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61：第二十章 历任三州
第二十章 历任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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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六年（1091）二月，朝廷以翰林学士召苏轼回朝。苏轼不愿意回朝，接连上了三道表状辞免，无奈太皇太后就是不允。苏轼下定决心在翰林院略坐一坐，找机会仍去外任，因此连家眷都没带，只身入京。
苏辙这时候已经是尚书右丞，处于执政位置，住处也从竹竿巷搬到了东府。东府西府是宋神宗时专门为执政大臣准备的八套宅邸，苏轼孤身一人，于是搬入东府与子由同住。苏轼的预感非常准，刚一回朝，贾易、赵君锡就炮制了“野花啼鸟亦欣然”事件，向他发起攻击。苏轼连上四道表章请求外任，终于获得批准。这样，在京师呆了仅四个月，苏轼知颍州。
颍州位于安徽西北部，四十三年前，欧阳修曾知颍州，致仕后又选择在此终了。杭州有西湖，颍州也有西湖。颍人听说过苏轼在杭州西湖办公的趣事，对苏轼说：“内翰但消游湖中，即可了郡事”，可见此地政事之简。秦观为此写诗寄苏轼曰：
十里荷花菡萏初，
我公身至有西湖，
欲将公事湖中了，
见说官闲事亦无。
苏轼也觉得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水，到任后给执政上谢启：入参两禁,每玷北扉[1]之荣；出典二邦，迭为西湖之长。
[1] 指翰林院。
然而稍一了解情况，却发现颍州的最高长官并不好当，这里夏天大雨，冬天大雪，灾害频仍。苏轼到任时，颍州正在实施“八丈沟”工程，这项工程不但关系到颍州百姓的生路，而且受到全国瞩目。从陈州到颍州，连年水灾，甚至直接威胁首都开封。为了永绝水患，前任知州决定，在古时候邓艾沟的故道上，从陈州境内挖一条三百五十里的新沟，引颍水入淮河，泄陈州之水。
这时候工程已经在六处开挖，苏轼却没有满足一个实施者的角色。他亲自带人到现场勘察，仔细测定上下游水位。沿着蔡口到淮河，在三百里长的人工河道上，每隔二十五步立一个标竿，一共竖立581l竿。经过缜密的测量，苏轼在两个月内取得了详尽的水文、地形等资料。他发现工程前期根本没有进行详细勘测，是一个典型的“拍脑袋”决策。主张建设八丈沟的官员称，淮河水涨不过四丈，但苏轼测量的数据是，淮水涨痕五丈三尺。淮河在雨季时的最高水位，要比上游蔡口水位高八尺五寸，就是说本来是用于泄洪的河道，却比上游水位还高。这样的工程竣工之日，就是淮河水泛滥三百里、直逼颍州之时，到时候不但不能宣泄陈州之水，还会使颍州受到双面夹击，这将是灭顶之灾。苏轼还详细核定了工程预算，发现原定的三十七万贯石钱米和十八万夫役，“全未是实数”，是一个大大缩水的数字，开工以后，所用钱粮会大大追加，此项工程决不可开。苏轼在奏章中处处以数据说话，有理有据，直达事实，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最终同意停止八丈沟工程。
苏轼是水利专家，他的治水思想集中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这不但是他工作实践的总结，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对大自然的哲学认知。他在文中写道：
“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
苏轼说，治河之要，应该站在人情的角度看待水情，就是说应该赋予水以生命。河水湍急凶悍，这固然是它的本性，但如果不是堤防围追堵截，让它无处宣泄，它也不会如此肆虐。古时候河之侧没有居民，水的地盘就是属于水的，人们不进入水的地盘；如今却围上大堤，在大堤上盖房子住人，这是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根本没有长远眼光。
这篇论文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成为一篇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学文献，它所体现的是哲学与文学的思维。自古以来，江河平缓时盖房子圈地，水来了加固堤坝，洪水滔天时仓皇逃跑，水退了再回来。年年也在大力治水，其实这只是 “爱尺寸而忘千里”的浅层行为。水患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活动过分挤占水的生存空间，与水争地，甚至破坏植被、土壤，越发使水“激而作之”，加倍报复人类。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不明水情的鼠目寸光。因此，要想治理水患，单纯依靠修筑堤防水是远远不够的，要像懂得人情那样懂得水情，让人与江河和谐相处。
苏轼在一千年以前的论述，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如今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不管是大城还是小镇，那些水塘、河岔、沟坎都是江河的锅碗瓢盆，也许这些锅碗瓢盆现在是空的，但是如果把这些都填平，或挤占河道，或种地盖房，真的大水来了，它往何处去？只能是向人们的房子去。道理并不难懂，只是人心疯了，道理也就都忘了。
阻止了八丈沟的开挖之后，苏轼开始梳理颍州水系。他奏请朝廷同意，将原来计划维修黄河的劳役，留下一万人工开发颍州境内的沟渠。颍州城西有一条清河，因长期疏于管理，泥沙淤积，河道几废。他组织民众疏浚清河，沿河修建三座水闸，又在上游建了一个叫清波塘的水库，大水来时有处可泄，平时又可作为蓄水之处，还能灌溉沿河两岸六十多里的农田。
这件事做完以后，他还想疏浚颍州西湖，可惜他的任期已到，后来是他的签判赵令畤完成了他的规划。
不知不觉已到冬天。颍州的冬天十分寒冷，十二月中旬，大雪纷纷，连日不断，一直下了十多天才稍稍见晴。与颍州相邻的寿州、庐州等地已经闹起饥荒。苏轼早晨跟夫人王闰之唠叨：“我一夜没睡，担心百姓要挨饿。我的想法是出数百千钱，做成干粮炊饼，以备百姓饥荒。”王闰之说：“听说赵令畤在陈州赈灾有功，这件事交给他去办，肯定妥帖。”苏轼于是紧急召回赵令畤协商。雪灾之中，一是粮二是柴，两件事全部准备停当，颍州人度过了一个平安的严冬。
元祐七年春天，苏轼动身赴扬州任。正当初春，踏入扬州地界，他经常遣开随从吏卒，走街串巷与农户聊天。他发现，此时的乡村，商旅不行，百业凋敝，究其原因，仍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积欠所致。新法中有一项法令叫市易法，就是官府干预物价，在货物积压时以平价买进，在货物紧俏时卖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击囤积居奇的奸商，但是实行中也侵害了商户的利益。商人为了生意，不得已从官府手中赊欠进货，又要付出利息，朝廷坐收巨额利润，风险由商户承担。苏轼在扬州看到的情况是，大户破产的十有八九，中小商户全都存在大量积欠。农户也是普遍欠官府青苗钱，如遇灾年，则忍饥挨饿；如遇丰年，则官吏上门讨债，棍棒加身，苦难尤甚于受灾。过了这么多年，各地方已经形成了利益链条，就是养了一帮专门催收欠款的胥吏，苏轼估计，每州专门用于催欠的吏卒不下五百人，以此推之，全国大概养了“二十余万虎狼”。
苏轼愤然给朝廷上了一道七千字的奏议，他说：
臣闻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这也就是高太后垂帘听政，换作旁人，哪容他如此批评朝政。奏议上去以后，迟迟得不到批复，苏轼又上了一道表状，终于获准宽免了各种积欠，扬州百姓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扬州漕运发达，那些官船水手艄公经常私带一些货物，异地出售，赚点小钱。政府发现这一问题，严格查禁走私，这个口子一堵，这些船民生活窘迫，于是经常盗窃官物。苏轼认为，这点蝇头小利，完全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利于民，要求准许船民捎带私货，也获得了朝廷的批准。
作为一个古代官吏，忠君与爱民的关系，虽然不是简单的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但原理大致相仿。苏轼在这一点上，堪称千古为官的典范。不过，他一生为小民奔走相告，为了给百姓争取一点可怜的利益，不惜怒吼“苛政猛于虎”，这才是他屡屡遭到迫害的根本原因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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