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浮夸风、粮食高产放卫星“时，他戳破了自欺欺人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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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有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
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几个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
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 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
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对于他们这种浮夸做法，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是反对浮夸派，但这些人当时被浮夸派批评是“右倾保守”，有的还受到排斥和打压。
浮夸风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了。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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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
相反，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1958 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领导汇报第二年计划增产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乌龟爬。”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
田家英是拥护邓小平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都说邓小平虽然农村出身，却没有搞过农业，不懂农业。田家英都这样说，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认为邓小平搞得太高了。
刘少奇也是一样，吹得神乎其神。58 年到处报高产，可一到59 年1月、2月，到处说缺粮，到处高产了却到处缺粮，毛主席就感到疑惑，就最早觉察到了浮夸风造成的恶果。
主席是实事求是的，他支持大跃进，也最早发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并反对浮夸风。在当时中央最高层领导中，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真在农村生活过，小时候在家干农活还种过地，所以，他是头脑最清醒的。
毛主席后来批评“就是有人吹得神乎其神”，就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的，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威信不好点他们的名罢了。《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刘邓二人在这个时期的讲话，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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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8、9日两天，邓小平、杨尚昆、林铁等人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视察了天津专区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视察了天津市鸿顺里人民公社和天津大学。饱餐天津狗不理包子的邓小平等人来到胜芳镇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和杨尚昆喜笑颜开地站在稻子上面合影留念。这块丰产稻田亩产高达11万斤，邓小平等六人站在稻穗之上如同站在石头上一样。）
......
原来，那些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了，就在半夜把几亩田的稻挖出来，挪到一亩田里去，浇好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几千斤，万斤没有看到。他照实都告诉了主席，主席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这都是林克亲口给我说的。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小孩子站在麦穗上，我看到报纸，就去问林克报纸上的情况他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想象这些麦穗、稻穗挤在一起，很匝实，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倒了几片，小孩子还是可以在上面的。
这不是自然长的，是人工堆起来的，现在你找人给你堆一堆，也可以上小孩子上去。他这一讲，我就都清楚了。主席不信万斤粮，又想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量，以便他在反左的时候有实际依据。所以，1959 年初，他命令我们这些他身边的秘书亲自到农村去种粮，放下架子，参加劳动......
我们接受毛主席指令到四川种粮，是在春耕之前，一到四川，就看到沿途到处都有标语牌，还有万斤粮、放卫星的照片。
我在崇义乡大丰公社种水稻，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犁田、耙田、施肥到插秧、灌溉、追肥再到除草、间苗、其他田间管理，一直到收割、脱粒、过磅，全程都是在最经验丰富的老农的教导和帮助下进行的，而且可以说是用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方法、最好的肥料、最精心的护理，最后得到的水稻单产也就是500 多斤。
老农还说我的产量是不低的，超过我的农民不多。我就问他们了：“你们不是报告平均二千斤吗？”农民回答我：“那是干部报的，不多报，他怎么升官呢？”我又问：“那万斤粮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万斤粮就是把快熟的稻谷挖出来，十几亩集中到一亩上，卫星试验田都是人造的。那么多稻子塞得满满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去踩。”这与当初林克说的他在天津知道的情况几乎一样。
当时，劳动模范罗世发给主席报告的也是二千斤。据农民讲，人家要他报一万斤，他不，他就坚持只报二千斤。从这些情况来看，很明显过去四川，甚至全国的农村，给中央的报告是虚假的，单产两千斤不可能，早稻晚稻两季加起来顶多也就一千多斤。那时农业技术还很落后，连杂交技术也没有出现，万斤粮必是欺人之谈。小麦产量比水稻低，更不可能上万斤。
但是，这只是我的感觉和判断，因为我得到的实际产量只代表我这个地方，不能代表四川全省，农民七嘴八舌的说法也不能全信，还必须亲自听听罗世发自己怎么说，才能下结论。我决定去拜访罗世发。
罗世发当时有一大堆头衔：四川省劳模、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等。上面找他的人多，他都照顾不过来，他不是我这个公社的，我要自己去，恐怕也见不到他。所以，我就先要做点准备工作。
我先联系了县里的曹书记，他是个道地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田家英是大知识分子，他很尊重，我算个小知识分子，从中央来的，他也很尊重。我和他谈得来，我们都希望国家的计划和毛主席的指示，要符合下面的实际。
我跟他说，我这次下来就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了解真实情况。他则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委托。我下来后跟他接触了多次，觉得他是个有魄力的人，而且看得出来，他是愿意让我调查到真实情况的。
他往上报的也是亩产两千斤，但他实际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在私底下他跟我说过：“我要不这么报告，书记就当不了。就这样报，我还挨批评了。因为我报的在各县报告中是最低的。”
我把想和罗世发见面谈谈的想法说了，曹书记一听，就要陪我去。我说，你是父母官，也是大官，人家见了你就不敢说话了，还是我自己去谈谈吧。你给他打个招呼就行。就说我是个不懂农业的知识分子，想跟他请教点有关农业的知识。
......
听他（罗世发）这样说我惊讶得很，问：“你这个劳模，真去看了我的实验田？啥时候去的？我一点不知道。”
他说：“你插秧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上面来种田的，我都要去看看的。都说田家英带了个工作队种庄稼，我就去看看是不是也来瞎胡闹干啥的（他说的是土话，是瞎胡闹的意思，我自己说不上）。我还带了几个公社的人去。我跟他们说，这个工作队看来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个种实验田的是个内行啊。我一看就晓得，你那个插秧不是根据上面规定的‘双龙出海’，是按我们农民的意见插的。”
他又说：“我们也没有照省里的密植要求做，但报告还是写按照要求做的。真要那个密植，就要死苗了。我们都是7、8 寸的距离，都不是双龙出海，双龙出海太密了，苗长不大就倒了。你们是按老百姓的搞法。毛主席派来的人就该这个搞法。”
听他这样一说，我就问：“那你怎么那么多？我却这么一点儿？才500多斤？”他好像有点为难了，瞪大眼睛看我，不说话。不过我看得出，那也不是反感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说，老罗啊，你别看毛主席地位那么高，他的计划，他的指示，都要根据下面真实情况来定的。下面的情况不真实，他的指示就脱离实际了。毛主席好比一个加工厂，材料不好，出来的产品就不好。这个责任就不在毛主席。你可要说真话啊。要都是假材料，毛主席怎么领导啊？你看，我来半年多了，种的实验田，密植跟你的一样，产量也就几百斤，哪有几千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罗世发知道了我要了解实际情况，不是瞎说产量，而且他也看出来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知道个真相，就放下了包袱，说：“老戚啊，你不要问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哪有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哪来一万斤？我这个地就是最好的了，去年用最好的种子，就打了八百斤。他们整天都在这里，都知道的，就是这么说就是了。我去做报告，全国都是几千，几万，我这个劳动模范只打了几百斤，那不是给会议抹黑吗？不能给会议抹黑，不能给中央抹黑，我就说二千斤。二千斤都没有，就是八百斤。”
“那别的劳动模范也瞎说的？”我又问。
“别人我不敢说，江苏的陈永康，他报了四千斤。我问他，你怎么打的？我们都是种地的，都知道，谁也不能骗谁的。陈永康就跟我说，老罗啊，不问了，你都知道，你还问我，哪里有四千斤。我问他，那你今年打多少？也就八百斤，他说。”
这就是当时四川粮食单产的真相，也是全国粮食单产的真相。
......
毛主席把这个报告看了好几遍，一边批示立即印发会议，一边把李井泉找来，问他四川粮食亩产量究竟多少。......
主席说：你看他们的报告，他们亲自去种的，亲自打的，亲自秤的。你去种过没有？打过没有？秤过没有？
李井泉说没有，那主席就说：没有你怎么否定人家呢？
李井泉争辩说是他派人亲自去调查的，主席就要他还是好好看看那个报告再说。
李井泉当时是地方上最突出的人，省市里就他和柯庆施两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的报告牵涉他的政绩，要是报告属实，那就是他欺骗毛主席了，这牵扯到他的政治生死问题。他要保护他的地位，不服气是当然的。
主席对他说的话看上去就几句话，可那其实是很厉害的几句话。这些也都是庐山会议结束后田家英他们回来后讲给我听的。
真正给李井泉打击的还不是我的产量，而是他树立的劳动模范罗世发。
他立即派人去向罗世发核实是不是我打着罗世发旗号说话。罗世发当时归统战部管，统战部长是罗世发的顶头上司，平时中央要罗世发开会，一般都是统战部长通知的。李井泉就专派四川的统战部长这么一个罗世发最不敢顶撞的人去找他核实。
这个统战部长不敢怠慢，立即就先去大丰公社查看，问农民戚本禹种田有没有那回事？产量是不是500 多斤？农民告诉他，是的，是老戚自己种的，自己打的，自己秤的。随后统战部长去找罗世发核对，还把我的报告念给他听，告诉他李井泉说了是戚本禹欺骗主席。戚本禹说八百斤的产量是你说的，你真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罗世发说：“他没有欺骗主席，我是这么讲的，八百斤是我说的。”罗世发这个人真了不起，他顶住了，说了真话。
这是后来崇义乡周书记和罗书记来北京看我，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转告我的情况。那个统战部长应该说也是有正义感的，心里可能有些怕李井泉，但还是愿意讲真话，就实事求是根据他核实的结果，跟李井泉报告了我那个报告的真实性。李井泉这才向毛主席认了错。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一部分第九、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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