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32：第十章 子瞻何罪
第十章 子瞻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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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被押解回京，立即被投入御史台监狱中。当日御史台官员就向苏轼宣布，奉旨勘问其所做诗文谤讪朝政事。同时御史问道，自苏轼起向上追溯五辈，是否有丹书铁劵。丹书铁劵是皇帝赐给功臣的赦罪凭证，苏轼自然是没有。按宋代律法，犯有不赦的死罪，家族五代祖上有丹书铁劵，即可减轻罪责；其他较轻的罪过，则只能泽被三代。也就是说，越是大罪，丹书铁劵反而越有用、功效越久。如今问到五代，看来是大事不妙。
来人哪，把案犯带上来！
八月二十日，审讯正式开始。主审官李定的案头摆着《钱塘集》，这就叫明摆着的事，还有什么好辩白的，说吧！
所有的囚徒都是一样的，最先供认的，肯定是法官已经知道的。苏轼的诗并不好懂，他肚子里装的书太多，经常接二连三地往外倒，这使得他的诗中充斥着典故，有卖弄学问的嫌疑。不要说今天的人们离开注释肯定看不懂，就是宋人要想捕捉到诗中隐藏的含义，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第一次审讯，苏轼痛快地承认，自己在杭州时期写的《山村五绝》确有讥讽之意，其他作品并未干涉时事。
这几首诗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述过，什么“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等等——这里面的嘲讪之意实在明显，几位御史上的弹劾奏章恰好都引用过。凭这样几首诗想治苏轼重罪，显然分量还有点轻。
御史们加大了审讯力度，日夜逼问。就在苏轼入狱时，还有一个官员身陷囹圄。他叫苏颂，后来官至宰相，在一个杀人案件的审判中，他涉嫌减轻凶犯的罪责而被弹劾，入狱审查。苏颂听到苏轼被严厉责骂，日夜诟辱，虽然没有受到严刑拷打，但是已经听得苏颂胆战心惊。
两天后，苏轼称没有与其他人有诗文往来。
又两天后，苏轼称别无讥讽诗文，再次坚称这类讥讽时政的诗歌没有寄与他人。
苏轼逐渐看清了路数，这些人要千方百计在他诗中找出置之死地的罪名，第二是多多益善地找出他的“同党”。
到审讯的第八天，八月三十日，苏轼决定招供。
中国古代，诗人、学者、官员，往往是三位一体的。而利用诗歌这种特殊方式议论时事，更是有独立传统、特殊门道的。
诗歌具有讽谏、教化作用，这是孔子的结论。《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大意是说，诗歌可以激发想象，考察得失，提高修养，批评时事。这里的“怨”，就包括了批评时政，反映现实，表达民情。孔子考订民歌，编纂《诗三百》，使之成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这就赋予了诗歌非同一般的地位——通过诗歌的托物讥讽，可以作为治国参考，匡补得失。事实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本身就是《诗经》中的句子。考察历代诗歌，从屈原到李白、杜甫、韩愈，如果缺了一个“怨”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定是另一种样子。
不要以为这样就有了保护伞，可以随意写诗。因为诗歌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 “不直言君之过失[1]”，你要委婉地说、温柔地说、恭敬地说，哪有儿子对老子抽心挖骨、破口大骂的？自唐代以后，更是在法律上规定，禁止直接批评皇帝的言论，同时还列了一项罪名叫“指斥乘舆”，属于大不敬之罪。所谓十恶不赦，这个“指斥乘舆”名列十恶中的第六位。不管是写诗还是上书，或是当面直陈，假如从中读出不恭敬来，臣下就算摊上大事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方面古代中国向来有很多发明创造，以至于中国古代史冤情无数，血债累累。
[1] 毛诗正义
第一种叫怨望。诗可以怨，可是对君王不可以怨，这叫人如何把握？第一个中招的大人物叫白起，他是战国时秦国名将，因病拒绝出任大军统帅。不能亲临一线就老老实实呆着，他竟然在秦国战败后嘟嘟囔囔发牢骚，指责秦昭王不听自己的建议，于是被赐自尽。
说出来的牢骚叫怨望，没说出来总不至于惹祸吧？未必。汉武帝时的大司农颜异，被人举报犯罪，张汤审理此案。张汤对皇帝说，颜异有一次与人聚会，客人对朝廷某项法令有不同看法，颜异没有出声，只是嘴唇动了动，这说明他是在肚子里诽谤朝政。于是颜异被处死。不说话都能获罪，是为腹诽。
最离谱的叫死后造反。汉景帝时的名将周亚夫，他是开国元勋周勃之子，此人忠心耿耿，屡立战功，可是他说话太直，建言献策的时候经常不给汉景帝留面子。汉景帝招待他吃饭，可是不在他面前摆放筷子，周亚夫不知道此时应该赶紧跪在地上高喊“臣罪当诛”，反而找侍者要餐具。一顿饭也吃出悲剧来，周亚夫终于被抓住把柄关进监狱。狱吏问他为什么谋反，周亚夫说我都快死的人了，哪还有反心啊，狱吏说：你不在地上谋反，也会在地下谋反的！刚烈的周亚夫受不了这等屈辱，绝食而死。
这几个人都是因对皇帝的态度而被害，下面这个堪称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汉宣帝时有个大臣叫杨恽，他的父亲是前任丞相，外祖父是司马迁。这样的人物自然才华横溢，嫉恶如仇，于是被人污告对汉宣帝言辞不敬，近乎忤逆，逮捕下狱。被释后不再为官，常饮酒为乐，狂放不羁。他作了一首诗：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
须富贵何时。
——拊缶歌
马上有人对汉宣帝解释说，南山当然很高，象征着皇帝；芜秽不治，是说皇上把国家治理得一片乱象；一顷豆，就是文武百官；落而为萁，就是任由官员散落荒野，这是在怨恨皇上罢黜他呢。汉宣帝听了这样的解释，将杨恽腰斩于市。
所以言论的解释权不在说话的人，而是在于皇帝，很多时候也在于小人。舒亶的弹劾文中，说苏轼“腹诽背毁，包藏祸心，怨望其上，指斥乘舆，大不恭矣”，这几个关键词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嘴脸。苏轼明白，与其任由李定、舒亶这种人断章取义上纲上线，还不如自己主动训诂，把自己的话撂给皇帝。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在“以诗托讽”，而不是“指斥乘舆”。
苏轼供认的“以诗托讽”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论新法扰民害民。这类诗作我们已经读过，不再赘述。清初学者王夫之说：“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 诚自取之矣。”按照王夫之的意思，苏轼是自作自受，他不应该替老百姓说话，而是应该明哲保身，老老实实地当奴才。王夫之虽然是一代大儒，也仅仅是封建家奴而已。倒是《宋史·苏轼传》中说：“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这话告诉后人，苏轼作诗不单单是发泄不满，也是为百姓说话，是有补于国的。不经意间，说出了《诗经》传统。
二是嘲讽为政不作为。比如“半年不雨坐龙慵，但怨天公不怨龙[1]”，这是讥讽朝廷大臣不任职，不能调理阴阳，却使人怨天子。
再比如“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2]”，来自一个寓言故事。是说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的早晨，日落是每天的结束；蝙蝠却认为日落是每天的开始，日出是每天的结束，争论不休。凤凰是百鸟之王，于是它们去问凤凰，飞到半路，遇到一只鸟说，不必去问凤凰了，凤凰在睡觉呢。以此讽刺官员不辨是非。而在给司马光的诗中，说“儿童颂君实，走卒知司马[3]”，这明明是为反对新法之人张目，盼望司马光上台！
[1]《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2]《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
[3]《寄题司马君实独乐园》
三是指摘幸进之风。“近来愈觉世议隘，每到胜处差安便[1]”，讥讽朝廷用人，多是刻薄狭隘之人，不能容人。苏轼有一篇文章《日喻》，是说一个先天失明的人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样子。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样子像铜盘，敲铜盘知道了，有一天他听到敲钟的声音，于是以为这就是太阳。又有人告诉他太阳像蜡烛，他揣摩一支形状像蜡烛的乐器龠，以为这就太阳。苏轼说，我们都想求天下大道，可是“道”这个东西，比瞎子认知太阳还要难以得之，只有脚踏实地，务实笃学， 才谈得上真才实学。苏轼感叹，过去朝廷以诗赋取士，读书人儒家、墨家、法家什么都学，好像无志于道，但是学问渊博；如今朝廷专考儒家经典，好像有志于道，但是多不务实，只会寻章摘句。苏轼哪里能想到，宋代以后，科举取士越走越窄，遂使中国文化的长江大河，成了文化酱缸。
[1] 《游径山》
苏轼的供状中，讥讽新进小人占了很大篇幅，引经据典，讲解细致，好像在跟审讯的人说，看，我是如何骂你们这群小人的！因为苏轼是个幽默大师，他喜欢捉弄人，当促狭鬼，也许在狱中兴致勃勃地写这样的供述，是一段快活的时光。
苏轼并不想牵连旁人，几次坚称这类讥讽诗作并未寄与他人。但是御史们已经搜集了旁证，他们甚至到大名府黄庭坚处搜来了苏轼的作品，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几年前的《钱塘集》。有时候为一句诗甚至被审问两天，他开始招认与一些朋友的交往，这其中交往最久的人是驸马王诜。苏轼与王诜多年来交情深厚，诗歌往来很多，涉及的谤讪诗也很多，他的《钱塘集》就是王诜刻版印刷的。有一年苏轼的外甥女结婚，苏轼从王诜处借得二百贯，后来又借一百贯，都没有归还，类似这些日常人情来往，甚至文房四宝、水果酒食的馈赠等芝麻绿豆，全都被拷问出来。
很多诗的解读是极为牵强的，明显是出于狱吏的重压。比如赠孙觉的“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约定不谈时事，谁谈时事谁喝一大杯。可笑的是，这样一句不谈时事的话，在御史的逼问下，也有了讥讽之意，这相当于茶博士提醒客人“莫谈国事”，于是茶博士涉嫌谤讪，真是说不得、不可说、没法说！
苏轼在杭州时，一寺内冬天开牡丹数朵，苏轼与知州陈襄作诗唱和，其中一首说：
一朵妖红翠欲流，
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
不放闲花得少休。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这样一首咏牡丹的诗，竟然也被说成讽刺执政大臣到处擘画新意，扰民严重，让小民不得安宁。
就这样到十月初，苏轼承认有谤讪之意的诗作近五十首。
拿到了直接证据，还有诸多旁证，尤其是牵涉其中的都是反对新法的人，比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陈襄等等，这让御史中丞李定很是高兴。一天在散朝时，众官员都在向殿外走，李定突然说：“苏轼，诚奇才也!” 李定说完这句话，周围一干人等，没有任何表情，他们明明听见了，但是没有人看他，没有人点头，没有人惊诧，什么都没有。这确实有点尴尬，李定只好继续说：“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仍然没有人说话，汉代腹诽的那个颜异还动了动嘴唇，这些人无一例外，紧紧闭嘴。待李定走远，大家略微交换了一下目光，仍然是什么也没说，散了。
几年以后，苏辙在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发出了憋闷多时的怒吼：“子瞻何罪？独以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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