作 3 室型的一种发展型。此外，D 型中，土间设置在建筑中央，厨房与房间布 置在土间一侧，客房布置在另一侧，以区分出客人的 使用区域和家人的使用区域。D-2 列型中也时常出现 土间在中间被截断的情况。总的来看，虽然 D 型只有 4 栋，但是 4 栋住屋中有 3 栋作为旅舍功能使用，显 示了这种布局较为适应宿场的功能。在进深上的 3 列 型为数较少，且均为 B-3 列 4 室型，分布在宿场中心的位置，开间在 6 到 7 间，店铺进深 2 间，较为宽敞， 营业活动的活跃度较高，规模也相对较大。从《宿绘 图》得出以上共计 1 列型（A-1 列 3 室型）、2 列型（B-2 列 3 室型及 D-2 列 3 室型）和 3 列型（B-3 列 4 室型） 等几种基本形态（图 27）。
▲图25 妻笼宿场建筑类型（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小寺武久 《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
▲图26 妻笼宿场建筑土间的特殊形式（图片来源：同图 25）
▲图27 妻笼宿场建筑各类型分布情况（图片来源：同图 25）
尽管《宿绘图》并未提供宿场建筑结构和构造方面的历史记录，但是却可以由此推断出宿场建筑的平面特征谱系，这至为重要。嵯峨隆一氏宅（上嵯峨屋） 的修复便基于此展开。妻笼宿自南往北的街道分为寺下、上町、中町、下町。嵯峨隆一氏宅所在的寺下地区（图 28），建筑均为江户末期至明治时代建造，面貌古朴。嵯峨隆一氏宅共两层，主体建筑开间为 4 间， 进深 5 间（图 29—图 31），建筑的背面靠山。平面布局为 2 列 5 室型，但规模上接近于 2 列 4 室型。2 层层高很低，未见“出梁造”。
▲图28 嵯峨隆一氏宅所在的寺下地区（图片来源：同图 25）
▲图29 嵯峨隆一氏宅复原前平面 （图片来源：同图 25）
▲图30 嵯峨隆一氏宅复原前立面
（图片来源：同图 25）
▲图31 嵯峨隆一氏宅复原前（图片来源：同图 25）
在第一版的复原图中，对上嵯峨屋去除了加建的厨房与两侧的储物柜。屋顶则复原为板葺石置做法。（图 32—图 34）1968 年 11 月与 1969 年 2 月，对这栋建筑进行了两次解体调查 [15]，根据门槛和铺路石的痕迹判定，土间原来位于建筑中央 [16]，即前述从 《宿绘图》分析中得到的 D-2 列型，印证了在宿场谱系中罕见的中世宿场遗制实例的存在。土间的北侧原为外居室、中央居室、客厅；另一侧则是店铺、厨房。将土间从中间改造到一侧的时间应在江户末期。确定了土间位置后，第一版复原中遗留的中央入口如何复原成原来宽幅门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图 35—图 37）。从 1968—1970 年的《妻笼第一次保存事业工事概要》的记录中可知，以土间的第二版复原为引导，嵯峨隆一氏宅成功地开展了后续一系列修复，诸如去除加建的浴室和厨房、去除床下的土砂、础石归正、 柱础替换、小屋组构架修复、屋顶重葺、立面大门与板窗复原等工序，复原后，上嵯峨屋焕发出古朴的江户气息 ( 图 38 )。
▲图32 嵯峨隆一氏宅第一版复原平面（图片来源：同图 25）
▲图34 嵯峨隆一氏宅第一版复原剖面（图片来源：同图 23）
▲图35 嵯峨隆一氏宅第二版复原平面（图片来源：同图 25）
▲ 图36 嵯峨隆一氏宅第二版复原立面（图片来源：同图 23）
▲图37 嵯峨隆一氏宅第二版复原剖面（图片来源：同图 25）
▲图38 嵯峨隆一氏宅解体复原后 （图片来源：太田博太郎 , 小寺武久《妻籠宿保存 · 再生のあゆみ》）
5 余音：不忘初心
光阴荏苒，当年妻笼宿保护事业的志士太田先生业已作古，曾经的“痴人说梦”经半个世纪的努力也已实现。二十年以来，太田先生的后继者们依旧在反思，他们提出今后保护妻笼宿的方针：基于地域振兴的目标，需继续坚持保存优先的原则，即“不忘初心”；遵守《妻笼宿守护住民宪章》与《妻笼宿保存条例》；尊重地域个性，妻笼宿的自然与历史环境属于全体住民，继续整体和活态地保存物质环境与住民生活 [11]；坚持住民、行政、学者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 [17]。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说，需在以传统形式保存下来的木曾十一宿里的马笼宿、妻笼宿以及奈良井宿的街道中， 赋予木曾谷再生的可能，以此挖掘这一区域的新价值所在 [18]。
今日所见妻笼宿，并非日式体制下单纯的建筑遗产保护案例，而是渗透着社区营造理念的保护作品：秉持村落保护要义，摒弃破坏式观光开发，推行保存式再生，以有形建筑之体将无形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公诸于世，从而达到村落振兴，提振住民自信的作用。其保护理念、复原技术、政策制定、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均可圈可点。这已是半世纪之前的日本文保工作者的认识水准。
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在原始档案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妻笼宿的保护工作者如何利用幕府末年留下的《宿绘图》进行宿场建筑的谱系提取，同时结合现场考察，判定后续复原工作的方向。嵯峨隆一氏宅的复原就是其中一例。与对城乡风土聚落的大拆大建，
甚至动辄复制造假的观光开发模式比起来，这种对村落精耕细作的保护方式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一快一慢，粗看是效率之别，长远看才知高下。
在建筑遗产的保护问题中，比起已被列入保护名录之内的文物建筑而言，乡村聚落中的风土建筑遗产处于保护名录之外，人们至今仍在其中生活，总量又大，以何种理念待之便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按照古迹保护的原则，比如意大利保护理论家所推崇的艺术品式处理原则① [4]，妻笼宿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标本式的保存对象，失去其活力。“妻笼宿第二次保存事业” 选择不进行“冻结保存计划”，却并未因此导致其保护失控，地方推行的保护工作继续以一种近似文物考古的态度，将宿场建筑这一当地风土建筑类型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提炼出宿场建筑谱系，此即牌面。同时又以十分果断的态度，应用这一学术成果于各单体建筑的实际修复与再生中，表象背后是其活泛地延伸至文物保护理念各个领域的拿来主义思想，此即牌底。没有这些精心保护下来的建筑作为载体，江户风俗画卷的再现也就没有依附。(图39）
▲图39 江户中山道“木曾十一宿”之妻笼宿的古江户居俗活动（图片来源：http：//www. tsumago.jp）
对于妻笼宿这样一个采取整体原貌保护的村落而言，除了标本式原样保存的原有建筑，以及根据历史档案原样复原的建筑外，不可避免也会有近期新加建筑。根据宿场谱系所依存的地貌特征、空间格局和尺度肌理，还可判断原有建筑和新加建筑是否符合其基质原型、是否贴合宿场的历史氛围，从而判定是进行保留、复原还是拆除。但无论如何，倘若没有严谨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妻笼宿的保护恐怕要么难付诸实施，要么有保存之名无再生之实。（图40-41）
图40-41 妻笼宿一晨一晚（图片来源：http：//www. tsumago.jp）
在众多令人应接不暇的传统风土建筑的表象背后，使用经过严密考证与科学提炼的宿场类型，甚至是一种距离康德哲学更近的理性保护与传承的理念：有鲜明可识别性的纯正江户古宿场建筑特征，被当代人自信地浓缩于妻笼深深长长的小巷上，用一把旧钥匙敲着历史厚厚的墙。（EN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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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阅读见《建筑遗产》
2017年第2期(pp008-023)
较原文有修改
作者简介：潘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200092）博士后
《建筑遗产》学刊创刊于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历史建成物及其环境研究、保护与再生领域的第一本大型综合性专业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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