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犯罪案下降，为“轻罪”治理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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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更精准地治理“轻罪”，刑事打击不应该是唯一的司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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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办案数据，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罪17.1万人，同比下降38.7%，达到2021年以来同期最低；醉驾犯罪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从2022年的31.9%下降至15.6%。

醉驾犯罪案件的大幅下降，其实源于去年年底“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当时《意见》明确，醉驾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并且《意见》划出了80、150、180毫克的三条红线，并且适用了“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双模式，改变了之前被俗称的“超过80毫克一律醉驾入罪”的标准。

这一执法标准的精细化调整，也曾引发过论。有人质疑，这是不是“轻纵”醉驾违法犯罪？其实放在更宏观的法治治理层面上，对醉驾的执法标准的调整是对“轻罪治理”的有益尝试。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样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刑事案件总量还在高位运行，但总体呈现“多而不重”态势，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999 年的16.2 万人下降至2023年的6.1万人，占比从25.1%下降至3.6%，也就是说“重罪”“暴力犯罪”在大幅减少。另一方面是“轻罪”更为集中，比如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帮信罪、掩隐罪、诈骗罪合计占审查起诉案件的53.7%。

特别是危险驾驶罪（主要是醉驾）已经取代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犯罪”。醉驾犯罪一度大约占所有刑案的1/3，每年有30余万人被判刑，这也带来很多次生性问题，比如醉驾犯罪严重占用司法资源。所以，在醉驾入刑13年之后，升级适用更精准的司法裁量标准，体现了司法的谦抑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为了探索“轻罪”梯次治理模式。

“当轻则轻，当重则重”，法治不能一味追求“从重从严”，不能一味追求“严刑峻法”。

事实上，随着我国犯罪治理迈入“轻罪时代”，需要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来治理“轻罪”。就醉驾治理而言，需严格醉驾的立案、起诉、审判、入罪的标准，并辅之以更丰富、更严谨、更精准的刑事打击之外的治理措施。比如，检察机关与公安、司法部门积极推动构建醉驾治理防控体系，建立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双向衔接、无缝对接，探索柔性惩戒模式，将自愿参加公益服务作为适用认罪认罚、相对不起诉处理的考量因素，等等。

正如法学家所言，“法治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十多年前，为了打击醉驾，我们需要强调“一律入罪”，而在十多年之后，我们需要更精准地治理“轻罪”，刑事打击不应该是唯一的司法工具。

目前，醉驾犯罪案件已下降，但治理不是为了数字的降低而降低，而是为了在新环境下更好地治理“轻罪”，以更积极措施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切实增进社会和谐稳定。

编辑｜沈彬

排版｜甘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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