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 马正辉丨“西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作者简介：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马正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文章在回顾国内学术界对于“西藏抗战史”（即西藏地区民众与团队投身抗日战争）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归纳了这一研究的现状，如这一领域的最早呼吁、现有对象的细化、部分史料与研究成果得到结集等。文章并提出了未来这一研究领域深化的可能发展方向。
关键词 西藏民众 抗日战争研究 1931-1945
从1931年“918事变”以来，短短4个多月内，日本侵略军轻易拿下占领了东三省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广大地区，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使3000多万东北父老成了亡国奴。而就是从此时开始，不愿做奴隶的国内各族人民开始了为期十四年的抗战。而从抗战伊始，我国国内抗战相关研究即成学界关注重点，无论进行史实梳理亦或历史经验总结均已取得学术话语权，站在了正义的制高点，亦为沉痛民族记忆之体现。近年来，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研究的深入尤其是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对于中国的抗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研究，逐渐给予更为客观的评价，也推动了国内外的抗日战争研究，走向越来越深入。笔者仅于“中国知网”仅以“抗战”二字检索，年代起止于1936—2017年，可检索到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文集等研究成果达75200余文之多，且研究数量呈逐年攀升状。然而，纵观国内抗战研究区域与视角，沦陷区与内地抗战相关研究一直为抗战史研究主体，西藏抗战史研究则显薄弱。对于抗战时期受到来自日本、英国[①]等多方面压力的西藏而言，其抗战时期民众与社会团体抗战表现与历史意义之研究，尚未与其历史贡献相匹配。仿佛给人一种“西藏鲜抗战，脱离国家难”之错觉。
就笔者目力所及，就抗战而论，学界当下对于日本觊觎西藏历史脉络梳理已有较为成熟而详尽的研究成果问世[②]，反之，西藏人民支持抗战即“西藏抗战史”的相关研究，则未被充分发掘，甚至还可视为一块未经大规模开发的学科盲区。尽管已有一部分重要研究成果问世，但其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全局性囊括度仍有极大延伸空间与发掘余地。这既是对西藏人民抗战贡献的重视与肯定，也是将西藏抗战史研究更好地统辖于全国抗战史研究之下的现实需求与历史归档使然。是文试就视域可达之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相关研究做一略述。
笔者看来，“西藏抗战史”的相关研究可大体分为三部分：其一，有关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的专述性研究成果。就此选一视角、地域或群体而展开深度剖析或总结性梳理之研究。专门性研究成果，可细化为“西藏抗战史的呼吁与奠基”“西藏抗战史研究对象的细化”“个体人物、团体与文化抗战研究”等三部分。其二，有关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文献资料整理、汇总性成果，保留是时珍贵文献资料与国家记忆，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专门辟有“西藏及藏区僧俗民众拥护支中央抗战”专栏。其三，略有涉及，辅助阐述原研究主题。多为对日本觊觎西藏历史之梳理而辅助性研究。
总体而言，无论从数量亦或研究视角来看，“西藏抗战史”的相关研究和史料梳理，均不如抗战史其它子版块研究（港澳台地区抗战、海外华人抗战等）所取得的成就大。但也不乏学者集国家情怀与历史考量为一体，对西藏地区抗战相关情况做一个钩沉考量，并力图补齐这一抗战史研究短板者。李培林先生提出：西藏地处祖国西陲，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前线相距甚远,没有嗅过战争的硝烟味，也没有像大西南其他各省那样遭受敌机的狂轰滥炸，似乎是置身艰苦抗战之外的“世外桃源”。故一般文献中对抗日战争时期，西藏人民的贡献往往没有提及，这是不应有的忽略。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西藏人民也以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己的特殊方式，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③]学者喜饶尼玛教授亦持相同观点，并以多篇力作推动这一研究境况的改观。
一、“西藏抗战史”的呼吁与奠基
随着抗战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推进，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进一步研究，逐渐产生。大致表现为，从整体上对于西藏僧俗上层支持抗战的初步考察；介绍个西藏的抗日团体，或者对于西藏抗日团体的个案研究；亦有涉及西藏广大民众对抗战表现与反应之阐述等。正因诸研究者着眼点和侧重面不同，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大体勾勒出了一个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或支持抗战的历史场景，复原了西藏藏族同胞与其他兄弟民族共渡国难的史实。
呼吁对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相关研究进行挖掘与整理的率先呼吁，当首推李培林先生《西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一文[④]。其文短而精悍，提出了西藏民众抗战贡献与学界研究不匹配的尴尬。并以抗战开始后，东部沿海全部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西藏民众为保证自东南亚经西藏输送抗战物资至内地道路的畅顺，积极响应全民抗战呼吁，供应运送物资所需的西藏特产马匹，并积极参与物资运输的抗战表现为例。该文呼吁学界关注西藏民众抗战史，可谓“西藏抗战史”的始作俑者。
徐世和等著《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⑤]、唐蓓《略述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二文[⑥]，则是相继而生，成为较早全面、细致考察介绍“藏族人民”即西藏民众、其他藏区及内地藏族群众积极投身抗战的成果，是从“藏族人民”考察的一大力作。
如徐世和等一文指出，“抗战是中华各民族人民以血肉之躯和巨大牺牲建成的丰碑的话，那么，在这一丰碑中有藏族人民添的砖，加的瓦。”[⑦]是文主要以抗战时期九世班禅、摄政热振等上层爱国人士的抗日活动；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的成立及抗战表现；西藏民众维护抗战物资运输路线并直接捐物、参军抗战三部分内容来展示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史实。唐蓓一文，则将研究范围覆盖于较为广泛的藏区，基于史实来考量藏族人民之于抗日战争的贡献。具体到西藏抗战史研究而言，则是对藏族抗战团体“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成立与作为、九世班禅积极支持抗战并身体力行参与抗战、藏区僧俗民众一些具体支援抗战之表现、藏族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等方面做了一些基本梳理。
冯千恩《青藏高原的爱国颂歌——近现代西藏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记事》[⑧]则用短短千余言，梳理藏族同胞在近代抗英、抗日、支持全国解放方面所做的贡献。其中关于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也有一个基本史实陈述：“节衣缩食,捐款捐物,踊跃参军参战,为支持和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在逝世前几天,还起草了一份“告西睡民众书”,号召藏族同咆与汉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同为完成抗日救亡大业而奋斗。”[⑨]
梁伟《西藏各民族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历史贡献》[⑩]与前文相似，但文章内容更为充实而更具说服力。是文也分三个视角来研究近代西藏民众在近代的历史表现与贡献。包括藏族同胞抗英的具体史实、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对全国解放支持与否的两向选择分析三部分。对西藏民众与团体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主要介绍了两个方面：在国家危难时，以九世班禅及贡觉仲尼等高级僧人为代表的“拥护中央领导、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之态度、西藏民众捐款捐物，参军参战，支援抗战之表现。
以上五文均发表于20世纪末21世纪伊始，是对“西藏抗战史”研究的最早呼吁及提出研究命题，更多的是一种草创性、开拓性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广度、资料利用的全面性、研究层面的深度应均有较大提升空间。令人欣慰的是，上述研究可谓正式拉开了西藏抗战史研究之序幕。
二、西藏抗战史研究对象的细化
在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史研究中，必不可绕过藏学研究专家喜饶尼玛教授，喜饶尼玛研究西藏抗战史，其研究成果颇丰，并且涉及面较广。其关于西藏抗战史研究视角大体从藏传佛教的僧人阶层抗日、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藏族民众抗日活动三个层面切入，这也基本囊括了西藏抗战史的研究对象。可以喜饶尼玛的三篇文章，来认识西藏抗战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几个研究对象。
其一，关于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阶层抗日，集中阐述于《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11]一文。是文首先从旅京（南京）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兼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等通力合作促成“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救亡中最高藏传佛教领袖十三世达 赖与九世班禅具体支持抗战的表现、其他高级喇嘛，如贡觉仲尼与罗桑坚赞及诺那活佛等有影响力的喇嘛个体具体性抗战活动三个方面展开介绍；其次对抗战时期，藏传佛教界各地区抗战活动做了大致梳理；最后对藏传佛教界普遍支持或直接参与抗战活动之于藏区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与阐述。文章思路清晰、史论结合，带给读者的不仅是历史概况的震撼，更有对是时宗教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深层次认识和思考。
其二，关于藏族抗日救亡团体的分析介绍，反映于《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评述 ( 1931—1945)》[12]一文。是文目标明晰，即针对在藏族抗日救亡中成立并发挥重要或一定影响的救亡团体。包括1931年成立的“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1932年12月成立的由九世班禅任西陲宣化使的“西陲宣化使公署”、1937年11月成立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1938年成立的“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其他藏族僧俗救亡团体”等展开介绍性研究。介绍的内容大体为这些抗战团体成立的背景、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民众的积极影响等方面。“藏族僧俗抗日救亡团体作为以救国为宗旨的自发性团体，在内地的活动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使更多的藏族僧俗加入抗战行列……使日本侵略者试图利用宗教方式销蚀中国僧人活动的手段间接受到冲击。”[13]
其三，关于广大的藏族民众抗战活动研究，集中体现于《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14]一文。作者认为：“自“九一八”开始至抗战完全胜利，藏族民众参与抗日活动长达１４年之久……藏族民众通过抗日宣传、祈祷胜利、经济支援乃至直接参军杀敌，无一不展现了藏族与其他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舍身抗日的历史场面。而通过这一过程，藏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也进一步得到了强化。”[15]是文先对抗战时期西藏各阶层抗战基本史实进行梳理罗列。如西藏上层九世班禅等具体呼吁宣传国人抗战活动，身体力行捐款捐物之表率、格桑泽仁等组织抗战宣传团体，唤醒广大藏胞抗战意识之努力、拉萨三大寺请求中央政府派兵入藏抗英，联通藏汉公路之要求、邦达·多吉等商人团体以商抗战之表现、藏族青年积极入伍武装报国之史实等。继而阐明这一系列活动所反映的重要内涵，即藏胞国家意识的增强：“藏族民众在全民抗战中，展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正是在全民抗战中，藏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16]
值得注意的是，如喜饶尼玛教授所言：在撰写相关文章时，我注意到记叙藏族民众直接参军参战的材料不多，因此花了极大功夫去寻找。[17]喜饶尼玛《一段尘封的历史——记为抗日捐躯的黄埔军校藏族学生》一文以大藏区为研究区域，将视角集中于“黄埔军校”毕业的藏族抗战男儿。是文虽然简短，考证而得的藏族黄埔男儿也只是黄埔十六期，且青海藏胞居多，仅有：罗桑团月（西康巴安藏族，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学员）几个人，而且毕业后去了西藏（也是为抗战服务，收集情报）……仅仅是十六期的青海藏族学生（未录该期西康、西藏等地藏族）等西藏相关叙述。[18]关于西藏男儿接受黄埔锤炼，并直接参战的叙述虽少，但其研究的潜力与意义无疑是极大的。显然，他们是走上战场，最终血染前线，为他们深爱的国家捐躯，再－次用自己鲜活的生命证明了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缔造和捍卫了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包括西藏在内的藏族男儿以血和身躯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不容侵犯。
此外，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川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则综合研究了四川一地藏族，对于抗战的支持与贡献。王川主持了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2014年度课题《四川抗战历史文献》之《少数民族》卷，他联合田利军教授、朱晓舟博士等共同完成了《少数民族》卷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全书50多万字，全书2015年已通过评审，2017年即将出版。[20]王川还在2015年成都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暨“抗战与成都”学术研讨会等场合，进行了多场《四川少数民族与抗战》的学术演讲[21]，在评述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四川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回族、彝族等对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言行，总结了其历史贡献，以及抗战对于增强中国人意识的作用。
三、个体人物、团体与文化抗战研究
西藏个体人物、团体与文化抗战研究则是考察西藏抗战史一个相对具体化的研究思路与观察视角。相较前人研究，这些研究更多地将研究视角锁定西藏抗战史研究中的个体人物、团体、与其它支援抗战相关内容。包括对以“邦达昌”为例的西藏商人群体抗战研究、抗战团体如“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支援抗战具体表现梳理与历史影响挖掘、九世班禅支援抗战之认识、藏区文化抗战之体现介绍等几个方面。
“邦达昌”等藏商“以商抗战”，成为西藏抗战的一个铁证。西藏大学教授美朗宗贞《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文[22]与何芳芳《论抗日战争时期藏族同胞的以商抗日》[23]一文即为对西藏商人群体与商业活动之于抗战影响的细致解读。
美郎宗贞博士以“文化批评与经济思想史视角，总结评价近代邦达昌家族为首的康藏人民以商抗日对中国民族关系‘命运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历史构建。”[24]之研究目的而展开全文。文章从藏商“邦达昌”“以商抗战”产生背景（即东南物质运输渠道受阻于日本）、四条“以商抗战”之物质运输路线考察[25]、“以商抗战”具体输送物质介绍、“邦达昌”“以商抗战”之供给西南抗战物资，增强盟国间联系，增进汉藏情谊，巩固藏胞家国意识之深层次影响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是文既有史实的梳理更不乏对这一抗战形式的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思考，述论结合、史论有度，将以“邦达昌”为首的藏族爱国商贾抗战义举立体化呈现于读者面前。
何芳芳虽然也从“以商抗战”切入，但更多的地着眼于“邦达昌”“以商抗日”具体参与形式剖析。是文将“邦达昌”“以商抗战”参与形式分为三种：开辟陆路国际交通线、主持创办“川藏贸易公司”、大办贸易输送抗战物资至后方并随之而进行宣传抗战活动。进而得出藏胞不断强化的民族认知与国家认同契机，“充分展现了藏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26]。
关于抗战团体如“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具体支援或参与抗战的相关情况，可结合四川藏学研究所《“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支援抗日侧记》[27]一文了解梗概。是文从此组织成立的背景、在抗战中所发挥的宣传抗战，呼吁抗战，引导抗战力量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此组织存在的历史意义几个方面来看历史上藏族抗战团体的历史抉择。九世班禅呼吁、支援、引导藏传佛教抗战已为学界所认可。在国家与民族存亡之际，班禅活佛本着强烈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怀积极在抗战中发挥宗教领袖宗教号召作用，不仅奔走于藏地更将足迹留于内地与北部蒙古，引导抗战力量响应全民抗战号召，积极抗战。这一史实在《拳拳活佛心深深爰国情——九世班禅大师支援抗战记》[28]一文中有详细介绍。通读全文，九世班禅爱国形象立体而清晰。
周正龙《论抗战期间藏川滇少数民族上层的救亡捐助活动》[29]一文从西藏、川、滇三大藏区来看广大藏胞抗战相关史实。就西藏部分而言，罗列了几个研究对象与具体支持抗战的类型。着眼于九世班禅支持抗战的具体事例、“康藏民众抗敌赴难代表团”的抗战宣传、其宣传效果以及西藏各层对开通“驼峰航线”的支持与捐物资战情况等方面，并做了一些简单介绍。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周德仓《中国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30]一文，则是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大藏区支援抗战相关情况。新闻传播在战时起信息传递、号召抗战、鼓舞士气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言：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家战略大后方的藏族聚居区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特殊贡献，新闻传播也成为抗战的一个“ 方面军”[31]。是文关注区域为包括今天五大藏区在内的大藏区，研究视角则集中于“‘族聚居区与中国抗战’和‘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两个层面”[32]。是文从藏区之于中国抗战的特殊贡献；文化宣传即藏区新闻界抗战的具体体现两方面展开叙述。作者落脚点虽在整个藏族聚居区，但作为藏区最大组成部分，西藏新闻传播研究则成为作者关注重点。作者在是文结尾明确提出：西藏是最典型的藏族聚居区，在抗战时期并未建立起新闻传播事业，但出现了与抗战相关的新闻传播现象，整体态势十分落后。[33]但由于这些新闻传播方式大多为汉文而非藏文而限制了其宣传、号召效果。受区位限制，新闻媒介的宣传多以传递国民政府和内地抗战信息为主，舆论主导意识不强，信息反应相对迟缓。[34]这一切成为西藏新闻界号召藏胞抗战的一些限制条件，但这并不能否认藏区新闻界在宣传和号召藏胞与宗教界参与抗战之史实与贡献。
四、略有涉及与资料汇总性成果
除了以上关于西藏民众和团体抗战专门化研究外，还有其它一些近代西藏相关研究成果也有涉及部分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相关内容。或多或少，或为辅助阐述原研究主体而存在，或为进行一些历史线索梳理之必要性而阐述。
如文首所列学界当下对于日本觊觎西藏历史脉络梳理性研究成果，多有西藏僧俗高层和普通民众抗战描述，但这些辅助性研究大多一带而过，语寡且偏。如《20世纪前半期日本军国主义凯觑中国西藏的历史始末》[35]《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36]《抗战时期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秘史》[37]等文章，虽有对安钦活佛等西藏佛俗人士，面对日本诱惑，内外向抉择陈述与分析，但只是作为日本拉拢西藏佛俗上层的一个实例而列入，并非专门辟一栏而详细介绍，故不在此一一罗列。
除专门性研究、考证成果，及作为服务于其它近代西藏研究主体的部分西藏抗战史研究，还有一类研究成果不可忽略，即与西藏相关历史文献的资料汇总整理研究。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38]、《民国藏事史料汇编》[39]、《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40]等。
其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专辟一个“西藏及藏区僧俗民众拥护支中央抗战”板块，所收相关档案影印件共计39件。这些资料，只是对档案资料归纳和保存，并未有细致考证与研究，需要进行一个专门化整理。《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八册所收“十六、西藏僧俗人民抗日爱国活动（1938-1940）”[41]部分及第九册所收《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西藏问题》[42]既有对英国觊觎西藏、分裂中国的资料汇总，亦有对抗战时期西藏民众与佛俗上层的资料反映，如对九世班禅抗战相关材料的记载等。值得注意的是“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所收西藏相关资料似乎“原汁原味”取自当时的新闻报道或其它渠道，而不做日本人角度的美化与“历史伪造”。是否如此，还需再做慎重对比研究。《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一书大体可视为近代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联系的一个基本线索梳理专著，其中有一部分涉及西藏抗战史相关内容。
以上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汇总整理类研究成果的使用还需进行一个系统的甄别和对比研究，不可单就其中之一而作为西藏抗战史研究的通典。但这些档案资料的汇总和整理工作无疑是令人钦佩和尊敬的，且极具史料价值和研究潜力，只是在相关材料的取舍上应该在学术框架内进行再筛选。
五、未来研究的前瞻
在国家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当今，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研究正在走向精深、专门的新阶段，不仅政治、经济、国共合作抗战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涌现新史料，推出新成果；而且，目前看来，关于西藏民众与团体抗战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对滞后于港澳台地区抗战、海外华人抗战等其他抗战史研究的子版块。滞后的具体表现大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为：
其一，研究区域相对笼统地以西藏概之，具体到西藏某一地区者还可继续精准。地区史的细致而详尽才能造就全国史的完整而鲜活，对西藏各个地区抗战期间相关内容的研究为西藏整体支援抗战增添了内在肌理，也就为全国抗战史研究精细化与具体化奠定史实支撑。
其二，研究对象大多以只占西藏较小比例的佛俗上层为主，而“眼光向下”，聚焦于广大下层民众对抗战的贡献、及对全国抗战持何种态度相对研究偏弱，有待再做考证与丰富。目前已有西藏抗战史研究成果，大多从僧俗上层、抗日团体、显著个人入手，对广大下层民众的真实想法考察和内心趋向，并没有一个深层次的剖析，展望未来，这方面研究应该趋步紧追。西藏是一个高原、民族、宗教交织的区域[43]，这是不可否认，也将会在一定时期长期存在的。一切西藏相关研究，尤其是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相关研究，若撇开这三项而单就其中之一进行研究而欲达全面、客观之研究目的很可能会出现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偏漏。西藏的一切历史是生活于这一热土的人民所创造的，对各阶层的统筹考量才能认识一个完整的西藏历史。
其三，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西藏相关内容应该更多地体现地区亲历者的声音，参考更多的藏族原始文献。虽然大多亲历抗战的藏胞对这段历史或许认识不够全面而具体，甚至大部分下层藏胞由于语言、知识的限制而对抗战相对陌生，但也不能忽略不计。广大下层藏胞的认识或许片面，或许只是机械系地完成上层的摊派任务，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相较于藏区以外，远离历史的研究者而言是可以作为认识这段历史的一个补充项。研究西藏历史，应“以藏看藏，用藏族思维说话”，避免跨时空跨区域的越位思考。对抗战时期西藏社会各个层面所留一切资料的筛选就显得比较重要了。目前看来，西藏、四川藏区及其他藏区的抗战基本史料，还有较大数量藏匿于各地历史档案馆，以及某些当时人的口述史，需要进行大力的收集、严格的整理，分类进行梳理，为进一步的以及，提供基础的史料。无论是热振等积极支持抗战的西藏贵族与中央政府公文往来、私人书信等官方文件，亦或偏执地谋求独立或与国际势力往来的珍贵资料，还有广大普通藏胞，甚至农奴的记忆等均可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思考点。为更为全面地认识这一段历史，这种筛选显得尤为重要。支持抗战有其理由，谋划外附也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因子。对比分析，全面探讨，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指导。
造成这一研究短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全国性的抗战境况下，西藏由于居于中国西南的特殊地理区位，没有出现在抗日战争的前线。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抗战而言，西藏地区的抗战显得平缓，在抗战史研究过程中容易被边缘化。
其二，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政治考虑。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不稳定，若即若离；兼之，英国等国际势力在西藏地区交织，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研究西藏抗战史，必须对此特殊的政治环境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考量。
其三，学者群的建立与壮大。现今进行藏学研究的学者群，日益成阶梯状逐级递增态势，但具体到“西藏抗战史”研究的学者群，研究队伍仍然有待扩容。此外，在年轻人才的培养上，还有较大的工作空间。
其四，语言文字方面的局限。研究一门学科或研究对象，掌握这一学科或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尤为重要。就“西藏抗战史”所归属的“藏学”而言，对藏语的了解和使用，会成为学者进行藏学研究一个瓶颈，突破这一瓶颈的唯一渠道就是掌握藏语文，直接使用藏文文献。
虽然西藏抗战史并非全国抗战史最主要的一块，但也是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西藏抗战史研究，并汇入全国抗战史是对全国抗战史研究的完善，也是抗战史研究的学术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使然。对西藏抗战史的研究和肯定，也可视为对近代西藏地区民众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史实的强化和完善，也是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西藏近代独立”论调有力回击。再者，也是对流亡海外“十四世达赖集团”的一种“以史说话”的规劝，和对其错误言论与思想的回应。同时，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近代以来西藏社会史研究既是一种历史回顾，更是一种“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认同与现实考量。我们绝不应当忘记历史，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思考中国的“民族”定位时，也不应当忘记70多年前的那场争论[44]。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真正从各族人民的长远福祉出发，识大体、顾大局，高瞻远瞩，更加深刻地思考今后应当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巩固国家的统一。[45]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对中华大地上诸民族共同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之肯定，也是对一道所经历的历史记忆之铭记。
笔者相信，西藏抗战史相关史料的进一步搜集整理、进一步的研究，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他必将日益完善成为包括藏学在内的多学科（如民族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西部区域研究等）研究的一个新学术增长点。（限于篇幅，参考文献从略）
来源：《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