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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 我的腐败史

2017-02-25 新世纪评论 新世纪评论


        改开市场、接轨西夷以来,社会风气大坏,隐隐有崩毁之虞,人心不禁思旧,纷纷以毛泽东时代之清廉,比照今日之污浊,颇有起毛公于九泉,横扫贪官污吏之切盼也。

  而孔和尚独日不然。且不说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即使倒流,有没有办法治理,也是个未知数。单说毛泽东时代之清廉,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相对的是说,上跟旧社会比,下跟今天比,可谓清廉;有条件的是说,那个时代的相对清廉,一靠风尚,二靠制度,三靠监督,并非莫名其妙的只靠一个伟大领袖来掌舵也。倘若那个时代绝对清廉,为什么还要从三反五反,一直搞到四清四不清,一直搞到“文革”,批林批孔还要兼批走后门呢?建国之初的三反五反,查出二十多万党员有或大或小的贪污行为,处分了六万多,逮捕了四千多,其中省级干部二十五人,虽然占全党比例不大,但这能说是“绝对清廉”吗?

  应该承认,那个时代不但有贪官污吏,而且已经隐隐埋下了政治腐败的转基因密码,不然毛泽东为什么忧心如焚,对那些功勋卓著的老战友痛下狠招,不惜得罪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落得个妻离子散、身后凄凉呢?看来我们要正确认识历史,不能为了今天的反腐重任,而神话往昔。其实左派右派有个很重要的共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俺今天不去讲当年的张子善、刘青山之类资深贪官,面对坏人坏事,孔和尚喜欢反躬自省。先看看当年作为一名“纯洁的少年儿童”的自己,有没有腐败?如果有,哪怕是一丁点,对于我们有何启示?这也算是一种“文革遗风”,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吧。

  孔和尚据说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啥啥都好的“百好学生”,除了美术,就几乎没有得不了一百分的课程。然而笔写的历史很辉煌,自家记得的,却颇有几页不光彩的章节。这里就选取学龄前和小学、初中的几段皮毛小事,来个“三省吾身”也。

  学龄前的小屁孩,一无权力,二无野心,也会腐败吗?会,只要人有欲望,就难免有不择手段的时候。根据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三岁就会看报纸、三岁就会下象棋、三岁就会打扑克……这里就说打扑克,孔和尚一般是绝不作弊的,因为作弊不仅证明自己无能,还耽误了功夫的进步。但是有一次在楼前打扑克,属于赌博性质,问题就发生了。

  那一天来了“崩爆米花”的,很多大人孩子都拿着苞米大米去排队。当时崩爆米花,一大锅是两角钱,小锅一角钱,没钱者可以贡献一大铁锹的煤。我们几个大人不在家的孩子,便抓耳挠腮地想办法。小军哥已经上三年级了,小滨哥上一年级,他俩合计了一个办法,抓住还没上学的我和小四儿,强迫跟他们打扑克,扑克由我提供,坐在小四儿家的菜窖盖儿上,打“对主”——即两人对家升级,输的两个人,一人回家拿苞米,一人回家拿煤,崩的爆米花四人平分。小军学习不好,加减乘除的水平还不如我这个没上学的,扑克也打得一般,但是他很霸道,经常欺负我等弱小。小滨学习比较好,扑克也打得很精,人品是趋炎附势,喜欢跟着大孩子狐假虎威。小四儿是我的死党,但是智勇双缺,百无一用,唯一的好处是对我愚忠而已。小军看准了这一点,他说:“咱们两边,都是一人好,一人臭,谁也不欺负谁,哪边输了要是赖账,我拍死他!”其实打对主这种玩法,不怕俩人都平庸,就怕一人特别木,一张关键的臭牌出去,就满把皆输了。所以这是摆明了要吃定我和小四儿了,但是众目睽睽之下,规则是公平的,只要“程序正义”,你明明被欺负,也没有道理可讲。

  我脑海里七上八下,把脑浆子转得跟豆浆机一般,瞬间定下了一条腐败计策。借着找砖头当座位的工夫,快速跟小四儿嘀咕道:“有大王摸左耳,有小王摸右耳。”小四儿是著名的榆木脑袋,说复杂了他会发懵,只能制定最简单的联络暗号,让他一下子记住。以后的情节不用讲了,就靠这一条,我方大胜,白吃了一顿爆米花,小四儿从此对我更加愚忠。不但小军小滨不明就里,连围观的大人孩子也不知其中奥秘。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串通作弊法,后来许多人都会了,于是经常先要规定不许摸这儿摸那儿。但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动了腐败的念头,法律是阻挡不住欲望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我后来打牌坚持不作弊,不是因为有监督,而是自我清高,觉得那样玩就没意思了。而学龄前的这一次小小“腐败”,虽然带有“抗暴”的味道,但毕竟是“胜之不武”。要论腐败的性质,应当属于“打假牌”,串通信息,以非公平方式,不当牟利。这跟“踢假球”、“开假会”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很小的人儿,就可以有许多“坏心眼儿”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任其“快乐教育”、“自由发展”,那么老百姓说的“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就绝非夸张了。

  如果说把这件事也认成“腐败”,有些上纲上线,有点牵强的话,那么上学以后的腐败,可就是板上钉钉了。

  我上小学后,很快就成了班里第一名红小兵,后来转为少先队。现在的很多史书说1978年以后才恢复了少先队,这是错误的记载,其中包含的愚昧逻辑是“文革什么都错,改开什么都好”。1978年共青团中央作了个统一的决议,取消红小兵,恢复少先队。但实际上很多地方1975年就恢复了少先队,或者两个名称并存。我的红小兵袖章,没戴几年就换成了红领巾,而且老师一定要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每次集体活动的“三件套”,就是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我因为登上了第一班车,所以班里其他同学加入红小兵或少先队,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或推荐。我们班换了几届班主任,皆非常倚重于俺,凡遇大事,都要听听我的主意。如果我不同意的事情,往往很难贯彻也。

  虽然俺一颗红心,秉公执法,但毕竟能够感觉到,手里有那么一份沉甸甸的权力。权力的使用,即使是公平的,也容易让人骄傲。比如我的死党小四儿,让他干啥就干啥,集体活动踊跃参加,可就因为学习成绩差,我让他三年级才入的红领巾。这时候俺觉得自个,好大公无私啊、好大义灭亲啊、好光明正大啊、天好高地好厚啊……于是在同学眼里,俺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到了四年级,班里大约一半的同学都人队了。儿童节前夕的某一天,魏吉祥突然请我和小四儿到他家吃饭。那时候请客吃饭可是一件大事儿,特别是小孩子,虽然到别人家蹭饭是经常的,但专门被请吃饭,非同小可。

  这个魏吉祥,长得白皙清秀,德智体美劳,全部中等,没有一个强项,所以比那些“差学生”还要受人欺负。他人很老实,作业从来不抄;不爱劳动,但也不弄虚作假。有时候嘴损,喜欢攻击同学,所以就更加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看见踹三脚。当初他看见我前呼后拥的,对我也不恭敬,让他扫除他逃跑,让他擦黑板他反而在上面画小王八,我便借他的名字,给他取了个长长的外号:“喂鸡喂狗喂猫屎”。同学们觉得这个外号非常顺嘴儿,一天到晚哈哈大笑地叫着。那个时代的人都很“知耻”,或者说很迷信语言的魔力,魏吉祥好像中了魔咒,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只好求我饶了他,发誓今后如果再不听我话,回家就变成“喂鸡喂狗喂猫屎”。我便命令大家不许再喊那个外号。为了转移大家的兴奋点,还特意给二班的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姓赵的女生取了个外号“赵妖精”。古人是“围魏救赵”,我这是“围赵救魏”,从此魏吉祥就成了我的又一个死党。

  可是魏吉祥每年都写申请书,就是入不了队。他几次满脸真诚地恳求我:“老孔,够哥们意思,下回发展我吧。”我摆出一副臭脸:“这可不行,人家范小妮比你学习好,人家还没入呢,你得往后排。”魏吉祥急道:“我知道范小妮长得漂亮,她爸是团参谋长,你喜欢她。那让她先入,再下回发展我吧。”旁边的小四儿说:“放你妈屁!谁说老孔喜欢范小妮?老孔喜欢的是吕梅梅,还有谭美娟。你连老孔的心上人都不知道,你还想入队?”魏吉祥认真地说:“多喜欢几个不更得劲儿吗?我也是为了老孔好啊。咱们到五年级就毕业了,要是最后入不了队,我爸说了,要把我的腿打折,不让我上中学。”我说:“别听你爸的,你爸当局长当惯了,就会瞎诈唬。”小四儿也说:“对,别听他的,自个的儿子把腿给打折?那不是大人们常说的忤逆不孝吗?”于是魏吉祥的政治诉求就这样一直拖着。

  这天魏吉祥突然请客,我联想到可能跟人队有关,但一是感到不好拒绝,二是自己嘴馋,心想不知道他家用啥好吃的招待我们,这不过年不过节的,难道他家舍得买鱼买肉?所以决定去,不怕他家求我什么事儿,反正俺学习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呗。于是我又叫上两个同学,好像是华兵和张少铭,四个红小兵,放学后齐奔魏家。

  魏家住一套带院子的小平房,里外两间屋,外带个小厨房。他爸他妈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个小屁孩,把我们请进里屋,每人一个小马扎,围坐在地中央。被我们围着的,是一个坛子。其他同学都不知坛子里卖的什么药,孔和尚的父亲工作在豆腐厂,所以俺一眼就认出,这不是腐乳坛子吗?

  魏吉祥的妈妈走过来一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魏吉祥的爸爸是电业局的一个分局长,控制着我们南岗区好大一片企业的电力分配,所以那些企业经常给他“打溜须”。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电力是国家的,企业该给多少就给多少,用不着巴结谁呀,怎么这里边也能弄权呢?反正魏吉祥的爸爸,经常“被送礼”。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腐败”吧。然而那时候的腐败是什么程度的呢?为了感谢魏局长本年度对南岗豆制品厂的大力支持,我爸爸的厂子就“贿赂”了魏局长一坛子腐乳,一共是五十块。魏家正好苦于儿子入队要走门路,招待几个毛孩子,大鱼大肉不合适,窝头咸菜不像话,于是就搬出这一坛子腐乳,又买了二十个芝麻烧饼,请我们四位红小兵大快朵颐。

  可不要以为东西平凡啊,要知道毛泽东时代的哈尔滨腐乳,一开坛就香飘半里。我亲眼在爸爸的工厂里看见,做腐乳要用雪白的E罩杯的大馒头和正宗的老白干,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假冒伪劣,而且块块都是营养丰富,秀外慧中。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描述的遗老家庭吃腐乳的派头,虽然那种傲气凌人的姿态是孔和尚批判的,但是她所描写的腐乳之美妙,的确是真实的。这样鲜红欲滴的腐乳,加上刚出锅的香喷喷的芝麻烧饼,简直是英雄配美人。我们四个,加上魏吉祥兄妹,一共六人,顿时馋水直流。抓起烧饼,一筷子戳起腐乳,风卷残云般大吃起来。

  我们吃着,魏吉祥的父母站在旁边就数落着魏吉祥的这不是那不对,说你要多向人家孔庆东学习啊,老孔那么照顾你,你要知恩报答啊之类的。我吃了四个烧饼四块腐乳,小四儿吃了五个烧饼五块腐乳。然后每人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他们家自制的酸梅汤,浑身舒坦极了。我们背起书包跟叔叔阿姨告辞。临出门时,他妈妈对我说了句:“老孔啊,我们家吉祥入队的事儿,就托付给你啦啊!”这种话放在今天,属于一般人情。但当时听了,马上令人彼此都脸红,因为谁听不出来,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走后门”吗?

  此后的几天,我就像那些小说里描写的,“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还跟我的死党们开了好几次“民主生活会”。最后大家决定,还是不能让魏吉祥现在入队,老孔如果那么做,等于开后门,等于丧失组织原则,就会被吕梅梅和谭美娟看不起,革命事业就会遭受加倍的损失。一定要等范小妮和杨长生等表现更好的同学入队后,才能考虑魏吉祥。于是这个儿童节,又让魏吉祥失望了。

  过了一阵,不知谁向班主任李大牙打了小报告,李大牙把我找去训斥了一通,说我革命立场不坚定,差点中了糖衣炮弹等等。“你爸爸就在豆腐厂,你没吃过腐乳呀?你像个红小兵领袖吗?你咋那么馋呢?不知道吃了人家嘴短吗?”我自知理亏,一句也没有反驳。我怀疑是魏吉祥报告的,但也觉得对不起魏吉祥。其实每次发展红小兵,并没有名额限制,多发展几个无所谓。而且学校的政策是,到五年级毕业之前,要让大部分同学都加入。可是根据已有的惯例,每一批应该是综合表现和威望差不多的同学,按照“原则”,魏吉祥实在够不上这一拨呀。我由此悟得一个道理,违反原则的事儿,要勇于拒绝,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在原则范围之内可以通融的事儿,则答应了人家就要给办,要么就别答应。决不能做既对不起原则又对不起群众之事也。

  后来到五年级,魏吉祥终于入队了。他又要请我吃烧饼,我谢绝了。我说:“哥们上次对不起你,但哥们心里绝对有你,懂吧?”魏吉祥高兴地说:“我知道,咱班就他妈的数你老孔,对我最好!”

  上了中学,我们不在一起了。后来就没再见过面,但我一直,忘不了魏吉祥那张诚恳的白皙而清秀的脸,还有那一坛香喷喷的、鲜红欲滴的腐乳。

        初中是我人生里最“权重位高”的阶段。我们哈尔滨第156中,只有初中没有高中。我上初一不久,就第一个加入了全国最后一届红卫兵,

随后发展了小四儿加入;到初二又第一个入了团,担任了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团委三名委员中唯一的学生委员。同时还兼任班长和数学课代表,偶尔也客串一下其他角色,比如体委和文委什么的。学习上仍然是除了美术,都轻轻松松可拿第一。因为初三年级不是选拔的,素质不如我们初二,所以我在初三年级说话也绝对管用。那几年真是志得意满,风光无限,既锻炼了多方面的工作实践能力,也早早品尝了绝对权力的滋味。所以真正长大后,最看不起的就是权力,对那些争权夺利之辈,对那些尸位素餐之辈,对那些以权谋私之辈,一点也不气愤,而是打心眼儿里感到“不知腐鼠成滋味”的可怜可笑也。

  一个大权独揽的初中少年,能不腐败吗?那是不可能的。虽然那时候已经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时代,但社会风尚和制度基本还是毛主席时代一脉相传的。整个时代都是“清廉”的,所以个人如果有了什么腐败,可不能诿过于社会,只能说,没有监督,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也。

  我那时不但在同学中可以随便呼风唤雨,老师们也多视我为神童。学校有重大活动,必让我去发言,老师们期待我的发言,胜过所有其他领导讲话,仿佛那是会场上唯一的亮点。老师们对我的骄纵,有时已经到了很不理智的程度。

  一次放学路上,王大营和柴国军两个同学打架,我公平劝架,却遭到柴国军的误解和辱骂,气得我也打了柴国军几下。其他同学上去,又给了他一顿拳脚。第二天柴国军到教导处告状,说同学对他围殴,老师们本来都同情他,一定要惩罚打人者。可是细问之下,当听说打他的人里还有“孔庆东”时,顿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所有老师都说,孔庆东打你,那一定是你不对!咋不打死你呢!你说,打你的人里到底有没有孔庆东?可怜的柴国军一看形势不妙,只好改口说没有孔庆东。但是这也挽回不了局面,老师们说既然孔庆东在场,这事儿就由孔庆东处理,他是学生会主席,他肯定比我们处理得好。今天想想,这是何等荒唐的决定,让参与打人者处理打人事件,老百姓还有活路吗?幸亏当年的孔和尚,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红小兵和红卫兵,还知道啥叫个廉耻,啥叫个是非。俺主动承认了错误,当众给柴国军同学道了歉,但是也批评了他的不分好歹。此事虽然不属于“腐败”,但充分说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何等可怕。用不着掌权者自己去牟取私利,其他人会自动地让你享受好处。一个校园就能如此,放大到一个国家,修正主义和党内资产阶级,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

  初中时期,每年仍然暑假有“拾榆钱”任务,寒假有“积肥”任务。小学毕业鉴定上写着我是“积肥超千斤”的模范,那是真的。是我和同学们冒着三九严寒,到郊区生产队的河沟里挖河泥的战果,我一个人积累的“粪票”,就达到两千多斤。上了初一,我积肥仍然达到五百斤。可是到了初二,情况有变。负责管理积肥的是学生会劳动部长李玉华,她长得白皙高挑,伶牙俐齿,是个冰雪聪明的初三女生。她对我说:“孔主席,清明街拐角那儿,有个马棚,你到那儿去铲点马粪。我值班那天,你来交粪就行了。”说着,她冲我眨了眨那双睫毛长长的俊眼。我就依照她的指点,去了两次那个马棚,铲了一大箩筐金黄的马粪,大概一百斤左右。李玉华值班那天,我用爬犁拉到学校去交粪。小四儿也拉着差不多同等分量的一箩筐去了。

  李玉华身穿小白花点的红棉袄,娉娉婷婷地迎在校门口,一看见我就嚷道:“孔主席来啦,你们快来接过去!孔主席冻坏了吧?快进楼暖和暖和吧。”于是过来两个初一的男生,把我的爬犁接过去,领着小四儿一块去过秤。李玉华引我到值班室喝开水,给我讲初三学习要注意啥,还说她是考不上哈三中的,连师大附中也考不上,希望我将来能考上,为156中争光。说着收粪员来报告:初二?一班孔庆东同学,积肥一千二百斤,小四儿是三百斤。我听了有点不知所措,李玉华冲我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笑道:“祝贺孔主席,你又是今年的积肥冠军了。我还要继续忙呢,你们快回家玩去吧,提前给你拜大年啦!”

  我迷迷糊糊就被她送出了校门,跟小四儿拿着收据回家了。我虽然从小当学生干部,但不曾亲自处理过收粪问题,不知道数量上的出入怎么对付。路上对小四儿说:“咱俩加起来也就二百斤,那多出来的一千多斤,他们怎么办哪?”小四儿说:“你怎么比我还糊涂呢?别人交的粪,每人扣过来十斤,一百个人不就是一千斤吗?”我看着小四儿那张狡黠的脸,蓦地想起多年前我对他说的:“有大王摸左耳,有小王摸右耳。”小四儿的坏心眼儿,别是我给启的蒙吧。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正是早已被神话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不到一个月,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无意把一个学生干部的腐败跟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用数据上的弄虚作假来提高干部的威信,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发明,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了畅行无阻的通例。学生会主席,就得当积肥冠军;市委书记,就得当运动会冠军,这是什么规矩?2011年7月16号,广州市组织两千多人进行横渡珠江比赛,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令孔和尚抚肚微笑的是,冠军乃市委书记,亚军乃市长大人。无独有偶,其他地方也频频出现书记市长勇夺冠军的报道。然而孔和尚清楚,他们都是“交粪冠军”尔。孔和尚当年积肥,数据是假的,但本人毕竟还战严寒、破冰雪,有过辛苦劳动。这些运动会的书记冠军,也毕竟亲自参赛,挥汗如雨。更有那些端坐家中,就成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威信,是谁慷慨赠予的呢?

  通观孔和尚在1980年代之前的“腐败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腐败产生于人的欲望与社会良知的失衡。即使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贪图小便宜的事情也每日每时都在滋生。过分苛责当然不合人性,水至清则无鱼。但放任不管,则必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付腐败,没有自觉,仅靠监督不行;没有监督,仅靠自觉更不行。打牌作弊也好,吃请受托也好,政绩作假也好,虽然发生在少年儿童身上,但充分证明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所说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孔和尚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也常为无产阶级说话,但真的不敢以无产阶级自居。正如我们填表时,祖籍不等于出生地,家庭出身不等于本人成分。我深知自己有封建主义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江湖义气等等非正宗无产阶级思想。我对那些动不动以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代言人自居的朋友,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不等于我自己就干干净净。我们即使已经成为一个觉悟者,也不过是向着神性进发的凡人。在这凡俗的长征路上,我们还会像儿时一样,不时腐败一下,不时软弱一下,不时野蛮一下。但正如鲁迅所言:“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我们才好该扫除的扫除,该鼓舞的鼓舞,拯我中华民风,救我中华黎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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