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65：第二十二章 逐客

第二十二章  逐客

1

    高太后临死前，召见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她已经预感到年轻的皇帝肯定会改弦更张，要他们早寻退路。

按说皇祖母垂帘听政，这个关系是比较好处理的，老太太毕竟年老，用不了太久就会还政小皇帝。历史上两个最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和康熙，都是靠着祖母的庇护，从而在长大后干出惊天伟业的。宋哲宗天资也很不错，八九岁就能背诵《论语》。他刚继位时，契丹派出使节吊唁宋神宗。蔡确担心两国服饰不同，小皇帝看了辽人打扮会害怕，于是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形貌衣着。哲宗耐着性子听蔡确讲完，问道：“辽国使者是人吗？”蔡确回答：“当然是人。”哲宗说：“既然是人，怕他个什么？”

这样聪慧、有胆识的孩子，有皇祖母的精心培养，又有程颐、范纯仁、范祖禹、苏轼等人作老师，竟然越来越乖戾刻薄，脾气暴躁，只能说明他们的儿童教育是失败的。这些人反复跟小皇帝唠叨，要学仁宗，不要学神宗，他们可能忘了，神宗是小皇帝的老爹。哲宗的御案是个旧桌子，高太后命人给换成了新的，过了两天，小皇帝又给换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什么，哲宗说，这个桌子是先皇用过的。

这孩子如果是个木讷晚熟的人，也许会好一些，偏偏他心智早开，而且很有主意。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奏事时都是面向帘中之人，小皇帝长大后抱怨整天看的是官员的背影。每次大臣奏报，哲宗都沉默不语，有一次高太后问哲宗为啥不发表看法，哲宗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晚上，这孩子要在皇祖母寝宫中的阁楼上就寝，因为老太太担心小皇帝过早接触女色。不过这并没有看住他，十四岁那年宫中就传出寻找乳娘，刘安世、范祖禹找高太后告状，高太后竟然还不知道此事。

一个孩子，整天听一群老头老太太絮絮叨叨，这实在是太烦人了，而到了他逆反的时候，那种反弹是很可怕的。哲宗十七岁时大婚，皇后姓孟。对于老太太的安排，小皇帝并不满意。一年后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宠幸的是刘美人。后宫中这种事并不奇怪，让人惊骇的是哲宗找个借口，很快废黜了孟皇后，把她赶出皇宫，让她当了个女道士。几年后，哲宗死了，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孟皇后被召回宫中。在短暂的政治调和之后，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等人，贬谪旧党人士，又把孟皇后赶出了皇城。

过了很多年，金兵南侵，将徽宗、钦宗等皇室中人一网打尽，孟皇后因在外当道士，反而避免了被俘的厄运。金兵退去后，北宋王朝成了没头苍蝇，朝中大臣才想起皇室中还剩下一个老皇后，于是把她搬了出来。这个一生坎坷的女人，并没有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心存怨恨，而是马上主持大局，积极光复赵氏天下。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因不在京城，因此金兵南侵时没有被俘，在孟皇后的支持下，赵构称帝。此后南宋政局的稳定，孟皇后出力尤多，她有两次垂帘听政的经历，堪称大智大勇；而政局一稳，马上交出权柄。两度被废，两次复出，两次垂帘，这样的传奇人生，任何小说情节与之相比，都会相形见绌。

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斗争，甚至让一个女人跌宕起伏，可以想象朝中大臣会是什么结局。在哲宗看来，凡是高太后定的事情，全是错的，包括她送给自己的女人。只能解释为这是一种逆反心理，他固然是不满意高太后“母改子政”，期待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不过这解释不了他的出格行为。

元祐八年九月，哲宗改元绍圣，第一个措施就是起用章惇为相。章惇这几年辗转各地做官，非常辛苦。朝中的台谏官们变着法的整治他，他们不是一起弹劾，而是今年这个挑毛病，明年那个发难，这种猫戏鼠的游戏，让章惇满腔愤恨与怨毒。如今他满血复活，他的报复手段要远超八年前的司马光。

章惇第一个清算的，就是司马光，他说：“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 司马光、吕公著已经死了，他们的封号、官职都被追贬，章惇与蔡卞等官员还要求将他俩“掘墓劈棺”，有大臣认为这种事太缺德，“发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才没有同意。他们甚至打算追废高太后，造谣说高太后在神宗病危时，打算立子不立孙。向太后听说此事后，哭着来见哲宗，作证说绝无此事，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说：“皇上一定这么做，也就容不得我。”太后太妃一起闹腾，哲宗才没有听从章惇等人的挑唆。

连高太后与司马光这两个死人都可以整治，收拾那些活人就顺理成章了。刘挚、吕大防、苏辙、梁焘四位宰执被一贬再贬，无一例外全部踢向岭南瘴疠之地。范纯仁，这个当年替章惇、蔡确说好话的宽厚君子，也被安置永州。到崇宁年间统计，有七十多人被发配到岭南各地。与此前的党争不同，此前还有政见之争、学术之争、君子小人之争、意气之争，至此只剩下赤裸裸的报复。

苏轼的罪名非常好找。他在乌台诗案中有供词，这个历史问题无论如何是抹不掉的。此后他的策题、他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也都是明摆着的，前几年这些材料虽然没有整倒他，但是如今大有用场。不但如此，台谏官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当年曾经百般攀附苏氏兄弟，二苏觉得此人两面三刀，资性奸谲，向来不给他好脸，更不要说推荐拔擢。果然，这个来之邵先生成了第二个吴处厚。他说：

轼在先朝久已罢废。至元裙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之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

《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于小康，这是劝诫周厉王的诗句，老百姓已经太苦了，应该休养生息，不要聚敛太过。这是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小康”的表达，当然今日所说的“小康”，涵义已经全然不同。来之邵说，苏轼分明是把神宗比作横征暴敛的周厉王。几年前苏轼拒绝采用范镇所撰司马光墓志铭，而今一样逃不过鸡蛋里挑骨头，“屈原之在陂泽”，这分明是把神宗皇帝比作楚怀王！

文字狱充分发掘了人的恶行，这样险恶的政治气候，想要静观人间的恩恩怨怨都不可能。官员唯恐与元祐旧党有牵扯，为了聊以自保或是为了升迁，到处寻章摘句，告密揭发。一时间整个朝廷的最大政务，就是揪出“奸党”，把他们赶出朝廷，放逐到远方。

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苏轼被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以左朝奉郎知英州。此后不久，蔡卞进呈重修《神宗实录》，指出该书诋毁熙宁法令，参与修撰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全部被贬，黄庭坚历涪州、戎州、黔州；秦观先后徙郴州、横州、雷州。

朝廷中充斥着恐惧、彷徨、兴奋、期盼的混合物，这使得京城的气氛非常诡异。苏家倒霉了，人们开始躲着走。那个著名画家李公麟，给苏轼画过多幅画像的，遇到二苏两院子弟，以扇障面，招呼都不打，苏过很愤怒。晁补之听说后，更是把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全都随手送人，不留一幅。

李公麟不过是害怕惹祸上身而已，最多有点势利，苏过实在没必要恼怒。朝廷中的位置又空出了好多，这才考验人品。林希，苏轼的同年进士、多年好友，很多年没有进入朝廷中枢，章惇这时候让其任中书舍人。从司马光到苏轼的十几人贬谪之词，全都出自林希之手，把这些昔日旧交骂得污浊不堪，甚至在制词中暗斥高太后“老奸擅国”。有一次草制完毕，掷笔长叹：“这回坏了名节矣！”可见他也痛苦。更为痛苦的是，如此积极表现，章惇也没让他再升官，而是很快又把他排挤到一边去了。

这种时候，男人往往不如女人。庆历年间，吴鼎臣与李京交好，李京写信推荐自己的朋友，请吴鼎臣替其扬名。吴鼎臣将其书信上奏朝廷，李京被贬官。李京的妻子找吴妻告别，吴妻惭愧不出，李妻在庭院中说：“我来是因为两家交好，欲求一别。另外你家官人也有几封书信与我丈夫商量私事，我都带来了。”索火焚之而去。这件事见于苏轼的记载，想必他是诸多感触，才记录下来的。

苏轼与李之仪两家交好，苏轼知道胡文柔是个奇女子，命儿媳和王朝云多多向文柔请教，称她为“法喜上人”。现在苏轼要去遥远的英州，胡文柔说：“我一女子，得这等人知，我复何憾。”亲手作了一件衣服，让李之仪送给苏轼。

女人不参政，无所求，无所求才会有真性情。男人不同，男人要养家糊口，为了嘴里的粮食，往往会委屈嘴里的言语，这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比如林希，他断送了与苏轼的友谊，然而仍然精心藏了苏轼论浙西赈灾的多幅手稿，传给子孙，不知道他晚年是如何面对老友手迹的。

一大批人回来了，一大批人被赶走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若干年后，有无名氏感慨官员举选艰难，将苏轼的《行香子》略微改动[1]，很有些暗合北宋中后期几十年的熙熙攘攘、吵吵闹闹：

清要无因，举选艰辛。

系书钱，须要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劳神。

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

虽抱文章，苦苦推寻。

更休说，谁假谁真。

不如归去，作个齐民。

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

（待续）

---

[1]苏轼《行香子》：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前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