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45：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第十五章 翰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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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重新起用，亲朋都为他高兴，家人更是欢呼雀跃，他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经过黄州的磨难，他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体悟，世事变幻，人生无常，功名利禄已经不萦于怀。他这个人，儒释道杂糅，还是儒家层面的东西多一些，这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所以当朝廷有令，他仍然选择出来做事，他是大宋官员，不是隐士，也不是和尚道士，他想不出不做事的理由。
宰相韩琦在老家修了一座“昼锦堂”，欧阳修为此写了散文名篇《昼锦堂记》，文章开头就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1]”。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一定要回老家显摆。项羽攻下咸阳，火烧阿房宫，谋士劝项羽称霸关中，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穿了一身新衣服，却要晚上出行，谁看得见啊？非要回老家。谋士说：“我听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韩琦修昼锦堂，当然是顺着项羽的话，取“锦衣昼行”之意，欧阳修为了把韩琦与项羽这只猴子区别开来，费了好大周折，短短的几百字转了好几个弯，才算把文章拔高。不过人们仍然重点记住了开头的这句话，连皇帝都支持大臣回老家炫耀——即既然卖命替我做事，我就让你享受这种荣光，又是修祠堂又是修庙宇，所以明清名臣的老家，都有一座恢弘的建筑。
[1] 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这点事——寒窗十载，出去做官，致仕后教化乡里，最后仍然回到土地。大概只有转了一圈，人生才是完整的。严格来说，苏东坡现在已经转到第二圈了，因此在告别常州时，他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将来回归乡野的愿望。
云水萦回溪上路。
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
月白沙汀翘宿鹭。
更无一点尘来处。
溪叟相看私自语。
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
尊酒不空田百亩。
归来分得闲中趣。
——蝶恋花
元丰八年七月，苏轼启程前往登州，十二月路过密州。老百姓还记得他为密州做的好事，江湖野老在路旁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当年他从府库中专款专用，用于救济弃婴，如今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纷纷叩谢知州大人的救命之恩，这真令苏轼感到高兴。超然台仍然完好，老友们与他把酒言欢。到达登州地界，早早的就有百姓伫立路旁，他们却不是来欢迎新任知州大人的，而是直接问苏轼一句话：
“大人为政爱民，能不能像从前的知州马默大人一样，心怀百姓呢？”
马默在登州任知州时，登州沙门岛是发配犯人的监狱。官府向来按照三百人的数量供给粮食，如果犯人多了，嘴多粮少，就把多余的犯人给扔到海里。马默了解后，上书朝廷，修改《配岛法》二十条，对多余的犯人进行甄别，关押时间久又没有大过的犯人，则押还登州，自此囚犯多有活命者。
数千年的王朝更迭，百姓承受的苦难实在太多，他们除了望眼欲穿，希望朝廷派来一个好官，没有别的办法。而一个人政绩如何，这涉及到一个多维度的评价问题。官员对皇帝是否尽忠，对国事是否勤勉，一个聪明的皇帝也许能够甄别，唯独对百姓是否宽仁，这属于官声问题，则皇帝很难听到真实情况，吏部未必能全面了解，只有百姓心如明镜。在百姓看来，像马默这样的官员，就是好官；老百姓不关心马默是否能够经天纬地，他们关心的是马默能否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很可惜，皇帝尽管也教导官员要爱民，但是他听不到百姓的声音，这使得评价一个官员的政绩，简直比解决一道数学难题还要难得多。
临作
苏轼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中，如果按照官职来看，他占不到多么显赫的位置，因此后世多把他划入文学家行列。但是在百姓心中，他是治世能臣。他在密州救助弃婴，在徐州医疗病囚，即便是在黄州时，以一个犯官身份，他都想方设法为百姓做事。当时黄州有溺婴的野蛮风俗，孩子生多了，养不起，就溺死了。苏东坡听说后，立即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信，建议组织民间捐款，送给贫苦的孕妇，让她们允诺不会溺婴。
苏轼的为政思想，并没有超出孔子的“仁者爱人”主张。而佛家讲究慈悲为怀，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在悲悯情怀上，儒释道是可以互通的，没有隔阂。文字都是那些文字，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读书人对孔子的主张烂熟于胸，关键还在于践行。而古代官场自有官场的发明，如果专注于苏轼、马默抓的具体“小事”，则容易被称作妇人之仁，很多人不屑去做；说得再难听点则成了沽名钓誉，于是官员不敢去做；如果进而成了收买人心甚至是别有用心，那可惹了大麻烦了。因此事关老百姓的一些“小事”，永远不会有人去做，皇帝即便是知道这样的弊政，也是毫无办法。直到官员搞得哀鸿遍野，四处揭竿而起，于是人们说天数已尽，眼睁睁地看着朝代更迭。
苏轼到任后，按惯例先了解本地情况。有一个主簿汇报起来没完没了，反复聒噪，苏轼听得寡然无味，颇为困倦，于是推托说晚上再来见我，意思是以后再说吧。哪知主簿不懂眉眼高低，晚间真的来了。苏轼只有会见，他正在读《杜甫诗集》，于是拿出一句杜诗问主簿：“江湖多白鸟，天地足青蝇，白鸟是鸥鹭之类的鸟吗？”
主簿说：“白鸟，蚊蚋也，用以比喻脏吏。江湖之间，距朝廷远，多藏脏吏。青蝇，小人也，天地之间，小人多而君子少。”
苏东坡大惊，想不到一个小小的主簿竟然有如此见识，待之上宾。
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山高皇帝远，这个广袤的国土还得依靠及时雨宋江、美髯公朱仝之类的小人物来治理。皇帝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于是一道一道地下圣旨，苦口婆心地劝诫官吏忠君廉政爱民，妄图通过君子人格来管理国家，可是收效甚微。这种德化教育对百姓也许管用，对官吏则难以奏效，因为官吏手中有权力，欲望会吞噬圣人之言。假如皇帝懂得“小人多而君子少”的道理，也就不必煞费苦官心妄图把小人都变成君子，从而在其他途径多想想办法了吧。
苏轼上任的第五天，诏命又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礼部郎中。他匆匆登上蓬莱阁，领略了一下海景，就向着阔别多年的京城进发了。
又有百姓聚在路边，这次不是欢送他，也不是嘱咐他到京城好好做官，而是争相说道：“寄谢司马相公，勿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
看来民间真的有高人。如果苏轼像百姓说的那样，向司马光辞谢朝廷任命，专心当个地方官，也许真的是对自己的保护，又是地方百姓的福音。可是命中注定，苏东坡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还要再转上一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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