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林大副教授自杀离世,“青椒”困境怎么破?
“青椒”似乎也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他们面临的共同困境——青涩、脆弱、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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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 东方IC 资料图
文丨江城
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自杀离世的悲剧,引发广泛关注。
据学校官网信息,1986年出生的宋凯,本科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北京大学硕士,加拿大UBC博士、博士后。2019年,时年33岁的宋凯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宋凯生前所在的环境工程系系主任回应媒体称,本校没有“非升即走”政策,只是按照聘用合同进行正常考核,该教师考核未通过,由副教授降级为讲师。另外,该校人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宋凯并没有被降职。
但从目前的报道看,宋凯生前确实面临着不小的考核压力。比如宋凯因为有基金项目申请书要交,年后开始就“忙得不得了”;提及基金时,说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写不出来,还念叨着“来不及了”;因为考核没过,他退还了部分安家费,被知情人称为“面子上的否定”……或许是这些现实刺激,叠加他长期患有抑郁症,最终导致了悲剧。
悲剧引发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共鸣。实际上,高校“青椒”话题已经被讨论多年,即高校青年学术群体面临巨大考核和现实压力。“青椒”不只是青年教师的谐称,似乎也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他们面临的共同困境——青涩、脆弱、焦虑。
“青椒”压力究竟有多大?
不妨以宋凯所在的南京林业大学为例。宋凯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必须达成《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首聘期考核办法》里规定的条件才算合格。
这个考核办法内容林林总总,有知情人士透露,“就考核标准而言,如果教师手里没有国家级的课题,是很难达标的”。当“国家级的课题”成合格的硬指标,不难想象其难度。而宋凯就是只有论文,没有拿到项目。
不仅考核难度大、要求高,考核不合格面临的结果也堪称严重。客观来看,宋凯面临的处境并不是最苛刻的一种,更令“青椒”瑟瑟发抖的是“非升即走”,即未通过聘期考核评上更高的职称就要离职。这当然显得“残酷”,一旦考核不过,多年的学术付出即付诸东流。
值得关注的是,严格考核已经呈现蔓延趋势,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采用类似办法。比如前不久,太原师范学院出台规定,学校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后,如果仍然没有晋升副教授(已达副教授任职条件因指标原因未晋升的除外),需要转到学校后勤、保安等服务保障岗位。
这则消息瞬间让学林炸锅。人们感叹“非升即走/转”已经卷到了这个程度,也惊讶于“博士转岗后勤”这种巨大的落差。
但这确实也是大势所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已有110余所大学实行以“非升即走”为核心的新型聘任制度。
可以说,“青椒”整体形象似乎不再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用网络话语说,倒更像气喘吁吁的“学术牛马”,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就要接受相当严格的“抽打”。
“非升即走”有没有原罪?
如今,“非升即走”似乎正从一个中性的制度规定,变成一个压榨“青椒”的贬义词。像南京林业大学就强调自己没有“非升即走”。但如果追溯历史也能发现,“非升即走”其实是作为针对学界不良生态的一味药而引入的。
过去,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曾在相当长时期内采用终身制聘任方式。这种方式的弊端繁多,比如容易滋生科研产出低效、创新能力不足、“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问题。这很容易理解:一旦入职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个人努力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鉴于此,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开始探索预聘-长聘制,希冀借鉴国外高校推行多年的这一制度,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人才遴选、流动制度,鼓励具有学术志趣和科研潜力的优秀人才从事长周期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实现教师队伍的持续优化。
严格考核制度之后,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截至2015年,我国高校教师中45岁以下者占71%,可见中青年已经是学术主体。
而我国的论文数量、质量确实也在过去数十年得到爆发性提升。据《202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6349篇,占世界总量的30.3%,首次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1;热点论文数量世界排名保持第1位;高被引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第2位。
这事实上也是为什么类似“非升即走”之类的严格考核制度,虽然教师抱怨、社会关注,但要将其完全否定却并不容易。从学术产出的角度来说,严格考核是有用的,毕竟考核标准都是论文数量、所发刊物级别这些硬性指标,一定会快速带来肉眼可见的效果。
而且,现阶段似乎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方案。“非升即走”也就处于一种“饱受批判却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
科学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
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没有考核当然也不可能。但需要明确的是,哪怕严格考核的大方向没错,也不意味着制度不可以完善。
比如有人指出,很多高校的考核标准过于严格、单一,又缺乏充分客观的同行评议机制,导致评价机制过于机械,将资质各异、禀赋不同的“青椒”们挤到了同质化的道路上。
这不仅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也会造成学术层面的副作用,比如倒逼“青椒”扎堆涌向快速出成绩的“短平快”项目,造成基础研究领域乏人问津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既然在几年内就要出成果,就没有人愿意去啃一个产出预期不确定的课题。在“非升即走”的门槛前,“青椒”们冒不起这个险。
所以,如何进行人性化的改造,比如提高评价标准的多元性,扩展考核内容的承载量,提供一定的救济空间,保持严格与灵活的平衡,是当前应该探索的方向。
2020年底,人社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科学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才、青年人才等考核周期。可见,进行相应改革,早已有制度层面的考量。
相关政策精神与如今人们对“青椒”面临的考核压力的争议,彼此呼应。如何将共识落地为更成熟、完善、细致的措施,显然需要教育部门和高校有更多思考,并加快执行速度。无论如何,“青椒”自杀是一幕沉重的悲剧,社会不能再无动于衷。
编辑|甘琼芳
排版|甘琼芳 实习生|李蕙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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