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43:第十四章 千里快哉风
第十四章 千里快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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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到达金陵,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早早骑着毛驴出来,在渡口迎候。东坡船到,也是早早立于船头,躬身施礼:“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说:“礼岂为我辈设哉?”
这一问一答,隐藏的信息太多,感触太深,实在是太真实、太有情节、太符合二人此时的身份了。
苏轼这时候是贬官身份,当然不愿意着官服;而王安石此时已经退隐赋闲,但他的爵位俸禄均在,苏轼身着老百姓衣服拜见,显得并不恭敬。
而王安石的回答不但巧妙,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了。
在古代中国,“礼”,远远超过礼仪、礼貌、礼节的范畴,而是进入了哲学、政治领域,甚至具有宗教属性。当刻意夸大人的社会属性,对人的行为作出刻薄、繁琐的规范,这个社会必然会等级森严,必然会生产僵尸人甚至伪君子。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终日穿着丧服,不许宴饮,不许娱乐,如有出格,轻的被人耻笑,重的就是大逆不道;皇帝死了更是天大的事,谁要是敢动黄陵一抔土,那就是谋反之罪。《国语》记载,楚国的国君屈到喜欢吃菱角,临死前嘱咐家人说,祭祀我的时候,一定要用菱角。等到祭祀时,家奴摆上菱角,儿子屈建却要求拿掉。他说,按规定,祭国君要用牛,祭大夫用羊,祭士用小猪和狗,祭普通人用烤鱼,不能因为老爸自己的嗜好而违反国家的法典。于是便不用菱角。想想这国君也够可怜的,临死前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礼教无孔不入,可笑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汉代田登当太守,不许老百姓说灯,点灯只能叫放火。元宵节官府出告示:放火三日。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北宋名臣文彦博,本来姓敬,祖上为了避后晋石敬塘之讳,改姓文,后晋灭亡以后,又改回来姓敬;到了宋代,赵匡胤的爷爷叫赵敬,于是又一次姓文。
这种无聊的东西多了,人们自然就会戴着面具说话。随着汉王朝的覆灭,魏晋一些文人向着束缚人的条条框框发出了怒吼。
礼岂为我辈设哉?这是阮籍的名言。即使在今天看来,阮籍也容易被当成神经病。邻家开酒馆的少妇长的不错,他每天过去喝酒,醉了就躺倒在人家裙子下面睡觉;邻居的漂亮女孩未出嫁就死了,他跑去大哭一通; 可是他老娘死了,他喝的大醉,披散着头发瘫坐在床上,来人吊丧,他也不哭一声。直到下葬,阮籍吐血成升,昏倒在地。可见阮籍并非不孝,但是他的行为无法被人接受。我们只需要懂得他的反礼教精神,而不必去描摹他的具体行为。
不要说古代,就是今天,礼教的影子仍然在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行为。2010年,周洋获得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十六岁的小孩,向电视镜头说,我得到这块金牌,能让我爸妈过的好点。有人竟然据此说周洋不懂事,这种时候应该说感谢国家,怎么能只顾着自己的小家呢?这些人忘了,周洋的父母是卖冰棍供养孩子的!四年后周洋再次夺冠,这次把国家、单位、领导、教练全加上了,自己爹妈降到第五位。
两天前的奥运会,傅园慧带着独特的表情说,我竟然游得这么快?没有奖牌的想法了,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很满意啦!按照一些木头桩子的看法,你应该说不满意,还得争取冠军啊,怎么能如此不求上进呢?幸亏,公众看出了她的可爱,纷纷给她点赞,使她没有变成第二个周洋。周洋也好,傅园慧也好,她们不需要像外交官一样,刻板地背诵那些标准辞令;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动,这才是让我们最为感动的啊!
王安石说,礼岂为我辈设哉,是在告诉苏轼,他们俩都已经从官员回归了普通人的身份。官场一定要讲尊卑、讲上下、讲先后,否则朝堂上就乱套了。但是官场的风气不能全都带入民间。同学们毕业后多年再聚,如果是官大的、发财的端居上座高谈阔论,布衣的、没钱的蹭于下座陪着笑脸,这样的聚会就成了少数人的炫耀大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假如一切随意,或者是按年龄、按宿舍床位、甚至男女搭配列位次,那么庶几还能找到当年的同窗之谊、那个青涩的年代。遗憾的是,变味的同学聚会,导致友谊的小船一翻再翻,早就是如今这个浮躁年代、百变人生的缩影了。
苏轼,满庭芳
脱了官服,让王安石与苏轼做回了普通人。如今都不是官身,不必再遵守朝廷规矩,也不必在乎什么礼数。世间的事就是如此奇怪,在位的时候,争得一塌糊涂;退下来的时候,会突然感慨,怎么当初那么傻呢?如果双方都不是那么意气用事,朝堂上也不会有那么多是非,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啊!
同上
值得欣慰的是,他们都是文学大家,官场上的那点小小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他们的诗文却会辉映千古。
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北山》
王安石的诗作让苏东坡非常崇敬,他的和诗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其三
苏东坡并不是客套,以他的年纪,尊称王安石为师,并不过分。两人一同游览金陵形胜,吟诗作赋。48岁的苏东坡褪尽铅华,尽显本色,让64岁的王安石喃喃自语:“不知再过几百年,世间方有如此人物!”有时候老迈的王安石无法同去,就让人及时传抄苏轼的诗作,先睹为快。他读到苏轼“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之句,击节赞叹:“老夫平生诗作,无此二句!”
尽管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朝政问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
一次,苏轼说:“我有话要对您说。”
王安石以为苏轼会提起两人从前的纠葛,表情很不安。
苏轼说:“某所言天下事也。”
王安石说:“姑言之。”
苏轼说:“汉唐亡于战事与大狱,我朝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但是现在却在西北用兵不断,在东南盐法峻急,数度兴起大狱。你为何不阻止?“
王安石说:“两种事是由吕惠卿发动,我现在一个退休之人,哪来的权力干涉?”
苏轼反驳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不过是常情,不过皇上待你的是非常之礼,你也应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啊。”
王安石厉声说:“我跟你说——”
转念间欲言又止,嘱咐道:“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咱们的话,不要对别人说。
王安石接着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人非如此不可。”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这话出自孟子,意思是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之人,就算因此而得到天下,这种事也不能作。王安石说这样的人才算可取。
苏轼说:“可是现在的人为了一官半职的升迁,即便是杀人也在所不惜!”
王安石笑而不语。
无法证实两人的对话是历史真实。但是他们的话却提前印证了此后的政局走向——如果不是有祖宗家法,北宋后期的历史,一定是一次次的人头落地。实际情况是此后的若干年,士大夫们除了没有品尝到砍头的滋味,其他种种人生悲局,几乎都感受到了。
两年后,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去世。对他主持的熙丰变法,千年以来争论不休,但对他的政治品行,却没有什么分歧——他是个君子,当年的不同政见,也是君子之争。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也卧病在床,他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朝廷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皇帝拟了一道敕书:“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北宋中后期,是英杰辈出的年代,这使北宋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但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却在一群风光霁月的君子手中,变得很不正常,这才是值得后世的君子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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