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53：第十七章 君子小人之辨
第十七章 君子小人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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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元年十一月，学士院举行馆职考试，苏轼担任主考官，他出的考题是：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题解中说：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1]；欲法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学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
[1] 媮，苟且。
用今天的话说，苏轼出的是一道命题材料作文。题目已经给定了，就是如何既要师法宋仁宗的忠厚宽仁，又要取法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如今朝廷想师法仁宗的忠厚政治，但是担心官员惰政、不作为；想取法神宗的励精图治，又怕官员过于操切，刻薄寡恩。从前汉文帝实行休养生息，朝廷官员连互相指责过失都不好意思，但并没有听说朝政有怠废不举之病；汉宣帝眼睛里不揉沙子，朝臣都勤于政务，但并没有管理太过严苛之失。
这是一道紧贴时政的题目，就是当今治理国家，该当如何综合仁宗、神宗两朝之长。为了拓展思维，给定的材料中举了汉代的例子，汉文帝放的宽，汉宣帝收的紧，都能把国家搞好。考生尽可以贯通古今论开去，给出大宋时政的要务。
苏轼门生中，张耒、晁补之、李昭玘都是在这次考试中被授馆职。
就在这时，左正言朱光庭上书，说苏轼的考题“谤讪朝廷”，人臣应该颂扬仁宗、神宗，不应当置之议论，现在不但论“媮”论“刻”，而且拿来汉文帝汉宣帝作比较，分明是说仁宗神宗不如汉朝的两个皇帝，不忠之心昭然若揭，请求治考官之罪。
侍御史王岩叟、御史中丞傅尧俞等人纷纷上书支持朱光庭，认为苏轼有讥讽之意，弹劾奏章一道接一道，大有淹也要把苏轼淹死的势头。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苏轼是文字大师，于是文字之祸就一直跟着他。自乌台诗案以后，他已经小心多了，一则他的诗风已经变得醇厚，年轻时喜欢批评现实，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尖锐的话本来就少了。二则他也有意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众多朋友找他写墓志铭，他都给推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生前给人写过不少墓志铭，应该是收了不少润笔费的，以至于后来得到“谀墓”的讥评——收了钱就得把给死人脸上贴金。苏轼对外坚称不写墓志铭，他撰写的墓志碑记，除了至亲，只有师友寥寥数人。司马光和范镇曾经有约，谁先死，则另一个人作墓志铭。范镇履行了约定，他的稿子写得毫不含蓄，把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骂得体无完肤，写好后请苏轼写字上石。苏轼看过之后对范镇说：如果我按照你的稿子来写字摹刻上石，恐非三家之福。苏轼后来作了大幅度修改，但最后仍然没有避免毁碑的命运。
想不到如此谨慎，仍然会惹来麻烦。苏轼这道考题的本意，是不要矫枉过正。新法已经实行了将近二十年，很多东西已经相当成熟，没必要一刀切全部废除。然而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换一拨人，就重新折腾一番。苏轼这番话如果在新党在朝的时候说，也许还能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如今朝中再无新党之人，出这样一道考题，他可真是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了。可见考试作文题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出的。
朱光庭是程颐的弟子，王岩叟、傅尧俞是司马光旧部。
朱光庭是为他老师出气，傅尧俞等人附和朱光庭，当然是因为苏轼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
苏轼 司马温公（司马光）碑
原碑已被毁，
这是明代翻刻本
这就是所谓“蜀党”、“洛党”、“朔党”党争的发端。变法派即新党已经被打翻在地，贬到外地去了，于是旧党内部互相掐起来，分裂为三党。蜀党以苏轼、苏辙为领袖，吕陶、黄庭坚等人为羽翼；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等人为羽翼；朔党势力最大，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多达三十余人。三党之说，只是当时人们背后的一些议论，今天看也极不合理。比如蜀党、洛党，区区几个人，如何能称一党；这些当事人也不会承认结党，苏轼后来听说有蜀党之说，就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知情，这个说法可信。
策题事件再一次证明，所谓文字谤讪，根本都是幌子，阎王打鬼，借助钟馗，宋仁宗宋神宗都成了钟馗，隐藏在背后的动机是说不出口的。
连续的攻击让苏轼无法再保持沉默，他在自辩状中说：
伏观二圣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始，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
臣之所谓“媮”与“刻”者，专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至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指责，不值一辩的东西，非要辩个子午卯酉，所以这篇文字显得非常苍白。
殿中侍御史吕陶，在众多台谏官攻击苏轼时，愤然上书为其辩护。吕陶道出了苏轼和程颐结怨的原委，毫不客气地指出朱光庭是在挟私报复：“台谏之职，为天子耳目，要在维持纲纪，分别邪正。凡所弹击，当循至公，不可假借以事权，以报私怨。万一及此，是谓欺君。”吕陶说苏轼戏弄程颐，确实不该，但“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吕陶说话，遂被指为蜀党成员，实际上他仅仅是四川人而已，他的名言是：在朝孤立。
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持论更加公允，他说：“苏轼正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言官不须深论。”于是太皇太后把此事压下，没当回事。
哪知台谏官们并不罢休，他们一直争到高太后座前，坚称试题出的不妥，坚持要个说法。太皇太后说：“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
傅尧俞说：“试题虽是数句言语，确关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应当理会。”
高太后说：“苏轼不是讥讽祖宗。”
傅尧俞说：“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并未说他讥讽祖宗，既然是思虑言辞不当，有伤事体，总要明确个说法。”
王岩叟从袖子中取出苏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没等说完，高太后忽然在帘后厉声说：“更不须看文字也!”
按照惯例，大臣被台谏弹劾，应静待处理结果，如果劾奏不实，台谏官要受处罚，总之必有受伤者。经过权衡，高太后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把苏轼、朱光庭等四人召来，严令往事不要再提，各自回到岗位上，该干啥干啥去。
谁知贾易蹬鼻子上脸，上奏说吕陶党附苏轼，文彦博、范纯仁是苏轼后台。高太后大怒，将贾易逐出朝廷，任怀州知州。同时，因左谏议大夫孔文仲的弹劾，程颐罢经筵说书，苏轼进侍读学士。可想而知，程氏门人认定这是来自苏轼的阴谋。
苏轼，司马光赞词
苏轼在这件事上能够全身而退，完全是因为高太后的眷顾。在随后的几年中，苏轼不断受到这些人的攻击，若没有太皇太后的袒护，恐怕乌台诗案又会隆重登场了。
策题风波昭示了两点：
第一，北宋朝堂，真正具有经世致用之学的人已经难以立足。司马光编了十九年史书，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宋神宗号称用这部书“资治通鉴”，可是这些迂腐的文人，这个不许说，那个不许说，这还资什么治，通什么鉴！司马光已经远远比不上司马迁、魏征，如今司马光已经作古，朱光庭等人更是比司马光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国家的财富固然可以增长，北宋固然是富得流油，但思想的侏儒不可能催生巨人的基因，北宋王朝的好日子算是快到头了。
第二，苏轼这一生总是吃亏，就在于他不看政治风向，不唯上，不跟风，这使得苏轼的政治品格具有现代意义。朔党领袖之一的刘安世虽与苏轼见解不同，但也给出了公允评价：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然而无论是苏轼的“非随时上下”，还是吕陶的“在朝孤立”，在那种体制下，总会付出代价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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