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 ——以“川边”“西康”为中心

邹立波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藏族史。

3月学习雷锋月

提  要：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关键词：“川边”；“西康”；地理名称；川藏边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 （10&ZD110）

 近代中国边疆地理观的建构同晚清以来边疆政局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研讨边疆地理名称的生成是深入认识近代边疆地理观建构过程的重要面向。作为晚清边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川藏边务的推进往往涉及地理名称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晚清川藏边务，尤其是对“川边新政”的探讨。[1]“川边”“西康”等地理名称被理所当然的广泛运用在近代川藏边务问题的研究中。然而，这些地理名称的生成过程实则充满不确定性、歧义性和竞争性。各种地理名称的运用隐含着国家权力、地方力量、社会舆论对晚清边疆制度变革的态度及其互动关系。地理名称的内涵也与跨文化的词汇意义互通、误识和发明等因素有关。本文试图引入概念史的方法，[2]探寻晚清时人如何在因应边疆政局的同时，糅合新旧地理信息，建构出新的边疆地理知识。[3]

一、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与运用

民国元年（1912年）十一月，应护理四川都督胡景尹之请，傅嵩炑编纂的《西康建省记》出版。该书成为首部专载西康情事的著述，被后世誉为“前此纪载康事书籍最美备者”。[4]开篇略记西康疆域，附按语称：

西康，古康、藏、卫三区之一也……政府及川滇人士于藏固不可忽，于康尤当念念不忘，乃何以竟不知有康，一出炉关即谓之进藏……康地在川滇之边，故名曰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而未以驻康名者，政府之误也。然亦误于光绪三十一年，川督锡良奏派赵尔丰往办巴塘军务，不曰西康军务，而曰炉边军务，一误再误，无识者更称康为藏……况今之番人凡居丹达山以东者，自称为康坝娃，居丹达山以西者，自称为藏坝娃……故凡炉关以西，只能谓之西康，丹达山以西乃可谓之西藏，以定名称而正疆域。[5]

傅嵩炑是赵尔丰经营“川边”的心腹幕僚，对川藏交界区域人文、地理极为熟识。在按语中，傅氏颇费笔墨的驳辩“康”“藏”“炉边”“川边”名称、疆域之别，多次强调恰当运用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傅氏显然意识到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随意运用，对经营川藏边务的负面影响。然而，傅氏主张取代“川边”等地理名称的“西康”之“康”，既源于内地传统的舆地知识，又是借自藏区的地方性知识。那么，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经历怎样的生成和运用过程？傅嵩炑为何舍弃常用的“川边”名称？一再突出“康”“藏”之别是否有深层次原因？

地理名称的具体内涵往往因时而异。“川边”最初并非专指名称，而是对四川与毗邻省区交界处的泛称。同治年间西南各地战事不断，“川边”名称频频出现，曾以之概称靠近藏区的川省地方。同治四年（1865年），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联名奏称，征讨瞻对工布朗结的藏军进抵道坞（今道孚），“深入土司地方，已近川边，现饬防范”。[6]这应是“川边”与川藏交界区域相关的较早记载。“川边”最终从泛称转变为专指地理名称，是晚清川藏边务嬗变的结果。自雍正初年川、滇、藏划界始，川藏交界区域分属不同省区，在川藏政治依存关系中向来缺乏主体地位，被模糊的涵括在川藏边务内。而且，各政教势力（即土司、呼图克图）在川藏交界区域内分而治之、各自为政。边缘化、碎片化的政治格局致使其长期在汉文语境中缺乏一个整体地理名称。早期汉文史料中仅数次以“西炉口外”“川省关外”等名称含糊概称。至晚清筹办川藏边务，清政府与川藏疆臣起初均以川省与西藏为筹划边务的立足点。对川藏交界区域的有限经营，往往因顾及西藏边情的变化而处处受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鹿传霖收瞻改流之举搁置中断，即因清政府在“保川图藏”问题上以“保藏”为重。清政府中枢和多数官员明显对川藏交界区域的战略价值重视不足。[7]

庚子拳变后，为挽颓局以自救，清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此时，藏印谈判陷入僵局，英俄争夺西藏又渐趋白热化，英国决意以武力解决藏事。西藏形势顿形危急。川藏交界区域的战略屏障地位逐渐突显出来，受到清政府的关注和承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清政府谕令尚未莅任的川督锡良议覆“川边”屯垦商矿事宜，称“有人奏川藏危急，请简员督办川边，因垦为屯，因商开矿等语”。[8]作为专指地理名称，“川边”自此频繁出现在官方和舆论的表述中。

锡良上任伊始即对川省政务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对“川边”的经营策略却较为局部和温和。锡良否决了全面开发“川边”农商矿的计划，建议先在巴塘有条不紊的推进垦务，并将打箭炉从散厅升为直隶厅，归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及边务诸事归直隶厅管辖。[9]清政府大多予以采纳。打箭炉行政级别的升格，将“川边”事务纳入相对独立的地方管理体系内。政治制度的变革对地理名称的生成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锡良并没有以“川边”名称来固定的称呼这一亟待经营的区域。这可能是因为“川边”名称固有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光绪三十年（1904年）锡良的一份奏折还将“川边”用于指称与滇黔交界的川省地方。[10]“炉边”“炉边关外”“台藏”等名称是锡良奏文中的替代词，与“川边”“川疆”混用。清初以来，打箭炉（今康定）简称为“炉城”。打箭炉厅所辖地方统称“西炉”。“炉边”顾名思义泛指由川省管辖的打箭炉以西边地。[11]该名既源于本土地名，辨识度又高。因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巴塘事变平息后，建昌道尹赵尔丰首先以“炉边善后督办”的名义统管“川边”边务。“炉边”也是民间舆论较长时间内普遍认同的常用地理名称。[12]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军机处致函川督赵尔巽等筹商“川边”设治问题时，对“斥地建省”仍游移不决，拟裁撤边务大臣，移设建昌道，由四川总督管辖，称“仅就炉边一带设置十余郡县，而以边务大臣统治其间，仍军府则规制已非，立行省则回旋不足……即使川炉一体，恐亦挹注无多”。[13]地理名称的选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清政府中枢对川藏边务的决策态度。

正当清末经营“川边”揭开帷幕之时，西藏政局骤然严峻。事态随着英军侵入拉萨而迅速恶化。面对藏事败坏与国内舆论压力，1904年八月，清政府颁布谕令，对藏事采取补救措施，将整个东部藏区分为两大区域：北至青海一带由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延祉经理，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则由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经营。[14]川藏交界区域委由川藏大员专理，被提升到“自固藩篱”的边防战略地位。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地理名称混乱的局面。无论是官方奏文，还是私家书信，凤全倾向以“川疆”指称其经略施政的区域，如称“瞻对属之藩部，何异属之川疆……瞻地本属川疆”。[15]“川疆”起初也属泛称，词意模糊，因语境之异而不同。光绪年间，川督刘秉璋曾经以“川疆”指川属藏地，称“德尔格特系属川疆”。[16]鹿传霖则将“川疆”视为毗邻“关外”的川省地方，明确指出德尔格忒“远隔川疆”。[17]因此，晚清经略川藏边务期间，时人运用地理名称异常混乱，以具体人事而定，经常混用不同名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川边”名称渐居主流，大抵是在川滇边务大臣设立，即“川边”行政机构实体化以后。巴塘事变的发生充分暴露出清政府传统治边基础的缺陷和脆弱。要求将川藏交界区域分界划治、建立行省的各种论调一时甚嚣尘上。1905年五月，内阁中书尹克昌奏陈“划出四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府厅，云南丽江一府、永北一厅、永宁一土府之地，附以巴塘、里塘、明正、瞻对各土司之地，设为建昌行省”。尹氏之所以倡议将“川边”“滇边”纳于一体而设省，因“建昌为西藏之咽喉，而丽江尤为川滇缅藏之门户，今此境分隶两省，实隔阂边情”。[18]川滇合作联防“藏边”的提议很早就已提出。但是受制于省务间的诸多隔膜和掣肘，合作联防常流于形式。因而尹氏突破行省界限，单独分治建省的主张，对清政府中枢和地方官员的经边规划有所影响。次年（1906年）六月，锡良等审度形势，摈弃了清政府以川藏大员兼管的传统主张，建议“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使“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川边将来建省，以为改土归流之基”。[19]可以说，以军府制创设的川滇边务大臣是“划界建省”与“川藏兼管”的折衷，或者是迈向行政独立化的过渡方案。

与“炉边”“川疆”不同，“川边”名称同“滇边”对称，体现了两处区域在川滇两省地缘政治中所处的“边地”位置，更昭示出经营川藏边务离不开川、滇两省的支持。犹如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时所奏，“此时开办之初，臣诚不敢遽议及此（指分设行省）”。但是为确定边务权限疆界，赵氏“拟请川边、滇边由两省督臣，划定地界，应自某处起，归边务大臣管辖。此后地方各事，及差缺各官升迁更调，均归边务大臣主政。其籍隶川、滇人员，但非在边务大臣所管境内者，均准融通委用，以广其途”。[20]“川边”名称的政治意义集中反映在“川滇边务大臣”的行政称谓上，或多或少迎合了川藏疆臣对建省过渡时期地理名称的需求。

“川边”名称的知识化是其受到广泛接纳的重要途径。由锡良于1906年十二月拟订的四川藏文学堂章程中，舆地科目教学要旨特意列出“川边”，内辖“炉、里、巴三台站”，与“滇边”“卫藏”并举，拟编入讲义和教科书内。[21]不过，赵尔丰对“川边”名称的应用和推广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各类奏文、函折、电文中，“川边”成为赵尔丰指称其经略区域的通用地理名称。由“川边”衍生出的简称“边”“边地”或“边藏”是赵尔丰运用的另一类地理名称。只是简称的内涵较“川边”宽泛和灵活，处于动态变化中，且逐步超出“川边”的地域范围。赵尔丰常将“边”与“川”“藏”并称对比，称“四川之屏藩在藏，而藏卫之后路在边……合四川边腹统计，腹地面积仅十之四，边、藏面积实十之六”，“保边即以保川”，“至边改流设官之后，须建行省，使名义早定，将边、藏地界划清”。[22]此类表述既分辨“川”与“边”亲疏关系，展现出“边”战略地位的不断抬升，也有意在政治层面上区分“边”与“藏”。

总之，晚清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与运用，伴随着该区域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到名称混用的“边疆要地”的嬗变过程。尽管“川边”名称的运用频率越来越高，却并未成为当时唯一的常用概念。这与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藏交界区域制度变革中的过渡性质有很大关系。

二、界域之争与以“康”定名

“川边”并不是赵尔丰建省蓝图中的理想名称。事实上，赵尔丰在著名的“平康三策”中已有“力主改康地为行省”的建言，频繁谈及“康”之名。[23]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赵尔丰在电文中正式提出“西康建省援藏”的主张。[24]自1910年五月以后，赵氏又在奏文中多次使用“康藏”或“西康”：“惟康藏与蒙古情形略有不同，因地处高原，横梗万里，内屏川滇，外扶藏卫，建瓴之势，非仅辅车相依”。[25]所以对于赵尔丰而言，“川边”仅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地理名称。经边后期，赵氏以“康”或“康藏”统称川藏交界区域的意图日益明确。傅嵩炑以“西康”“定名称”的想法或应直接承袭自赵尔丰。

赵尔丰多次舍弃沿用已久的“川边”，显然与该名称内涵的局限性有关，不似简称“边”或“康”可超越地域限制。但是“川边”的弃用也暗存现实考虑，即“边地”疆域的盈缩问题。筹设川滇边务大臣时，军机处授意川、滇督臣会商边务大臣的辖境。赵尔丰也曾数次向清政府奏询此事，之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再次奏称，边务亟待筹办事宜之一即“划清界限”，陈请“将打箭炉以外属地，悉归边务大臣管辖”。[26]具体的疆域界址却始终未定。川滇边务大臣经理“滇边”只徒具虚名，所辖“川边”实局限于雅州府旧管口外各土司地方（以今四川甘孜州为主）。而在“边地”改土归流过程中，界域变动最大者当属西界。

边务大臣创设之初，“边”“藏”界址仍拟沿用雍正年间划定的宁静山为界。1908年八月赵尔丰的奏文将“川边”疆域界定在“打箭炉以西，宁静山以东，纵一千六百余里为边地”。[27]雍正年间的川藏划界依据各地方政教势力辖境粗略划定，在不少区域并没有作严格的界线勘定。这造成“边”“藏”双方对交界区域归属的争议。早在1906年腊翁寺事件后，边军控制了原本属于巴塘土司管辖的盐井，随后进兵盐井西北擦哇冈的扎玉、左贡一带（今西藏左贡县境），引起西藏噶厦政府的警觉和不满。到1908年二月，驻藏帮办大臣联豫指责赵尔丰进据毕土（今西藏左贡县碧土），企图“展拓地土”。赵尔丰辩称藏军调兵欲袭扰三岩（今四川白玉、西藏贡觉等地）、盐井，致巴塘民众恐慌，故遣军驱剿，何况毕土是否属藏尚有疑问，电请联豫饬藏员前往盐井会勘界址。[28]勘界的争议之处在于如何理解川、藏疆域以宁静山为界。赵尔丰以为，“所谓宁静山为界者，指大路交界处而言，非自宁静山一线截齐，南北东西皆以此为界也”。倘若如藏员所称“自宁静界限起，恐盐井尚须圈入藏地矣。内地州县大路何尝不有界碑，而延袤之地，犬牙相错，互相出入，若尽指交界处为界线，则此线之地尽为彼县所有矣”。[29]以此为重勘疆界的准则，赵尔丰指出，“擦哇冈与盐井相近，亦为川边属地”。[30]勘界争议预示着川藏原有政治版图即将改变。边务大臣统辖的“川边”疆界开始向金沙江以西延伸。

界址会勘事宜尚在进展时，赵尔丰奉旨出任驻藏办事大臣，兼理“川边”事务。1908年九月，赵尔丰入藏遭到西藏各阶层的强烈抵制。噶厦政府甚至派遣藏官在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察雅）、江卡（今芒康）等地调集藏兵，阻拦赵尔丰进藏。时值德格土司兄弟争袭，驻瞻藏官暗中干预，又威迫各土司投藏。赵尔丰意识到“川边”局势依然不稳，噶厦政府亦存觊觎“川边”之意，于是力图重新区划“边”“藏”界域。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清政府见藏中对赵尔丰入藏抵触情绪极深，谕令赵尔丰暂时“驻扎巴塘，将察木多拨归管辖，藉为藏援”，[31]以利川军入藏事宜的筹办。赵尔丰趁势向清政府奏请，将“察台以内之乍丫、江卡两台粮员、营汛文武，应并归边务节制，以资联络”。[32] 考虑到保障川军入藏的道路通畅，藏臣对西藏东部已失控驭，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也赞同将察木多、乍丫拨归边务大臣管辖。[33]这为重划“边”“藏”界域提供了契机，成为“川边”疆域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转折。

1909年十月，川军进藏受阻，改由赵尔丰的边军护送入藏，直接推动了边务大臣实际控制区域的扩大。边军兵分两路，南路由盐井西进，深入西藏东南部的桑昂曲宗、杂貐（今察隅）一带。北路转经恩达、类乌齐，疏通三十九族之地，往硕般多（今洛隆硕督镇）、边坝进军，直抵江达（今工布江达）。到次年（1910年）三月，赵尔丰以英人在桑昂曲宗插旗占地为诫，联名赵尔巽，吁请清政府早日议定“川边”全面改流设官的主张，并允准“将边兵所到之地，皆收归边务大臣管辖”，“以乌苏江以东隶边，以西属藏”。[34]赵氏试图通过制度变革和重划界域，达到巩固国土安全、对外宣示疆域主权的目的。为稳定藏中局势，军机处拒绝了赵尔丰的请求，宣称“藏本中朝土地，藏番皆吾赤子，属边属藏，原无此疆彼界之分”。[35]然至此时，历经数年的苦心经营，边务大臣统辖的政治版图已初具规模：东起打箭炉，西至察木多所属恩达，南自云南维西厅阿墩子（今德钦），北至德格与卡热交界处。[36]

随着边军向金沙江西岸的纵深推进，“边”“藏”界域问题再起纷争。因边军进占桑昂曲宗、江卡，联豫致电声明两地皆归“藏属”。赵尔丰对联豫无力守地、又欲争地的行为愤懑不已，致电军机处应将两地归“川边”经营。[37]五月，赵尔丰调驻江达边军回防，意欲收复“西藏不服之地”波密，杜绝英人觊觎之心。联豫又以川军进驻工布，声言波密“原属西藏”，可自行收复。波密归属争议持续到宣统三年（1911年），演变为判定“边”“藏”界址的关键。赵尔丰曾致函赵尔巽，“如将来西藏建省，波密归边，以乌苏江为界，归藏，以瓦合山为界”。[38]六月，赵尔丰最终决定将边军收复的波密归“藏”。

对于“边”“藏”界址西移，噶厦政府从开始就予以抵制，不断通过成都将军、理藩院等渠道向清政府施压，声称“藏地直抵邛州”。[39]清政府促成的“察台归边”，亦遭“藏番”驳斥称“察台经典出自彼族，系属藏地”。[40]争议疆域“系属藏地”是联豫或噶厦政府控诉赵尔丰穷兵黩武、拓土争地的重要理由。而疆域西拓已使“川边”名不符实。地理名称无法与现实疆域对接，应是“川边”名称遭摒弃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康”是从藏文Khams音译而来，川藏疆臣如何获知“康”的地理信息，又为何要改用藏区本土地理名称呢？

地理知识的欠缺是晚清川藏疆臣时常遇到的难题。尽管与实地考察所得诸多不合，各类“旧籍”记载依然是初步认识藏区人文地理的主要信息来源。在各类传世“旧籍”中，《西藏图考》是晚清川藏疆臣经边奏文中多次提到的参阅图籍之一，也是晚清有关西藏舆地知识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纂辑诸书为《西藏源流考》，内称：“西藏古为西南徼外诸羌地……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为‘喀木’，为‘危’，为‘藏’。‘喀木’亦曰康，即今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之地”。[41]西藏为古三危之地，即前述傅嵩炑所言“古康、藏、卫三区”。这一传统地理认知源于康熙帝的见解。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初定西藏后，康熙帝遣员考察江、河源头，详考图籍，载入舆图，颁谕称：“三藏阿里之地，俱入颁图……《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旧注以三危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实，三危者，犹中国之三省也。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42]“三藏”比附古“三危”的说法流传甚广，成为区划藏区地理的权威观点，对后世界定“康”的地理归属影响极深。

雍正《四川通志》最先接受康熙帝的圣谕观点，含混地称：“西藏在工布江达之西，为图伯特国，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叉木多，卫即今之西藏，藏即今之后藏扎什隆布”。[43]“康”的地域范围被界定在察木多地方。这既是受“三藏”说的影响，也应与雍正初年川滇藏划界后，宁静山界址东西两侧分归川、藏的行政归属有关。乾隆初以后，“康”属“藏”的地理认知进一步刻板化。曾驻守察木多的肖腾麟明确以“三藏”等同“西藏”，将“康”列入“西藏”版图：“我朝始分其地（指西藏）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而人因其名之实繁，遂总其名，而称之曰西藏（康为前藏察木多，卫乃中藏拉萨，藏即后藏扎什伦布）”。[44]此后举凡描述“西藏”地理者，基本沿用此说，而略有变化。

直到道光年间，魏源援引年羹尧旧文，称“康”“即四川打箭炉外巴塘、察木多之地，为前藏，亦曰喀木”。[45]之后晚清藏事著述大多效仿魏源，重新界定“康”的境域。这一变化开始改变早期“康”地理信息的主流看法，却进一步强化了“康”属“藏”的地理观念。因而前引傅嵩炑所指“无识者”以“康为藏”的认识，事实上是清初以来传统舆地知识积累和演变的结果。

传统舆地知识不可避免的影响晚清时人的地理观念。作为关外学堂乡土教材，清末关外学务总局编纂的《西陲三字韵语》称：“川藏间，有瓯脱，炉里巴，地廖阔，土三危，此一隅，名喀木，亦曰康……区域广，万山峙，天然界，二千里，西藏卫，东四川，北青海，南界滇”。[46]韵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建构“康”地域认同的意图。但是文献记载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迫使经边者亟需分辨和强调“康”、“藏”之别。摆脱传统舆地知识造成的话语劣势，才可证明“边地”界域划分的合理性。时人亦疾呼，“今日之所最急者，其惟正名也矣。谓宜举宁静山以东迄于炉关诸地，明正其惟我蜀西边境，使不与三藏相淆”，[47]足见“定名称”之紧迫。川藏疆臣遂转向从实地所得的地方性知识中寻求依据。据《康藏卫问题》载，傅嵩炑对“康”“藏”“卫”地理的“新知”主要来自与一位“藏人”喇嘛的交谈。这位喇嘛告诉傅氏：“康、藏人情不同”，“前人相传言汉人以丹达山以东为康，丹达山以西为藏，故相传如此……蕃人知旧书者皆谓印度为卫，不知者不但不知卫，并不知藏与康”。傅氏由此得出结论：“余闻此言，始知康、藏、卫之区域。而华人以康、藏、卫名蕃地，迄今文献不足，无所考证，遂以捕风掠影之谈而强断之，谓前藏为危，即曰卫，其误已甚”。[48]“藏人言藏”，喇嘛的地理知识应较“捕风掠影”的汉文记载更为可信。“康”“藏”人文、地理的差异性有力的回击了传统舆地知识以“康”属“藏”的严重讹误。不过，早在12世纪，“康”已经出现在“蕃人旧书”中，成为藏族传统的人文地理区域之一。[49]所以喇嘛的解释令人质疑，或是因翻译之误，或是喇嘛信口雌黄，抑或原本就是由傅氏虚构出来的。傅氏获取的地方性知识令人匪夷所思，并不比汉文记载准确多少，其用意却是相当重要的。

虽然清政府中枢对川藏交界区域设省之事犹豫不决，地方官员、社会舆论却力主分治设省，建议以“川西”“建昌”等名称命名待建的行省。[50]但是赵尔丰、傅嵩炑执意选择了具有争议性的“康”。这主要是由于“康”被赋予的多重内涵及其潜在优势。傅嵩炑在西康建省折中曾称，“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边地即系康地，康、藏原有攸分，应将疆界照旧划定，以康建省”。[51]以“康”命名新行省是采取“名从古称”的原则，既名正言顺，又契合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对“康”内涵的再阐释，成为驳斥“康”属“藏”误识，突显“康”特殊政治地位的重要言论武器。

内地传统舆地知识无论以察木多为“康”的核心区域，还是称打箭炉以西为“康”境，均在藏人传统地理观念中“康”的境域之内。因而以“康”命名行省，将境域模糊的藏区人文地理名称，转化为界域分明的政区地理名称，可论证拓展后“边地”界域的合理性，迎合川藏边务的现实需求，能够在界域之争中获得有利的话语权。“康”“藏”之别的地方性知识恰又回应和反驳了驻藏大臣、噶厦政府以“康”属“藏”的政治诉求。究其根本缘由，诚如民初查骞所言：“非收还边藏旧地不能援藏，非清画边藏界址不足杜外人觊觎，势所必然”。[52]

在此基础上，傅嵩炑有意突出“康”的主体性，在《西康建省记》行文中常用“康地”“康人”“康语”“康文”等词汇表述，以示与“藏”之别。通过厘清与“藏”“川”的关系，“康”在藏区区域地理格局中“与卫藏并列，形势实自成一区”，[53]又在词意内涵上与四川严格区隔开来。为进一步摆脱“川边”名称造成“康”依附于“川”的惯性思维，傅氏还申明制度变革后的“康”已从“边缘”转化为“中心”，以往“康为川之边，既建省之后，华夏也，则康亦自有边”。[54]因而以“康”定名，意在强调与人文地理层面“自成一区”的“康”的对应关系，突出政治层面的独立性、疆域的完整性与分治建省的紧迫性。

三、结语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分合与重塑的关键时期。为应对日趋严峻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通过制度性变革，将间接管辖的边疆地区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内地化的政区空间逐步取代边疆原有的政治版图。新的边疆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是边疆制度变革曲折进程的缩影。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运用极为混乱，可视为当时各方对川藏边务不同态度的直观反映，也是晚清经营川藏边务长期处于摇摆、不稳定状态的表现。

从“川边”设治，到筹议“西康”建省，清政府中央与地方完成新的纵向分权的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也潜藏着横向分权的矛盾关系。以“西康”取代过渡性的“川边”名称，正是川藏疆臣推动清政府中枢实施分治建省，应对“边”“藏”界域之争，以及证明川藏交界区域制度变革合法性的综合考虑。直到民国时期西康建省之议再起，四川省府曾提请更易省名为“建康”。时人驳斥道，建省需“正其地名”，“昔赵、傅二氏所以正西康之名称，定康藏之界址，老成谋国，悉皆深有用心”，“今西藏问题尚未解决，藏康界线尚未划定，而轻易更改西康省名，影响所及，贻误甚多”。[55]今人以“清末川边新政”概称这一历史事件，严格来说，恐怕也是不够准确的。

“川边”“西康”地理名称的衍生、运用又是晚清各种观念竞争、调和的产物。正如美国学者Lawrence Epstein的评述，“康区既可被看作是一个接触、碰撞的地理和历史区域，也是一个观念的接触地带，大量的新思维在此生成、检验和协商”。[56]近代的“康”几乎是内地边疆地理观中一片陌生的“处女地”。因应不同的政治意图，地理观念被不断择取、赋予和强调，从而建构出新的边疆地理观。为区分“康”“藏”关系，地方性知识受到重视，用于纠正内地传统舆地知识的谬误。边疆政区地理的变动伴随着地理名称的变化。因而从概念史的视角出发，相关地理名称竞争性、歧义性的解读分析，可以同边疆政区地理研究进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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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学界对晚清川藏边务问题研究，参见石硕、邹立波：《康藏史研究综述》，《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7-72。国内外代表性著作包括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Xiuyu Wang. China’s Last Imperial Frontier: Late Qing Expansion in Sichuan’s Tibetan Borderlands,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1.

[2] 地理名称的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融合观念史、社会史等其他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趋向。相关研究案例参见刘复生：《由虚到实：关于“四川”的概念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第128-135页；赵世瑜：《“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54-61页。

[3] 本文所言“边疆”是指晚清时人地理观念中的边疆区域。“川边”也包括在这一区域内。1908年清政府颁给赵尔丰的谕令即称，“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足固川、滇之门户”。参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3页。

[4]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年，第51页。

[5]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都）公记印刷公司，1912年，第1-3页。“卫”是藏文dbus音译，元明时期译为“乌思”，指以拉萨为中心的地区，或称为前藏；“藏”是藏文gtsang音译，指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或称为后藏。清代以来习称“卫藏”。

[6]《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34，同治四年三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页。

[7] 卢梅：《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第100-101页。

[8]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19，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丙申，第855页。

[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5页。

[10]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册，第440页。

[11] 任乃强指出，宁静山以东之四川省所辖地方，称为“炉边”。参见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健康日报社，1942年，第2页。陈志明的说法大致相同：“自察木多以东，巴塘、里塘、甘孜、德格至打箭炉一带，则系属雅州府之地而呼曰‘炉边’者”。参见陈志明：《西康沿革考》，（南京）提拔书店，1933年，第68页。

[12] 《炉边夷务》，《四川官报》1905年第9期，第35页；《蜀西分省刍言（续）》，《广益丛报》1909年第194期，第3页；张其勤：《炉藏道里最新考》，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90-411页。“炉藏”即“炉边”与“西藏”的合称。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册，第185页。

[14]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34，光绪三十年八月戊辰，第117页。

[15] 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278-1279页；杨长虹编著：《凤全家书笺证》，（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05、173页。

[16] 吴丰培辑：《清代藏事辑要续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8页。但是在另一份奏文中，刘秉璋称，“瞻对密迩川疆”。“川疆”似又不包括瞻对。参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第725页。

[17] [清]鹿传霖：《筹瞻奏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第68页。

[18] 《内阁中书尹克昌奏请添设建昌行省摺》，《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8期，第140页。

[1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0页。

[20]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21]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3-95页。

[2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228、424、718页。

[23]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赵尔丰传》，第1页。目前学界对“平康三策”内容的探讨基本依据吴丰培先生的引文。惜笔者拙陋，未能在吴先生列出的参考书及有关清末川藏边务的常见文献中找到原文。有趣的是，1908年康敷容《上赵次帅筹西藏凉山书》称，“今之筹议川藏者，皆曰西藏宜亟经营也，不知经营西藏，必先经营巴、里，经营巴、里，必先经营宁远之大小凉山”。参见[清]康敷容：《筹西藏凉山书》，《西南边疆》，（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11年，第1辑，第239页。康氏的建言几乎是“平康三策”的翻版。因而，在未查实原文出处前，“平康三策”尚存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24]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227页。

[25]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20页。

[26]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54页。

[27]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211页。

[28]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165页。川滇边务大臣设立之初，联豫已有意借筹办西藏新政，强调“边”、“藏”划疆分治之权，奏请仍由驻藏大臣统筹办理宁静山以西军政事务。参见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15页。

[2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288页。

[3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245-246页。

[31] 《宣统政纪》卷9，宣统元年闰二月乙未，第179页。

[3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327页。

[33] 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第79页；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349、425页。

[34]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163-164页。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2册，第127页。

[36]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326页。

[37]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600-602页。

[38]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81页。

[39]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505页。

[4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410页。

[41] [清]黄沛翘：《西藏图考》，（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42] 《清实录》卷829，第6册，第820-821页。

[43] [清]黄廷桂等监修、张晋生等编纂：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史部三一八·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5页。

[44] [清]肖腾麟：《西藏见闻录》，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册，第73页。

[45] [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9页。

[46] [清]赵尔丰：《西陲三字韵语》，《戍声周报》1937年第1-30期，第19-20页。

[47] 《论卫藏与蜀边之不可混》，《广益丛报》1909年第197期，第2页。

[48]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第80页。

[49] 藏文文献常将“康”与“安多”合称为“多康”。参见土登彭措：《“康巴区域”概念辨析》，《西藏大学学报》（藏文版）2015年第3期，第14页。

[5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第925页；[清]姚锡光：《筹藏刍议》，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4册，第5页；《筹藏论》，《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0期，第209页；[清]单毓年：《西藏小识》，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4册，第397页；《内阁中书尹克昌奏请添设建昌行省摺》，《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8期，第140页。

[51] 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504-505页。后世甚至附会“康”为“乐府中之西域文康”。参见[清]曹树翘：《乌斯藏考》，《西南边疆》，（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11年，第1辑，第53页。

[52] [清]查骞撰，林超校点：《边藏风土记》卷1，（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53] [清]董言昌：《察木多宜划入川疆以固边大圉保卫藏论》，《蜀报》1910年第1卷第5期，第23页。

[54] 傅嵩炑：《西康建省记》，第34页。值得玩味的是，藏文Khams的本意是“边地”。参见东噶·洛桑赤列编纂：《东噶藏学大辞典》，（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55] 李亦人：《西康综览》，（南京）正中书局，1946年，第7-8页。

[56] Introduction, Khams Pa Histories: 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 Leidon·Boston·Koln: Brill, 2002.p.2.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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